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述评：国际关系学研究与中国外交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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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这个次学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与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的互动，重点是理论和方法。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脱离了国际关系学。从方法上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不能将此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本身。那时，中国的决策过程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也偏低，它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数据也较少。一定程度上，数据来源的不足限制了中国外交政策学者对于研究方法的使用。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们同样负有一定责任。通过对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成果的广泛调查，我发现这个研究领域并不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孤立于国际关系学之外，或被这个大学科所鄙视。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独立性突出显现，同时这个领域降为区域研究的一种。虽然有迹象表明情况可能改变，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仍应从吸纳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实证指标及方法中得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应更多融入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学科，原因不仅是它能从中获益，而是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同样重要。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多年来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它不愿意或不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创建”理论，即不能把“中国案例”纳入到学科辩论中。本文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有助于改善上述状况。

　　上篇：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外交政策——间歇的对话

　　以往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者们不把自己当做社会科学家，他们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布鲁斯•拉金（Bruce D.Larkin）在其有关非洲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的著作中，就马列主义、毛**思想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做过尝试。彼得•万•内斯（Peter Van Ness）解释了中国为何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艾伦•怀廷(AllenS.Whiting)试图对中美苏三角关系做实证分析。阿姆斯特朗（J.D.Armstrong）使用相似的方法，来检验究竟是毛**的统一战线思想，还是面对国际威胁的安全考虑，更能解释中国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学者都在为不同的解释寻找其有力的实证资料，对不同的解释进行了批评性的验证。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颇为精通，但他们之所以持批判态度，是因为这些理论没有提出他们所说的关键变量。阿姆斯特朗拒绝接受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3个决策模型，就是因为它们（至少是前两种理性选择和组织行为模型）无法对受到和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外交政策加以区分。对于研究马列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说，指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是核心问题。但人们仍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与社会科学并无特殊联系。这并不是说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从知识学上来看是孤立的。事实上，区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20世纪50～70年代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纷纷出钱资助区域研究中心的活动，很多学界名人都是经过培训的区域专家。显然那是冷战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晚近的学科，还没有分化出各种派别。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被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者所主导，其中很多人都具有广泛的区域（主要是欧洲）知识或者是对外交史的兴趣，例如汉斯•摩根索、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小伊尼斯•克洛德（Inis Claude，Jr.）、卡尔•多伊奇、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等。他们并不是必然要对区域知识持怀疑态度的人。有趣的是，在最早对发展中的国际关系学的评述里，区域研究以及地区制度、军事战略和核威慑时代的有限战争都属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或次领域。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侧重于决策分析。关于决策的假定必然会需要仔细的实证检验，这反过来又需要对某些国家的深入了解。这或许导致了国际关系学者对区域研究的推崇。纯粹的、演绎性的形式化理论推导和大数量的多个国家的分析刚刚开始。博弈论多半只是在智库中被用来分析核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进入国关学界。而量化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终标志——《冲突解决杂志》（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JCR)直到1957年才创刊，其最早的几期并没有将量化分析作为重点。直到60年代，这本杂志才举办了一次纯理论的研讨会。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学发展为一个专业的领域，对学者的“身份”和“合法性”具有明确的标准，尽管比较有限。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整合就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次领域，它仍然或多或少是中国学的附属品。很少有学者是全职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又同时与国际关系领域保持着联系，艾伦•怀廷和金淳基（Samuel Kim）是例外。结果，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子领域进展缓慢，这方面的学者面临着就业困难。在美国，既受过国际关系理论的训练，又全职从事中国外交政策的写作和教学，并且是政治学系在职人员的不超过15个；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研究性高校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专业的学者提供职位，或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设立职位，如密歇根大学（现职位空缺）、斯坦福大学（现职位空缺）、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似乎陷入了进展缓慢的恶性循环。如今专门从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和教学的人寥寥无几。国际关系学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供应不足，对中国外交政策案例的需求偏低。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专家们同样很少去阅读有关中国的案例并将它们纳入到知识建设中去。与超级大国或欧洲的案例相比，国际关系专业本科教材按照传统并没有多少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案例很难获得，门槛过高，或者这些国际关系学者根本就没有超越跨大西洋世界和欧洲向外看的欲望。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有学者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例如，由于对汉学及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状况不满，金淳基和熊玠（James Hsiung）曾编过一本著作，金淳基主编的系列丛书始终把建立与国际关系学的“桥梁”作为目标。[1]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美国的国际关系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类型是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孤立于国际关系之外的另一个指征。从对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中的文章进行了有关题目和提要的关键词的3次搜索。在3种不同类型的文章中，搜索涉及的某个国家或地区名称，例如美国、欧洲(涉及欧洲或英、法、德)、苏联/俄罗斯、中国或日本。先用关键词“国际关系学+国别”进行搜索，接下来搜索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别”，最后，在美国的三大国际关系杂志（《国际研究季刊》、《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中搜索某个国家。这里的假设是这些杂志中所有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结果显示，在3次搜索中，涉及中国的文章大大少于美欧，仅多于日本。在三大杂志中，少数文章在标题中提到了中国。考虑到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西洋欧洲中心特征，这一点不难理解。只有在《国际安全》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数目超过了苏联/俄罗斯和日本。而在《国际组织》杂志中涉及中国的文章比例最小。总的数据显示，关于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兴趣始终很小。有关中国的文章分为中国问题专家和非专家的文章两大类。这么做是看看，是否是中国问题专家们自己不能或不愿意面向国际关系理论的读者写作。结果表明，《国际安全》上68%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中国问题专家所写，而《国际研究季刊》和《国际组织》的数字分别是33%和38%。这一差别是有道理的，因为与另两种杂志相比，《国际安全》更侧重于政策分析，因而没有理论方面的负担。简而言之，数据证明，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始终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之外。

　　今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这3本国际关系杂志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文章都是在近15年以来发表的。《国际安全》上相关的35篇文章都是1992年以后发表的。《国际研究季刊》上的12篇文章中只有1篇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1987年）出现的，而《国际组织》上关于中国的8篇文章中只有2篇是在90年代以前（1966年）刊登的。《国际安全》的数据表明，在安全研究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崛起”的兴趣正在上升。这个解释对《国际研究季刊》和《国际组织》同样适用。总体看，有关中国的文章在最近10～15年中出现的频率在稳步增加。另外，在非亚洲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中对于中国的兴趣似乎也在上升，这从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包含的中国章节可见一斑。

　　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检视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次研究领域，它并不欠缺理论方法上的多样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长期以来它被孤立于国际关系学理论之外。的确，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多研究方法都绕开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量化研究是例外）；通常，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没有尝试进行国家间的比较并进而归纳出一般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没能成为理论的“制造者”。[2]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完全没有理论和方法。如以今天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反观这一领域，会发现它其实有着丰富的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归纳：

　　1.历史、历史的记忆和认同。近来，国际关系学界对历史的记忆和认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有一种认识是，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是由于那些为了使社会分工固定下来而虚构出的观点才得以形成并强化的。这些过程能够帮助解释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基本思想的起源，例如权力政治、种族冲突、民族主义和规范性压力。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很多文献都专注于这些问题，如中国历史遗产的多样性是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兴趣和选择的？这些遗产包括了从战国时期到“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综合症，再到朝贡制度以及屈辱的世纪。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费正清（John Fairbank）、马克•曼考尔（Mark Mancall）、艾伦•怀廷以及最近的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和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的相关研究。

　　2.古典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有着众多不同分支的理论，它强调了审慎的国家面对鲁莽的国家时（后者受意识形态左右），将采取理性行为获得权力和保障本国安全。虽然在中国外交政策领域并没有哪项研究能成为这个理论的代表，但是很多研究可归在这一范畴下，它们认为中国安全政策多少是出于对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理性的和战略性的反应。

　　3.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物质权力的分布（两极化）限制了国家结盟的选择。对于理解为什么理性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而与一个支配性大国或者国家联盟进行均势对抗，意识形态、历史和国内政治只是第二位的因素，迈克尔•恩-奎因（Michael Ng-Quinn）的阐述极为清晰。约翰•吉廷斯（John Gittings）也认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主要是由当时的两极体系决定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时候它都会被短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所压倒。结构性理论的另一个分支是迪特默提出的战略三角（strategictriangle）理论。虽然他对国家动机的假设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但其理论仍被认为是一个结构模型，理由是他认为国家会根据三大主要力量（majorplayers）的互动来追求关系交换的最大化。

4.新古典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一分支起源于某些现实主义者对结构现实主义的不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态度的变化与国际结构无关，而是由国内的观念因素所决定（如意识形态）。国家对国际结构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中间经过观念和信仰体系的过滤。国家利益可以随着维持现状和修正态度的延续不断变化，尽管对这些利益的追求会受到相对权力的制约。那些长期或可能被贴上东方新古典主义标签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学者们有柯庆生、研究中印冲突的约翰•加弗（John Garver）、艾弗里•戈尔德施泰因（Avery Goldstein）、约瑟夫•卡米莱里（Josph Camilleri）以及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黎安友（Andrew J.Nathan）和陆伯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全面论述，综合了“新现实主义和国际利益分析的方法”，据我看来，也算是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5.以毛**为中心的革命思想。在毛**去世前，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多项研究集中在毛**的世界观和他的思想如何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上。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包括约翰•吉廷斯和阿姆斯特朗的著述。他们的焦点在毛**的统一战线思想如何导致权力政治行为。格雷格•奥列里（GregO’Leary）认为，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中国外交政策行为有意义的指南，而不是现实政治事后的辩护。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变化通常被看做是对战略威胁和机遇做出的反应（例如1969～1972年对美国打开大门），但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变化的马列主义策略。近来，陈健对毛**时期中国的外交史进行了重要研究，对这一文献进行了巧妙的总结。[3]如他所说，毛**时期的中国向所有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挑战，意味着它要质疑和否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合法性，因为在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些都是西方提出来的、对中国有敌意的。[4]金淳基对毛**世界秩序的思想和中国加入联合国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参与改变了双方。联合国得到了合法性，支持规则重新分配的声音也更为强大，至少在初期。中国开始了一个从“体系改革者”向“体系维护者”转变的缓慢过程。

　　6.威慑理论。1949年以来，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多地卷入了军事冲突。一直到最近的10多年，中国经济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重要性才得以显现。因此，大多数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仍是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条件和后果的探讨。这部分文献或明或暗借鉴了有关威慑、强制和危机信号等方面的著作。艾伦•怀廷最早对中国的“威慑等级论（calculus of deterrence）”进行了研究。最近，柯庆生对过去中国使用武力背后的“机遇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逻辑及其对海峡两岸稳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其逻辑表明，一个软弱的中国仍可能及早使用武力，因为将来的军事和政治条件可能会更不利。如果中国对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产生怀疑，那么这种窗口逻辑(windows logic)就会更为突出。柯庆生的著作丰富了威慑理论，它研究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国家间是如何同时可信地发出威慑信号（阻止一个国家对本国的攻击）和保证信号（向那个国家保证，如果它不使用武力，其基本利益就不会受到挑战）。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既是中国使用强制政策也是美国采取对华威慑政策的关键。柯庆生对冷战期间亚洲中苏力量遏制的研究，引用了威慑理论和结盟理论。

　　7.社会化理论和社会学习。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利益的国内和国际的观念根源。这些利益并没有界定，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劝说、社会影响、模仿）建立。这些利益并不是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地位的反映，也不是那些固有的或固定不变的国家利益。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著作《美丽的帝国主义者》（1991）中揭示出，晚至20世纪80年代末，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仍根植于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之中，结果是对个性的揭示很少，对角色的社会化分析居多。但另一方面，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和米歇尔•奥森柏（Michel Oksenberg）有关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著作则表明，这些组织尤其是那些直接负责处理与它们关系的人的社会化程度有助于解释中国对这些组织承诺的持续性。8.建构主义。
    从概念上与社会化和学习相关，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互动如何构建群体内部的认同，后者反过来又用于界定朋友、敌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机构利益。认同还能够确定可接受的外交政策的操作范围。戴维斯•鲍勃罗（Davi***.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约翰•克林根（JohnA.Kringen）的著作暗示了认同的约束作用（以所谓“民族文化”的形式）。然而，建构主义当时并未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雅各布森和奥森柏关于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互动的著作，也提示了被建构主义者称为社会化的过程，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专家与中国负责发展政策问题的专业人士间的互动，有助于发展的新定义和市场化思想的扩散。随着建构主义进入国际关系学，中国外交政策的少数学者在其著作中使用了建构主义的概念。例如，寇艾伦（Allen Carlson）研究了中国领导人对主权观念的理解，主权的某些因素在中国是如何改变的以及中国主权实践中的静态与动态如何影响到主权规则在中国以外的力量。我最新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是如何改变（或不改变，取决于案例本身）利益和合法性行为的概念的。这个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化的微观过程：模仿、社会影响和说服。

　　9.国内政治。大量不同的中观理论都可以归于国内政治的名目，如官僚政治、政治文化、领袖争端解决机制、机制类型和外交政策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常常对国内政治学解释抱有浓厚的兴趣：外交政策对国内要素的要求，如西蒙斯（J.D.Simmons）、柯庆生；派系主义，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国内官僚结构和利益以及对外开放的过程(崔大维)；组织兴趣和对外经济政策（李侃如、奥森柏）；政治认知文化（戴维斯•鲍勃罗、史蒂夫•陈、约翰•克林根）；国内无秩序和对外关系，如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对国内社会政治条件和中国解决边境争端的研究；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方面，有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的作品。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是，怎样证明国内政治因素带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即使数据丰富，这也很难做到。此外，由于中国的决策缺乏透明度，因而一些成功的案例研究（如柯庆生、李侃如、奥森柏和崔大维）需要依靠新的档案资料及相关行为者的大量访谈。理论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还伴随着方法的多元化。很明显，有一些工具应该可以更多地使用，但研究设计仍然是一个问题。

　　10.北京学(Pekingology)。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公开声明、图片和其他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从中得出对外交政策重要的、微妙的理解，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权的“深奥沟通(esotericcommunications)”。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外交多数属于话语而不是每天具体的行动，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研究中苏争端时，这个方法要比单纯地关注行为互动（例如，仅仅通过跟踪贸易和科技互动趋势，无法揭示出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紧张局势）更能及时地发现中苏间的紧张局势。但是，随着马列主义话语重要性的下降，外交政策专业化导致了真正的部门间接触的增加，加上学者们开始使用其他材料来进行决策评估（内部文件、决策者访谈等），北京学的效用也在下降。

11.内部文件和外部档案的利用。内部资料对于重新评估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智慧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毛**建国以来的文稿》一书的出现，导致了对毛**的20世纪50年代东亚外交目标重新评估的著述出现。威尔逊中心有一个国际冷战史的项目，其中有关50年代毛**与苏联领导人互动的资料为寻找中苏争端的根源以及更为精确的时间提供了详尽佐证。在理解中国对美、日友善的深层次考虑方面，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档案资料也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还有一种东西特别有价值，即最近刚开放但很少有人挖掘的苏东档案。现在，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中国的少量档案。中国外交部公开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一些材料，看起来对于理解中国在日内瓦和万隆的多边外交是有意义的。

　　12.行为数据（定性的和定量的）。如上所述，在很多方面，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早期话语十分重要。在中苏争端中，宣传的交锋有其自身的效果，与国家可观察到的行为无关。这种以话语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分析重点，其弱点在于它无法验证意图或倾向与行动之间联系的假设。如果在假设的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就很难看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仅仅在做宣传；在领导人和那些处理中国外交政策日常事务的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着***；或者，国际或国内环境的制约是否妨碍了重点的落实。
13.访谈。与中国决策者座谈的机会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政策过程注入了新的内涵。它使得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能够深入下去：高层决策的结构和专家的作用，例如鲍大可（Doak Barnett）、沈大伟、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研究；技术问题的决策（如贸易、发展、军控）；官僚政治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议程设定和问题界定如何制约政策制定以及形象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偏好，等等。当然，访谈这种方法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有意的隐瞒，或采访者可能暗示受访者什么是“有用的”或“正确的”答案。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人们通常很少关注那些有助于进行高质量采访的技巧。

　　14.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是从大量的文本中提取出有限的内容和含义的一种有效办法。虽然这种方法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使用得较少，却有良好的效果。怀廷、廖（Kuangsheng Liao）、加弗、鲍勃罗、寇艾伦、米勒（Miller）、江忆恩和斯塔克曼（Stockmann）都使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来系统地跟踪外交政策信号，从外部世界发现其隐含的解释。现在，人们用更强大的分析软件来做第一步分析：在一个文本内部或不同文本之间，检查词的共现（co-concurrence）、重点和含义的自发性群组（emergent clusters）之类。

　　总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整体来看不算差，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次领域可以脱离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事实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显得比较简单，过分依赖于单一的方法。

　　

assoln

这篇文章还没看到过，楼主转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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