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布斯到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思想的古典与当今形态

岸上的猪

　　内容提要:自16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呈现为两大脉流,一脉就是以人性本恶为首要前提的“人性现实主义”,另一脉则是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立论基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历史上,“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开创者是英国大思想家霍布斯。霍布斯以“自然状态论”作为其国际关系哲学的立论基石,并由此推导出有关国际关系本质的核心论述,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尽管霍布斯仅仅是附带谈及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看法,但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其所导致的国际权势斗争)对西方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后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总的来看,近代以来“结构现实主义”思想最为典型的特征,在于将国际无政府状态(尤其是缺乏任何共同规范的无政府状态)置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特有的思想内涵、价值倾向及内在缺陷。


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　霍布斯　沃尔兹　国际政治　思想传统

在现代历史上,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思考的传统源远流长,尤其在16世纪以后,各种有关国际关系的观念、思想和学说更可谓层出不穷,而现实主义思想则无疑构成为国际关系总的思想画卷中几乎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从近代以来,现实主义思想的鼻祖首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但真正首先对现实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系统的哲理性阐述的,则非17世纪英国伟大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莫属。霍布斯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立论基石是“自然状态论”,其目的是说明在一个缺乏公共权威的社会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定是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包括其政治哲学)正是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点,进而推导出其有关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核心论述,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①尽管霍布斯仅仅是附带地谈及对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性看法,但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一大核心要素(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其导致的国际权势斗争)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思想家族中最具演绎色彩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不仅有18世纪FaGuo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和20世纪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而且也包括当代西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创始人肯尼思·沃尔兹。②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近代以来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进行系统地发掘和阐述,从而揭示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科中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蕴涵的传统性,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明确地展现出“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特有的思想内涵、价值趋向及内在缺陷。

一　“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

托马斯·霍布斯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是近代西方“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首要开创者,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之一《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生活的时代是近代英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西班牙无敌舰队对英国的进犯导致其母亲因恐惧而早产,如果按霍布斯的说法,他本人实际上是“恐惧的孪生兄弟”,而这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③霍布斯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的基石是“自然状态论”,它的立论起点是人与人之间在身心两方面能力上的绝对平等:在体力上,最弱的人可运用密谋或者联合他人杀死最强的人,在智力上,人与人之间则更加平等,因为没有人相信其他人能够像自己一样聪明;霍布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在身心两方面能力上的绝对平等必然将会使人人都具有同等的、可以相互毁灭的能力,而这种同等的、可以相互毁灭的能力在缺乏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中必然会导致人际之间永无休止的相互争斗。①首先,人与人之间能力上的绝对平等,必然会使“任何两个人想取得同一东西而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就成为仇敌”;其次,虽然自然状态中可能只有少数人以攻击他人为乐,但那些意识到这一情形的其他人同样会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并富有攻击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能控制的人,”直到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能危害他为止;最后,由于自然状态中有些人以征服扩张为乐,因而“其他那些本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其权势的人们,他们也不能长期单纯只靠防卫生存下去。”总之,在缺乏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中,必定会存在三种导致人际争斗的自然原因,即竞争、猜疑和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名誉而相互侵犯。”霍布斯在他的著作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不仅将必然会导致人际间永无休止的相互争斗,同时也必然会具备三大基本特征:首先,不存在产业、农业、航海、商贸及其他任何旨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实业,因为人的力量和创造力全部都专注于确保自身安全而无暇顾及其他;其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法律及道德上的准则,因为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在自然状态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最后,自然状态是一种真正的“战争状态”,这种战争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实际战斗中,而且更存在于自然状态中人人共知的那种战争意图中,这是一种普遍和持续不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总之,自然状态是没有法律、道德和文明的状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②

既然自然状态中个人的绝对自由权利将导致令人无法忍受的危险,那么该怎样摆脱这种状况呢?霍布斯提出的惟一解决办法是所有的人将他们所有的自然权利都交给他们相约建立的“利维坦”,即一个无比强大、无比威严的公共权威,以此摆脱那险恶无比的战争状态。在理论上,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寻求自我保护创造并服从了“利维坦”,从而结束了人与人之间那险恶无比的战争状态,但这种做法的必然后果就是使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层次上的个人,而由于国与国之间并没有能实现类似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集权,因此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状态必定是一种类似个人间曾经出现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①霍布斯本人曾专门为此而写下过一段名言:“在所有时代中,国王和最高主权者由于具有独立地位,始终是相互猜忌的,并保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了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他们在国土边境上筑碉堡、派边防部队并架设枪炮,还不断派间*到邻国去刺探。而这就是战争的姿态。”②也就是说:同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一样,无政府状态中的各国由于都平等地拥有主权,即拥有着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因而它们同样会为求利而竞争、为安全而猜忌、为名誉而侵犯,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实质上就是一种冷战加热战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霍布斯的逻辑表明国际无政府状态必定会类似于个人之间曾经出现过的自然状态,但他却对那种由此而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同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之比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保留:首先,他认为,那种“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普遍地出现,就任何具体的个人而言,这种状况(自然状态)在任何时代中都没有出现过;其次,由于“他们(即国王和最高主权者)以这种方式(即相互防范、随时准备战争)维持了臣民的产业,所以便没有能产生伴随个人自由行动而出现的那种悲惨状况”。④霍布斯本人就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根本性质做出的两处明显保留实际上意味着:由于主权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并不像个人之间自然状态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因而国与国之间将难以建立起类似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公共集权,国际无政府状态永远是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常态。⑤

二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效应

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立论基点,就在于主权国家同个人的相互类比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同个人之间自然状态之比拟,这一由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之“国内类比”(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ｏｇｙ)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它将秩序的产生完全归结为是由于个体对公共权威的畏惧,而正是这点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继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后,18世纪FaGuo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及20世纪著名的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分别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效应做出了更加进一步的阐述,卢梭及赫兹的理论成就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霍布斯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想内涵,而且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也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创立。

让·雅克·卢梭的“猎鹿寓言”。让·雅克·卢梭是18世纪FaGuo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两部经典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都是对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传世之作。在理论上,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同霍布斯的国际关系思想间差别很小,卢梭同样也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根本原因;不同的是,他认为战争并非自然状态的产物,而是主权国家间相互关系所造成的结果,即“战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②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高度浓缩在他著名的“猎鹿寓言”中:有五个猎人偶然碰到一起,由于非常饥饿,他们同意共同去狩猎一头牡鹿以满足起码的食欲,在牡鹿出没的地方,他们相约围成环状以确保猎鹿成功,但同时他们每人的饥饿感都能因一只野兔而满足;如果在狩猎过程中,一只野兔在一个猎人面前出现,出于理性的自私目的(即确保眼前利益以及对他人不信任),他可能放弃猎鹿而追捕野兔,这样他自己的饥饿感虽能因野兔而满足,但他的行为必然使其他的猎人继续处于饥饿状态中。值得注意的是,卢梭通过“猎鹿寓言”建立的,实际上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不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这一重要命题,即“假如和谐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中,那不仅我本人必须做到绝对理智,而且我必须能假定其他人也都是理智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理性估算的基础”。①按照这一逻辑,无政府状态中所以不存在普遍利益和谐,关键就在于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由于五个猎人谁也无法确定他人是否会放弃猎鹿而追捕野兔(即由于他们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而来的不信任感),因而他们人人都可能以牺牲自己及他人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围猎牡鹿)换取眼前利益(追捕野兔)。对于卢梭来说,无政府状态中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同样会造成个人间“猎鹿问题”在主权国家间重现,即由于各国都无法保证自己能避免战争,因此它们普遍会选择有利时机开战以抢在邻国前面,“所以,有许多的战争,即便是进攻性的战争,其性质与其说是掠夺别国财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以一种不正当的预防性手段来保护进攻者他自己的财产。”②

约翰·赫兹的“安全两难”。在理论上,卢梭的“猎鹿寓言”揭示的,实际上就是由个体间的相互疑惧而导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之生成机理,正是在卢梭思想的基础上,20世纪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对这一机理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并进而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安全两难”概念,从而为我们分析国际政治中紧张、冲突和对抗之生成机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笼统地说,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两难”概念的主要涵义,就是指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自身安全采取的战略有可能会在他国心目中引起有关其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而由于国家无法依靠他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因而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使一国针对他国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不测,而这样通常就导致了各相关国家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③同卢梭的“猎鹿寓言”一样,约翰·赫兹界定的“安全两难”局面的首要成因,同样也在于那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普遍存在的相互疑惧,即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④赫兹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必然使每个个体始终都担心可能被对方侵害、统治甚至毁灭,因而为安全势必会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但这样反过来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势必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而这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原有的安全担忧;赫兹指出,这一由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相互疑惧导致的两难局面,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恶性循环过程,而作为这一过程表征的两难局面,实际上包含了滋生紧张和敌意的逻辑必然性,即由于缺乏对个体行为的有效制约因素,因而无政府状态中个体间的相互疑惧难免导致它们的紧张和敌意升级为对抗和冲突。①也就是说,只要各国作为分立和自助的单元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中,那么这种由各国间疑惧而导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之循环升级就无法得到彻底避免,而约翰·赫兹提出的“安全两难”概念的重大意义,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人性本恶前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并进而由此分辨出国际政治中那作用巨大、且较为持久的结构性因素,而这点正是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逻辑基础。②

三　“国内类比”与国际秩序

在理论上,卢梭的“猎鹿寓言”及赫兹的“安全两难”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思想(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他们的学说明确地表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不管性质如何(即使它们都是“好的国家”),都会受生存的动机以及对他国疑惧的支配,因而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必然为安全进行普遍与绝对的竞争和对抗。③总的来看,卢梭及赫兹的学说虽然大大丰富了霍布斯开创的“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想内涵,但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真正对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符合现代标准的理论性阐述的,则还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无论在思想本质还是在根本逻辑上,沃尔兹创立的国际政治理论实际都相当直接地承继了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

与绝大多数研究者的预计相反,沃尔兹虽声称要创立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他却认为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沃尔兹认为,理论同知识间的关系(即“知识先于理论,但知识又只能从理论出发”)表明了理论的构建必须具备某种“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而这点决定了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对构建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意义,因为在相当广泛而且重要的意义上,当代许多重大问题同样是古典政治哲学家关注的主题,这就使人们能够从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中获益匪浅。①正是因为如此,沃尔兹相信构建国际政治理论的直接途径是提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再系统梳理那些可能给予它的各种答案,而这正是他在那本《人、国家和战争》中遵循的思想方法,沃尔兹在书中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的系统梳理后得出的结论,正是他后来赖以构建其理论的“高明的直觉”和“创造性想法”。②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对沃尔兹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沃尔兹提供了构建其理论所必须的灵感,同时也在于沃尔兹本人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基本判断深受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尤其是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沃尔兹的理论对由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之“国内类比”的依赖上,这种依赖不仅是沃尔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造成主权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之根本原因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他区分“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的主要标准。③

笼统地说,沃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他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得出的最终结论。沃尔兹在这本著作中依据对历史上有关于战争起源不同观点的考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意象”理论,而这里所谓的“三个意象”实际上是有关战争起源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解释来源(即人性、国内结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特性),沃尔兹认为所有的“三个意象”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即“根本原因”(国际无政府状态)和“直接原因”(人性和国内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兹在他的著作中虽然认为所有的“三个意象”对理解战争起源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却特别地强调“第三意象”(国际无政府状态)对我们理解国际冲突的首要性意义,即“由于存在许多主权国家,由于缺乏约束这些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再加上每个国家都是在自己的理智和愿望的支配下看待本国的抱负和不幸,所以冲突(有时导致战争)是必然会发生的”。①应当指出的是,沃尔兹本人对“第三意象”重要性的强调,恰恰使他的理论在有关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矛盾:首先,战争起源之“根本原因”实质上就是使战争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个人或国家那里如果没有出现任何情况,战争同样也不可能发生;其次,由于战争起源的“根本原因”实质上也就是导致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它同样也可以从个人或国家那里找到,因为个人及国家具有的战争能力在普遍意义上同样也可以被看成是导致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②

一般说来,沃尔兹的理论在有关战争起源的问题上蕴含的明显悖论(即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虽然也能从个人或国家那里找到,但他却始终认为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实际是表明了沃尔兹的理论对由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的依赖,因为沃尔兹事实上正是将那种以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为表象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普遍对抗性质,完全归结为是由于主权国家间缺乏一个公共权威的存在。③在理论上,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不仅是沃尔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造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之根本原因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正是他区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根本标准,即“国内政治体系组成部分之间是等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他部分必须服从。国内政治体系是集中和等级制的。国际政治体系组成部分间是平等关系,各国形式上同其他国家是平等的,谁也无权指挥,谁也不必服从。国际政治体系是分权和无政府的”。正因为沃尔兹界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缺乏对武力使用进行有效控制的公共权威的自然状态,因而他明确地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必须要依赖武力生存的自助状态,即“在国与国之间,自然状态就是一种战争状态,这并不是说战争一直在发生,而是说在各国自己决定是否动武的情况下,战争随时可能会发生”;由于国家无法向更高一级的权威求助,因而它们要实现自己目标和维护自身生存,就必须要依靠它们自己的手段,“在无政府秩序中,自助原则是单元行动的必然准则。”①

四　结构现实主义思想评判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史上,无论就历史的形态还是就当代的表现而言,“结构现实主义”思想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尤其是霍布斯式的、缺乏任何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根本决定作用,而这点恰恰也正是决定了“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特有的思想内涵及价值趋向。②

在思想内容上,正是由于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置于理论的核心地位,因而自托马斯·霍布斯以来直至当代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几乎全都是不同程度的“自然状态论者”,即他们都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作为近代西方“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首要开创者,霍布斯依据国家同个人的相互类比明确指出:主权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实质是一种不存在法律、道德和文明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一状态中的国家间必然为竞争、安全和荣誉而进行普遍与绝对的冲突和对抗。③一般说来,霍布斯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在于他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会类似个人间的战争状态,而这到卢梭及赫兹那里已相当明确,对于卢梭及赫兹而言,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不管性质如何,都同样受维持生存的动机以及对他国疑惧的支配,因而国与国之间必然为安全而进行普遍的竞争和对抗。同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相类似,沃尔兹的理论也是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置于其体系的核心地位,国际无政府状态对沃尔兹理论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国际无政府状态解释了为什么单元层次因素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但战争和冲突的发生仍然是同各自为政的主权国家的存在有关;其次,国际无政府状态揭示了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以普世的道义原则为基础,而必须以维护国家在国际权势分布结构中的相对实力地位为首要出发点的根本原因。①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历代“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基本看法,而且使他们几乎都成为不同程度的“国家本位论者”,即他们普遍将国家看作实现国际政治中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根本保障,而这点也正是“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趋向。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霍布斯“自然状态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强调要建立一种拥有绝对主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必要性,因为霍布斯认为人虽然能依据理性的自然法而形成社会契约以期得到和平,但理性的力量并不就足以使人类建立一个确保彼此间相互信任的环境,而惟有依靠对公共权威的畏惧才能在个体间形成一种必要和基本的公共秩序。②在理论上,虽然卢梭及赫兹两人的价值趋向分别倾向于“革命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他们同样将主权国家看作实现国际政治中基本的秩序和正义的关键环节,惟其如此他们才会在著作中反复强调必须对现有国家的内部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作为当代西方首屈一指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沃尔兹同样也认为,由于主权国家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公共权威,因而国家就成为国际政治中秩序和正义的惟一保障,而正是这点使沃尔兹拒绝了那种由第三意象得出的和平方案,即创立一个世界政府,以废弃主权和独立来换取普遍的和平与安全。③

正是因为“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置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因而几乎所有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的根本立论基点实际上都在于那个由霍布斯首创的国际政治之“国内类比”,而这点正是决定了“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特有的理论性缺陷。笼统地说,霍布斯首创的“国内类比”的主要弊病,不仅在于它混淆了国家同个人在根本性质上的重大区别,从而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同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简单地混为一谈,同时也在于它完全将秩序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个体对公共权威的畏惧,从而根本地忽略了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间有存在某种秩序的可能性。①正是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普遍地都具有两大缺陷:在演绎逻辑上,几乎所有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都存在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而这点表现为它们基本排除对国家间的非对立状态及其他良性竞争关系的承认,同时也完全没有能考虑到各种制约国际矛盾、缓和国际冲突甚至促进国际合作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许多场合下往往是非常有力的;在价值趋向上,主要以国际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必然使古往今来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都带有明显的“道德等同论”倾向,即认为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发生是由于它们都同样受到生存的动机及其对他国疑惧的支配,因而国家的行为不存在蓄意侵害与合理自卫之别,同时也不存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事实上这些区别在许多场合下都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一目了然的。②值得一提的是,“结构现实主义”传统的两大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同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某种近乎必然的联系:由于历代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采用的全都是演绎法,因而他们的思想虽极具逻辑雄辩之力和简洁明晰之美,但同时他们也总是将经验内涵极为丰富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加以物化(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仅仅抽取它其中一个特征(尽管这可能是最本质的特征)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以此追求逻辑上的完美,正是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往往都过度关注于国家间相互对抗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同时也具有规范性的一面,这一由研究方法而导致的弊端,在当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尤其在沃尔兹的理论及由此衍生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而这点实际上正是造成“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冷战结束后遭受众多指责的一大根本原因。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