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要流派,各个派别都关注妇女生活,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发起挑战,有助于人们完整地理解国际关系。作者将介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流派、核心概念,梳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国际关系学派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妇女;个人的即是国际的

“女性主义( Feminism) ”原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与运动,其核心是要求妇女享有身为人类的完整权利。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女性主义已经具有了全球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几乎同时出版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著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始崭露头角。[1]目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已经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第二代”, [2]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主义者都加入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行列中。

一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流派与核心概念

　　女性主义具有多个理论分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三大主要流派,另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各流派观察世界的角度、分析问题的立场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各不相同。[3]

在三大主要流派中,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2nism)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妇女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权利,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流派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将妇女带入国际关系”和“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妇女”,前者特别强调必须使更多妇女加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后者则展示出“妇女确实已经在国际关系之中”了。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 主张,父权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认为国际关系的传统主题、国际关系强调主题的方法以及出自这些分析的解决方法,全部来自男子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钟情于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一面,认为女性主义必须从女性的经验、观点与立场出发重新规划国际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 Postmodern Femi2nism)反对宏大叙述( grand narrative ) 与传统的两分法,不同意将世界各国妇女看成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强调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与妇女之间的差异,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商、对话,看重倾听与移情合作( empatheticcooperation) ,强调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提出用“关系国际(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取代“国际关系( interna2tional relations) ”。[4]

尽管存在诸多差异、矛盾与争论,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能泰然接受这种分支繁多、观点参差的状况,许多学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有时甚至很难判断某位学者所属的流派。正如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所言:“尽管我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学术风格和所援引经典上有所不同,但比起我们和那些将我们的观点与多数国际关系分隔开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我们之间的不同就很小了。” [5]可以说,女性主义各流派的研究成果构成了一个多面的统一体。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没有单一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向国际关系中未被发现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6]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时,倾向于采取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模式,而女性主义理论则更多地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汲取营养。经过10余年的发展,在争论与互补中,作为整体,“第二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范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 sex)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 femininity) 。

女性主义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性别关系深受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男子被“赋予”了积极、理性、独立、主动、统治、支配等特质,他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在“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 妇女被“赋予”了消极、感性、依赖、被动、被统治、被支配等特质,她们的活动场所被设定在“私人领域( p rivatesphere) ”。男子与妇女、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被建构成为一种权力关系,男子和男性特质居于统治、支配地位,妇女和女性特质被置于被统治、被支配地位。在现实生活中男子和妇女都不是同质的,也不可能与男性特质、女性特质一一对应,但是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每个男子和妇女。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根据传统的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分法,妇女被建构成远离政治的性别,但是“性别关系却从来没有被完全限制在家庭中”。[7]社会性别关系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国家和国际关系体系是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妇女和与妇女相联系的女性特质在此过程中被“驱逐”出国际舞台。

使用社会性别分析,决不意味着女性主义者承认妇女和女性特质本身就比男子和男性特质低微、卑贱,恰恰相反,女性主义者正是拒绝承认这种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反对将妇女与男子、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女性主义者在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同时,十分重视阶级、种族、民族国家等因素在各种社会关系建构中的影响。作为一种反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理论学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主流国际关系提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假设。通过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把妇女与女性特质带回国际关系,“还原”真实、完整的国际关系,创建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国际关系理论。

对国际关系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作用可以概括为:第一,社会性别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社会性别分析凿穿了由“国家”结成的冰盖,强调“个人的即是国际的”,使“人”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显露出来。女性主义指出,妇女与男子都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妇女却一直被“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女性主义各流派都接受一个假设:“妇女的生活是重要的”, [8]她们积极致力于“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妇女,争取在其中“添加”更多妇女,积极寻找赋予妇女权力的途径。

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展现出妇女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彩画面。例如,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强调,外交官夫人在家中为丈夫与他国外交官的会见营造和谐气氛,于无形中推动国际关系车轮的转动;凯瑟琳·文(KatherineMoon)指出,通过满足美国士兵的性欲,韩国妓女帮助美韩两国维持了美国在韩国军事基地的稳定,美国士兵与韩国妓女的关系折射出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9]在女性主义者的呼吁下,战争中对妇女有计划的强奸问题、妇女对战争与战后重建工作的参与和贡献、国际移民中的妇女问题等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99 年12 月,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内的14位女外长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解决世界范围内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10] 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以“妇女、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第1325号决议。[11]这些事例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关系中的妇女。

第二,国际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建构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范畴,对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体系的确立具有深刻影响。权力、安全、主权、国家、自主、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等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都与父权制社会存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子/妇女、国内/国际、有序/无序、自我/他者、敌人/朋友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密切相关,体现出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男性特质。第三,国际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性别是为国际关系带来变革的认识论范畴。要改变国际关系,仅仅在国际关系中添加妇女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转变国际关系产生、传播与重建知识体系的形式,祛除对男性特质的顶礼膜拜。

玛丽·萨万(Marie A. Savance)认为,女性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是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各国妇女之间的团结;女性主义又是民族的,旨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12]在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重建中,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对汉斯·摩根索(HansJ. Morgenthau)现实主义六原则的分析。[1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直指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并已经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例如,女性主义批判传统“权力”定义中强调支配关系的“男性特质”,阐明应从多角度、多层次界定“权力”,提倡“平等”、“合作”、“商谈”与“赋权( empowerment) ”;揭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的局限性,认为“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多重含义,强调“人类安全”,并突出妇女的安全问题。在和平研究方面,女性主义“发现”了妇女在战争中的不同角色,对和平定义的内涵也更丰富,指出“免于暴力”中不仅包括“消极和平”,而且包括“积极和平”。[14]

在从不同角度向主流理论发出挑战、并寻求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女性主义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互动关系也逐渐清晰起来。

二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国际关系学派的关系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等被视为非主流理论。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发展迅速,大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并驾齐驱的态势。尽管主流对女性主义的回应不多,但确有少数非女性主义学者(主要是男性)对女性主义观点表现出兴趣,并介入与女性主义者的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关学者对女性主义的认可、关注甚至不解与误解。这里主要分析其中的4次争论:

第一次是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争论,焦点是女性主义各流派孰优孰劣以及各流派的关系问题。基欧汉著文赞扬了激进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分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强调和平与合作的激进女性主义有合作的可能性,而对后现代主义则多有批评。女性主义者随即表明立场:基欧汉将女性主义各流派分割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一个整体,其显著特点就是为各种不同的论点敞开大门,而这些不同论点反过来又构成一个丰富的、具有包容性的、多面体的新领域。[15]

第二次是与亚当·琼斯(Adam Jones) 的争论。1996年,琼斯在《“社会性别”可以转动世界吗?》[16]一文中指责女性主义者将社会性别等同于妇女,忽视了对男子和男性特质的关注,并将矛头特别指向注重妇女问题的辛西娅·安罗。这场争论向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术提出了社会性别的研究对象问题。不同的女性主义者以不同的态度对琼斯的指责做出了回应。安罗本人强调女性主义意识在研究中的地位,坚持以妇女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 [17]有的学者加强了对男子与男性特质的研究; [18]有的学者则指出社会性别原本就不是妇女的同义词,并严词批评琼斯将自己置身于社会性别影响之外的分析方法。[19]

第三次是与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的争论,焦点为妇女是否天生爱好和平的问题。福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一文,他依据生物决定论指出,“暴力很大程度是男子所为”,“一个真正由女性家长统治的世界相对不喜欢冲突,而且比现在我们居住的世界更协调、更合作”。[20]这个看似支持女性主义的声明实质上违背了多数女性主义者的信念,不仅不真实,而且不利于妇女参与决策,它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提供了借口:如果妇女天生爱好和平,由妇女统治的国家将如何战胜法西斯进攻? 在争论中,女性主义者一方面不承认妇女在本质上比男子更热爱和平,或表示不纠缠于男子和妇女谁更爱和平的问题;另一方面坚持扩展传统安全定义的内涵,并坚决主张妇女参与到安全的活动中去,因为这既是妇女的平等权利,又是妇女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21]

第四次争论是由乔舒亚·戈尔茨坦( Joshua S.Goldstein) 2001年出版的《战争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战争体系是如何相互塑造的》一书引发的。在这一围绕社会性别与战争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相关学者继续了一直存在的对“什么是知识”的辩论。由于戈尔茨坦以“社会建构”来界定“性别”,一些主流学者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将“社会性别”概念政治化,使女性主义分析远离“科学”,最终走进死胡同。后现代女性主义则特别强调,人们的观点是依据他们所处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而变化的,所以应该DIZHI用同一种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所谓现代科学研究方法。[22]

这些争论体现出女性主义者内部以及女性主义者与非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从中可以看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希望女性主义者以可验证的假设来规范与论证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知识从来不是中立的,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不能回答女性主义的问题。女性主义学者以老师很少教给国际关系学生的方法,用源自妇女日常生活的证据来阐释不同的问题。[23]结果,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抽象地讨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是“科学”,或者只停留在诸如“女性主义对波黑战争有什么看法” [24]这样的问题上,而漠视女性主义所提问题的意义与价值。

在挑战、争论与碰撞中,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各学派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

第一,与现实主义的关系。这里的现实主义既包括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也包括以肯尼思·沃尔兹( 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向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指出现实主义对世界的观察是偏颇的、不完整、不现实的,女性主义是要还国际关系以全面、完整、现实的面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几乎没有为女性主义留下社会性别分析的空间。就目前情况来看,现实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批判回应不多。

第二,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关系。从历史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对妇女并不关注,更谈不上友好,无论是提出“永久和平论”的康德还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伍德罗·威尔逊都是如此。从女性主义学者与基欧汉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双方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有相近之处,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双方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特别是在“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科学”等问题上的分歧尤为突出。

第三,与建构主义的关系。女性主义强调国际关系是社会建构的,重视文化与观念的作用,这些都与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一致。在建构主义分析中居于中心地位的认同、权力等问题,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伊丽莎白·普吕格尔( ElisabethPrügl)指出,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相互交流、共同受益,她主张发展“女性主义建构主义( feminist construc2tivism) ”以增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样性。[25]而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梳理的建构主义3个学派中,就包括以斯派克·彼德森( Sp ike Peter2son)和安·蒂克纳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派。[26]

第四,与其他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同处边缘,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关系极为密切。女性主义是一种广义上的批判理论, [27]一方面分享了批判理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体系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出了批判理论忽视性别问题、把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边缘化的倾向。[28]弗雷德·哈利迪( Fred Halliday)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 inklater)也介入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29]女性主义从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摈弃了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成分,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与源自印度贱民研究( subaltern studies)的后殖民理论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矛盾,经过两者的对话,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Sp ivak)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30]作为一个“来自边缘”的流派,如何处理与其他国际关系流派———主流和其他“边缘者”———的关系,这是女性主义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在与其他流派的争论与互动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者得以进一步阐明观点、厘清思路,然后继续前行。

三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前景[31]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巨大变化的产物。国际妇女运动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发展,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国际关系各学派的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敞开了一定的学术空间。苏东剧变的影响极为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原本是仅有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惟一替代选择,但社会主义的****却为各种‘批判的’视角释放出空间,减少了冷战现实主义对界定与讨论国际关系的控制。” [32]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女权主义锐利的批判锋芒面前,现实主义主导的经典国际政治理论暴露出其缺陷”。[33]但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并不顺利,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主流的尝试遇到很大的阻力。安妮·鲁尼恩(Anne S. Runyan)认为,经过10年的发展,女性主义依旧没有找到真正的“家”。[34]在自身理论建设以及与外部的争论中,女性主义者与非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研究者逐渐形成以下3种主要对国际关系中社会性别分析的定位(见表1) 。

首先从第三种定位谈起。应该说,随着社会性别分析的意义逐渐为国际关系学者所认识,非女性主义学者对国际关系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情况必定会有所增加。不可否认,非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性别研究可能会模糊女性主义日程,甚至会挤压女性主义的研究空间。但是,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欢迎非女性主义学者的尝试, [35]并将更慎重、积极地对待非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定位可以吸引更多主流学者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拓展社会性别研究领域,激发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之间的对话,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养料。

应该说,第一种定位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可是如果一直得不到主流学者的回应,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继续无“家”可归,女性主义者主动或被动选择第二种定位的情况就会增加;如果急于获得主流学者更大程度的承认,女性主义学者可能就需要做出更大妥协,或寻求某种折中方案。第一、第二种定位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述:是为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寻找一个“家”,还是“忘掉国际关系”?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妇女研究者就围绕如何将妇女研究整合到现存课程及学术中而进行了大量讨论。经过几年的争论,“纳入主流”的观点逐渐明确: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与教学,这才能使妇女有自立自主的权利;同时还要在男女共存的大学里取得成功,这意味着男女平等。在两者中,由于取得自主权是平等的前提,所以从长远来看,妇女研究需要有一个与主流“分离”的阶段,由此产生出新的机制来。同时它也需要一个与主流融合的阶段,由此向其他团体传播扩展,两个阶段相辅相成才能使妇女研究健康地发展下去。[36]这一整合历史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反映了第一、第二种定位之间的辨证关系,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因此,有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离’家”的建议, [37] “‘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国际关系主流。根据“第二代”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发展的特点,同时以第一、第二种定位为出发点,以不同的方式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或许是现阶段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从学科的研究内容来说,正如雅基·特鲁( JacquiTrue)所强调的,“第二代”女性主义者将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更谨慎、准确地使用这一分析范畴,并借鉴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女性主义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提供经验支持。[38]为了在女性主义与传统国际关系之间搭建一座桥梁,有的女性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数量分析的重要性。女性主义不仅不排斥数量研究,而且希望通过它把社会性别与社会公正的因素结合到主流国际关系中去。[39]桑德拉·惠特沃斯( Sandra Whitworth)总结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 IPPF)等国际组织与社会性别关系的专著、凯瑟琳·文研究美国在韩国军事基地的妓女问题、克里斯蒂娜·陈(Christine Chin)考察马来西亚的外国女性佣人的著述、雅基·特鲁对苏东剧变后捷克的研究都为“第二代”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例证。[40]从学科发展的形式来说,随着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女性主义者需要尽可能有效地整合、利用各种资源,增强与各界的交流以及自身的跨界合作能力,例如建立联系各国学者的网络,大家共同分享研究成果、交流经验、相互鼓励,在为国际关系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为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而努力。同时,如何避免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走进学院化的小圈子,变成少数学者的自说自话,这也是女性主义研究者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派。它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种知识,在争鸣中不断发展,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不可能为其“指出”一条排他性的出路或任何单一性的发展模式,差异性与多样性正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力量来源。

注释：

[1] 1972年,贝雷妮丝·卡罗尔(Berenice Carroll)在《冲突解决杂志》发表《和平研究:对权力的崇拜》,展示了女性主义对“权力”的阐释,此文被认为是第一篇发表在主流国际关系杂志上的女性主义学术论文。Berenice Carroll, “Peace Research: The Cult of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 16, No. 4, 1972, pp. 585 2616.

[2] 有的学者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分为“两代”( Jacqui True,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Postsocialism: The Czech Republic after Commun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也有学者用“第二波”或“第二个10年”来表示。两代的分界点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3] 对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主要流派与各流派的基本观点,国内不少学者都做过详细的介绍,参见:胡传荣:《开放的空间———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共情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 年第6期,第21～25页;李英桃:《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述评》,载《美国研究》, 2001年第4期,第43～63页,等等。

[4]Christine Sylvester, Fem 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 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Christine Sylvester, Fem 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13.

[6]J. Ann Tickner: “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gram? Some Feminist Answer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 March 2005, p. 3.

[7]Elisabeth Prügl,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 y of the 20 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8]Ann Tickner: “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gram? Some Feminist Answer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p. 5.

[9]Cynthia Enloe, B ananas, B eaches &B ases: Making Fem 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9; Katherine Moon, Sex among Allies: M 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 S. Korea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在此感谢王逸舟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韩国留学生朴钟喆先生。他特别告诉笔者, Katherine Moon是一位韩裔学者,根据韩文,Moon应译为“文”。

[10]《14位女外长寻求消除人口拐卖》, 载《北京加5 简讯》, http: / /www. china2woman. com /peking5 /3 /7. htm。

[11]《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 ( 2000 ) 号决议》, S/RES/1325 (2000) , October 31, 2000。

[12]玛丽·萨万是塞内加尔女性主义者。参见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年版,第19页。

[13]J. Ann Tickner, “HansMorgenthau’s Princip 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James Der Derian, ed. ,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66 -67.

[14]参见Annick T. R. Wibben,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ld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B 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Ⅹ, Issue 2, Winter/Sp ring 2004, pp. 99 -104。

[15]Robert O. Keohan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 ”in Rebecca Grant & Kathleen Newland, eds. ,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ynthiaWeber, “Good Girls,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3, No. 2, 1994.

[16]Adam Jones, “Does‘Gender’Make theWorld Go Round? Feminist Critiqu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2, No. 4, 1996, pp. 405-429.


[17]安罗在许多著述中都谈到了妇女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参见Cynthia Enloe, “‘Gender’Is Not Enough: The Need for a Feminist Consciousnes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1, 2004, pp. 94 297。在文中作者指出,“社会性别”本身不足够带来变革并建构出一种更有益、更可信的国际关系学科,确实需要一种女性主义意识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妇女与女童的经验、行动与观念。

[18]例如: Marysia Zalewski, Jane L. Parpart, eds. , The “Man ” Ques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19]参见: Cynthia Web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81 2 101; J. Ann Tickner, “You JustDon’t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4, 1997; Robert O. Keohane, “Beyond Dichotomy: Convers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1, 1998; Marianne H. Marchand, “Different Communities/Different Realities/Different Encounters: A Rep ly to J. Ann Tickner,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1, 1998; J. Ann Tickner,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1, 1998,等等。

[20]Francis Fukuyama,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World Politics, ” Foreign Affairs, Sep tember/October 1998, pp. 24 240.

[21]Barbara Ehrenreich and Katha Pollitt, “Fukuyama’s Follies: So What If Women Rule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9, pp. 118 - 129; J. Ann Tickner, “Why Women Can ’t Ru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ccording to Francis Fukuya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Issue 3, Fall 1999. 在这个问题上,女性主义内部也有分歧,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与出发点与福山是不同的。而且,具体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同意妇女在本质上比男子更和平的观点。参见李英桃:《对女权主义和平研究的几点初步认识》,载《国际观察》, 2005年第2期,第21～29页。

[22]Joshua S. Goldstein, War and Gender: How Gender Shapes the War System and V ice Vers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乔舒亚·戈尔茨坦是《国际关系》(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的作者,对长周期理论有所贡献。

[23]J. Ann Tickner, “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gram? Some Feminist Answer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pp. 1-22.

[24]Marysia Zalewski, “Well, What Is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Bosnia?”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2, 1995, pp. 339 2340. “女性主义对波黑战争有什么看法”中的“波黑战争”也可以换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或其他传统国际关系的重大课题。

[25]Elisabeth Prügl,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 y of the 20 th Century, pp. 6-7.

[26]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4页。

[27]Christine Sylvester, Fem 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 p. 14.

[28]何佩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对安全问题的分析》,载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7页。

[29]Fred Halliday, “Hidden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 in Rebecca Grant & Kathleen Newland, eds. ,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d Halliday, “Gender and IR: Progress, Backlash and Prospect, ”M 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Gendering‘the International’, ”Vol. 27, Issue 4, 1998; Andrew Linklater, “Dominant and Destructive Masculi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1, 2004, pp. 89-91.

[30]斯皮瓦克的《贱民能说话吗?》是后殖民主义的奠基之作。Gayatri Chakravorty Sp 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8.

[31]国内最近一篇探讨女性主义发展前景的文章是王文:《超越两分法: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载《国际观察》, 2005年第2期,第39～41页。作者提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来发展的两种途径:一是与女性主义理论融合,旨在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妇女问题;二是与国际关系学妥协,旨在分析社会性别在国际关系层面的社会建构。

[32]Jacqui True, “Femin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2001, p. 231.

[3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636页。

[34]Anne S. Runyan, “Still Not‘At Home’in IR: Feminist World Politics Ten Years Lat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9, Sep tember 2002, p. 361.

[35]Charli Carpenter, “Gender Theory inWorld Politics: Contributions of a Nonfeminist Standpoint?”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4, Issue 3, 2002.

[36]闵冬潮:《妇女研究在美国、西欧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178～180页。

[37]参见Anne Sisson Runyan, “Still Not‘At Home’in IR: Feminist World Politics Ten Years Later, ”pp. 366 2367。作者在文中谈到了离开主流国际关系之“家”( leaving“home”)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发展的意义。

[38]Jacqui True,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Post socialism: The Czech Republic after Communism, p. 3.

[39]Mary Caprioli, “Feminist IR Theory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6, Issue 2, June 2004.

[40]Sandra Whitwor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4, Reprint (With Alteration) , 1997; Christine Chin, In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 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Malaysian“Modernity ”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Jacqui True,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Post socialism: The Czech Republic after Communism,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