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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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实在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1920年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即30年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争,5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论战,80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争论。不管其观点如何变化,但其主流理论的变化方向是科学化。

关键词:科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

一

在知识增长的长河中,人类掌握了两种理论思维模式即哲学与科学。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知识不像现在被划分很多学科,而是统一在哲学当中。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个个从哲学中独立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但哲学并没有消亡,至今它在我们的知识增长中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西方近代社会以来文明的特征,有人形象地称欧洲中世纪为信仰的年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冒险的时代,17世纪为理性的年代,18世纪为启蒙的年代,19世纪为思想体系的年代,20世纪为分析年代,意为在现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整体化的背景下,科学迅猛发展和自我反省的时代[1](Ｐ80 81)。


哲学与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规律的两种方式,既有不同的分工,又有不用的特点。科学集中地表现着思维和存在高度统一的维度,哲学则集中地表现着反思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维度[1](Ｐ75)。科学的思辨特点的思辨特点是抽象性、丰富性和难以检验性,其中关键是抽象性[2](Ｐ7 14)。

关于哲学思辨对于科学思想发展的开拓作用,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在《我的世界观》中写道,“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之手从迷雾之中伸出来引导我们,但同时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引离正路坠入深渊。或者换种说法,在探求知识的道路上迈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是一支先遣队,它深入到情况不明的敌方境内布下前哨。我们不能没有前哨,但我们也知识这些前最容易遭到狙击。再打个比方,形而上学并非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建造大厦不可缺少的脚手架。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中可以转变物理学(形而下学)”[2](Ｐ14)。

科学是什么?关于它的定很多,而比较精辟的是英国学者贝尔纳的解释,即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3](Ｐ1 3)。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中,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什么是科学精神,以及如何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和批判精神,最核心的是理性精神,开拓创新”[4]。科学精神崇尚理智,相信自然法则的自然规律;科学精神审慎地对一切加以思考,鼓励人们大胆求设,小心求证,突破蒙昧主义,深入地把握更本质的东西。因此科学精神是哲学与科学的统一,应反对机械的科学主义,坚持辨证的和历史的科学观,科学精神不等同于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原理套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从人类的知识发展史上可以看出,弘扬科学精神至关重要。但如何弘扬科学精神,人们的思路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国盛认为,当代中国弘扬科学精神有两条思路。第一种可以概括成,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就是科学主义,既主张在科学领域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以而且应当在非科学领域普遍使用。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的一思路,也就是自由精神。吴国盛支持第二种思路,他认为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5](Ｐ14 15)。

但蔡曙山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思路。他认为应重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体现对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关怀的人文精神较之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有更本质的规定和更丰富的内涵。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之源。失去了人文精神的指引,科学是盲目的,而为科学的科学,必然失去科学自身的价值[6](Ｐ84)。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能否统一起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实质,“人是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知识就是力量”,人应当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些说法都凸显了人的重要性,人是终极目的,一切都应当为人服务。

科学理性的最大特点是工具理性,这就是把科学作为宰制科学研究对象的工具。培根发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表达的是工具理性的力量。近代哲学以改造控制自然的科学为榜样,按照工具理性的要求,提出了改造和控制社会、人性乃至个人生活的方案。这一方面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世界和改造生活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过分使用,也给人类的当前环境与未来发展罩上了一层阴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就象一对孪生兄弟,是人类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应平衡运用,共同发展。

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同样面临着一个科学化的进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论战。第一次大论战是上个世纪初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流派的论争,双方围绕着人性、战争的本质、实现和平的手段,道德和国际法的作用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可以说双方的观点都属于人文学科内的理念,一方代表了对世界客观现状与未来的悲观认识,另一方更多的反映的是世界的两个层面,即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实主义流派逐渐占了上风,其主流地位一直保持到70年代末,其中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和平的斗争》一书的发表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摩根索以他精湛的历史功底和浓郁的欧洲文化传统,从人性、权力、利益出发,剖析了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他旁征博引,妙笔生花,国际关系在他手下成为一门艺术。但由于其核心概念的模糊和全书缺乏理论体系,人们在欣赏他的大作时无法用其理论去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是60年代科学主义挑战历史主义,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行为主义对政治学的改造使得国际政治学逐渐从“软”变“硬”,使学科的科学性大大加强。本次争论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它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科学主义的宣传,推广和运用,国际政治学在西方终于脱出了旧式的规范阶段,走向了实证研究、真正分析的阶段……只有从行为主义开始,西方国际问题研究才有真正‘分层次’的探讨,专门的理论与专门的政策分工、数量化的比较和计算的观念,以及不太受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的学理‘梳爬’,这是当时条件下人文科学领域每一个重大学说进步的必要条件”[7](Ｐ124)。

但行为主义的冲击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丰富的数据、完善的资料、严谨的逻辑,只是方法上的补充和更新,不能替代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方法不能代替理论。这次论战证明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有益的,但照搬并用于分析人类社会是不能成功的,人类社会是有别于自然界的。要想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取得本质的突破,必须来一场本体论的革命。

但不管怎么说,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的努力在沃尔兹这里大放异彩。他1979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现实主义流派科学化的结晶,其科学性的成就来自于对自然科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借鉴,主要体现是:

第一,概念的具体化与可操作化。把国家假定为经济人,要比从人性出可发可信的多;国家的目的是生存,而不是权力的最大化;从国际的无政府性推出了安全困境。

第二,国际关系的系统观。中心论点为系统结构决定国家行为。从此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形式。

第三,提出了一套严谨的研究议程,据此产生了一系列可证伪假设,对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制定了核心研究议程。根据波普尔关于科学始自真问题这一论断,结构现实主义的真正意义也许是激发了更多政治科学家的问题,并引发了近20年国际关系学界的学理辩论[8](Ｐ6 7)。

西方国际关系的第三次论战是80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双方论战的基点都于科学理性主义,争论的问题是国际进程属不属于体系因素;国际体系的特征究竟主要是国家的物质能力,还是应包括国际制度;国家间关系首要关注的是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由于新现实主义具有趋同的理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研究方法[8](Ｐ12 13),其努力的方向都是高度的科学性,所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最后殊途同归,共同点越来越多,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二者都成为了一种科学性很强的体系理论,具有共同的理性主义学理基底,科学主义研究原则,无政府逻辑的假定以及合作进化和制度作用等研究议题,使这两个主流理论学派不仅成为可以通约的理论,而且产生了所谓的新 新合成[10](Ｐ5)。

三

虽然新 新体系理论具有共时性、客观性、简约性等特征,但由于国际社会具有不同于自然界的特点,使得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在解释与预测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即使对少数重大事件也一样。这使得人们对其科学性表示怀疑。所以关于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基础,除了科学实在论以外,在西方还有解释学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他们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理论构成了很大的挑战。除了科学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学派外,还有重历史、逻辑的英国学派、FaGuo学派、甚至哥本哈根学派。那么是科学出了问题,还是搞科学研究的人出了问题?这里波普尔三个世界的观点能给我们新的启示。波普尔把存在分成三个世界,世界1是物理世界,如物质、能量、一切生物的机体,包括动物的躯体和头脑等等。世界2是人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感受等心理状态和过程,这是哲学中所说的主观世界。世界3是思想的内容,思想内容可以被物质人,成为人造产品和文化产品,如语言、艺术品、图书、机械设备、工具、房屋建筑等等;思想内容也可以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的意识的固定对象,如问题、猜测、理论、反驳、证据等等,统而言之,世界3是客观知识的世界[9](Ｐ203)。

按照这种说法,三个世界既有关联,又不一样,它们的存在都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属于世界3,它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有着其本体论的价值,至于世界3能否完全与世界2、世界1相统一,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这三个世界间的关系应是对立统一、辩证发展的关系。我们平常说的科学意义是世界2和世界3对世界1的发现、改造和预测。而实际上这三个世界间的关系,还有三个世界内的关系都远比我们相象得复杂地多。科学是无止境的,永远是一个追求的过程。这当中既会走弯路,也会有质的飞跃。按照波普尔的观点,科学发明是从问题开始的,正因粉们对新 新理论的置疑,建构主义脱颖而出,当然还伴随着众多的非主流理论的诘难。

建构主义看问题更多的以一种调和的思维来看待三个世界的关系。人们叫它反理性主义也好,弱物质主义也罢,它在本体论上与反思主义趋同,而在认识与上与理性主义靠近。它不光强调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更多地强调事物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温特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否定了以臆体系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他认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造就的,国家没有先验的身份与第一推动,他认为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造就的,国家没有先验的身份与利益。理性主义理论特化了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而温特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无政府性,把它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10](Ｐ143),因此温特的无政府性是文化因素的观点,是对以前体系理论的科学性纠偏。

我们还应注意到,温特保留了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他总结了三条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并加以捍卫,这三条原则是:1 世界独立于个体观察者的大脑和语言;2 成熟科学理论通常是指涉客观世界的;3 即便是客观世界事物不能被直接观察,成熟科学也是指涉客观世界的[11](Ｐ65 68)。

温特要坚持科学实在论不是偶然的,否则的话他也会陷入不可知论或宿命论的泥潭,像急进的后现代主义那样,以其对传统哲学的消解而造成了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和历史观的非决定主义,使得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从而造成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随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1](Ｐ222)。

温特的建构主义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科学化,而非自然科学化。重视社会、国家与个人的能动性,重视体系的文化特征及建构功能。人的回归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多元与包容。由于主客体间关系的被打破,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界限的消融,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国际关系理论将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建构主义只是新一轮国际关系转向的开始,人类知识的增长将是永无止境的复杂化与简约化的统一。目前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处于最前沿的复杂理论预示着新一轮科学革命的到来,或许它能为我们提供国关理论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孙正聿 哲学导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大椿 科学哲学[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刘大椿 科学活动论[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江**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Ｎ] 人民日报,2000 06 07
[5]吴国盛 科学与人文[Ｊ] 中国社会科学,2001(4)
[6]蔡曙山 论技术行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2002(2)
[7]王逸舟 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认[Ｍ]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
[9]赵敦华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秦亚青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Ｊ] 美国研究,2001(2)
[11][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Ｍ]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