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究:兴起、嬗变及原因探析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　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其中对文化因素考察占据了显要的地位,且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日趋成熟而不断发展为一个重要学术方向。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图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总结、梳理该理论方向的兴起、嬗变历程及其发生的根源,以期推动这一学术问题在新世纪的深入探讨及其学科化的打造。特别是相对于中国,国外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起步较早,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成果,因此对该学术方向研究进行基础性的归纳梳理还必将积极促动中国学者在其学科化发展上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冷战后时代;文化因素;研究现状;原因探析

　　“‘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也因此影响着历史中的国际政治”。①事实上,文化在现实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直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包括国际间交往等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中就有人认为,“没有人对此存在任何争议,即当今国际关系也同样是文化间关系。”②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7年也声称,“今天,文化显然已经变得最为重要”,它作为“我们的文明中最有生气的部分,超出了技术本身的活力”。③冷战后,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宽,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现象是人们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研究已经盛为空前,学术成果也蔚为可观。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研究日益作为一个理论方向不断深入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总结、梳理该理论方向的兴起、嬗变历程及其发生的根源,对于在新世纪深入探讨这一学术问题以及打造这一新兴学科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一　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的文化因素:力量的崛起

　　冷战后,世人对文化或文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倍加关注,实际上与西方的三位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直接相关。在西方学术界,受到冷战随苏联解体而突然终结的刺激,自由主义异军突起。1989年弗·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以及1992年据此写成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以致“1989年以后欧洲政治哲学方面的文章、论著中不提福山名字的很少。”①而作为政治学家的塞缪尔·亨廷顿则基于自身对越来越复杂突出的美国国内种族冲突和白人人口数量日益减少的忧虑,在1993年发表了惊世之作《文明的冲突?》,毫无疑义地也给国际政治领域带来了一次革命性地震。他的高论在欧洲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倒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以及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论。以中国为例,亨廷顿的文章出来之后,中国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撰文予以批驳,为此,1995年王缉思先生还专门主编了一个集子。②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为代表的“美国衰落论”在美国甚为流行,但反对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1990年小约瑟夫·奈发表了《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一书,首次提出了相对于硬权力的“软权力”理论。这三次学术大地震的直接结果就是学者们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果缺少了对文化因素与模式的或是批判或是褒扬的考察,那么显然就十分遗憾地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从而使文章大为失色。福山在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曾说:“我认为亨廷顿以他的‘文明冲突’的思想表现了一种真正的洞察力,因为这一思想突出了文化作为国际社会关系中一种决定性的力量的极端重要性。”③不管历史是否按照福山的逻辑而终结,不管亨廷顿能否如其所愿被以后的历史学家们称为一个新时代的“Ｘ先生”,④以及美国政府是否按照小约瑟夫·奈提出的倡议而能够保持自身持久的霸权,但他们确实做到了在他们之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进行探讨时都再也无法避开谈论文化的因素了。

就中国而言,冷战后较早注意到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并积极研究以及取得突出成果的有王沪宁教授和王缉思先生。王沪宁教授1993年和1994年在《复旦学报》上分别撰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和《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是国内较早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注意到文化因素,并首次把文化提升到“软权力”高度的学者,实开中国国际关系文化研究风气之先河。王缉思先生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一个中国人的视角》以英文形式于1994年被收录在大卫·香博(Ｄａｖｉ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是较早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用文化的视角反观中国对外关系自身的国内学者。该文还从侧面较早地引介了西方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成果。此外,几乎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同时,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先生在1993年6月出版的《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一书中,鲜明地提出“西方基督教商业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宗教背景的文明冲突,仍然是‘诸神争吵’的主题。”⑤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对当代国际文化问题的敏感性和对国际问题的世界级的创见力。

但不管怎么样,以冷战的结束为契机,文化因素已无法避免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的实践中来了。现在国内的学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如资中筠先生曾撰文认为,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对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两国关系从认识层面(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到操作层面(具体的行动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文化关系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强文化关系研究。⑥就文化对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影响问题,王沪宁认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地位的上升,文化问题的敏感性大大加强,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一个动向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两个方面;另一个动向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⑦

二　作为抽象意义的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理论的嬗变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国外就曾有不少学者十分关注文化因素的研究并留下了丰硕的著作。加之后世对文化研究的关注与积累,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研究已相当深入,并有可观的成果。

依笔者管见,在国外,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文化因素的关注至今经历过四次较大的热潮,大致情况为:1.二战期间的浪潮。这一时期主要是美国的“战争情报处外军士气分析小组”(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ｏｒ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Ｗａ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搜罗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如本尼迪科特(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克拉克洪(Ｋｌｕｃｋｈｏｌｎ)、米德(Ｍｅａｄ)等人对轴心国的“民族特性”进行分析,以此研究轴心国国家的作战式样、军队士气的变化趋向等问题。著名的《菊与刀》就是本尼迪科特在这一时期针对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但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以及随后威慑理论的产生,高技术因素使得战争中的文化研究显得似乎用处不大了。因此,二战结束后,文化研究开始退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60年代。2.越战后的浪潮。威慑与遏制的一般理论并未使苏联满足美苏之间的核平衡以及阻挡住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于是许多美国的学者开始怀疑“理性人”(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ｏｒ)的假设。柯林·格雷(ＣｏｌｉｎＧｒａｙ)则总结说:“美国的有限战争升级、反暴动和国家建设理论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结果,除非我们对当地的背景有足够的重视。”而文化理论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两支:一支研究集中于美苏军队不同的组织文化(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一支则集中于研究美苏国家间不同的政治文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3.冷战后的浪潮。冷战的突然结束直接刺激了用文化的因素解释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新的兴趣。冷战后文化理论的研究主要有:组织文化(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研究、战略文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研究和全球文化(ｇｌｏｂ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研究。我们平时对后两者的接触可能比较多。国家安全领域的文化探讨多属于战略文化研究范畴。相比之下,倡导全球范围内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文章比较多,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罗斯诺(Ｒｏｓｅｎａｕ)的《世界混乱:变革与延续的理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文章在广义上都属于这个研究范围内。4.“建构主义”掀起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后现代主义学派中的“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脱颖而出,为当前国际关系文化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可以讲,建构主义并非是研究国际关系文化的专门理论,但它的诞生带来了的国际关系文化研究在概念、方法和视角上的后现代主义革命。它正以全新的概念、独特的视角对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进行着重新解读,从而成为目前国际关系文化研究中的一支重要思想营养来源。建构主义学派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彼得·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的《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1996),江忆恩(Ｉａｉｎ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1995)以及罗伯特·Ｂ.Ｊ.沃克(ＲｏｂｅｒｔＢ.Ｊ.Ｗａｌｋｅｒ)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1993),等等。

对于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作为整体的起步是以后发性、被动性为特征的,突出体现在这种研究是以对“文明冲突论”的撞击式回应为开端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进行自身独立的探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界情况的深入考察,我们辨识到国内的文化研究大体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就是国内学者对亨廷顿文章的回应。以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契机,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普遍注意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这突出体现在王缉思先生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一书。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后,中国学者自觉跟踪时代变化,首先探索到了“民族主义”(其中包括重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内)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并就此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相对于国外较为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三次是90年代末期以“全球化”研究为重点,以对西方“建构主义理论”的评介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作为补充,形成了目前文化研究的热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了“全球化”研究。在整个90年代,随着中国加大、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后,理论界对全球化及其对经济、政治、信息、文化安全影响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成为文化研究在上个世纪末的主要动力。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发表了建构主义理论体系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国际关系学界最终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由于当今国外、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互动越来越密切,中国国内也迅速掀起了对“建构主义”评介的热潮。而且随着对建构主义评介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社会学和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等重大理论课题。①在国际事务现实中,“9·11”事件的突然爆发以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展与深入(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使得中国学者又展开了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再思考。从本质上看,它是文化研究第一波浪潮的继续与深入,但必将推进第三波浪潮的发展,为当前及今后的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整体上看,我们目前关于国际关系文化研究远未形成系统与流派。据笔者见,当前国内国际政治学界就该方面的研究是在两个层面上开展的:一类是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一般性探讨;另一类是对某些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文化因素的考察。从内容看,前者即泛论国际政治/关系中文化因素的文章较多。首先,由于学者们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不一致,造成对“文化”、“文明”术语的使用混乱:有的谈论一般性文化因素,有的讲是政治文化因素,有的强调意识形态因素,有的则强调宗教因素,加之民族主义的探讨也归于文化研究,因而这一类文章的题目较杂,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次,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集中在文化、文明或其他某种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地区或全球层次)中的作用及影响,大家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共识较少。有的甚至干脆把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做个拷贝发表出来。对于后者,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讲,考察“文化与外交”的文章相对较少些,且考察的主要对象大多集中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的大国强国上,而大国强国中,人们的注意力又往往过分集中在美国。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虽与美国及美国文化的独特性(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密切相联,但恐怕最根本的还是与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和存在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美国重心”现象有关。当前国内学者对美国外交关系中文化因素的考察,虽有一些成果,但数量较小,如综述美国的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的、深入探讨美国理想主义传统和“输出民主”战略的、有关冷战后美国文化战略与霸权的、有关美国政治文化及其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等等。王晓德在2000年出版了《美国文化与外交》一书,这是国内迄今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较系统阐述国别(美国)文化与其外交的专著。此外,英国文化与外交实践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2002年计秋枫等出版了《英国文化与外交》一书。

三　溯源与思考

　　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文化研究的勃兴并非偶然现象,它是现实实践(微观条件)和历史客观规律(宏观趋势)的双重背景下的产物。

从微观和具体实践上看,首先,冷战后文化因素的崛起与西方学术界探寻新的范式带来的理论造势紧密相联。冷战的突然终结使自二战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一时陷入了“失语”状态,造成了“范式的真空”。虽然现实中,现实主义以其命题的深刻洞察力、论证的严密逻辑和对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但是面对新时期复杂丛生的社会现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西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引起众多争论的理论或理论倾向。它们的提出为文化因素崛起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显性要素起到了重要的“揭幕典礼”的作用。这些理论或理论倾向除了前面提到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软权力论外,还包括大失控论、民主和平论等。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中充分崛起,又为国际关系文化研究推波助澜。目前,探讨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无专论,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学派、建构主义理论和国际社会学派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文化因素或以文化因素为主要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现实主义者实际上也注意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其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就是体现,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次,任何宏伟的理论都是现实人类生活理性思考的集中反映,同时它也服从和服务于(即解答)人类现实的需要,即理论家试图通过它们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环境和周围人群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他们对各种事物、现象以及变革趋势的深刻认识往往是基于自身对所处环境细微变化的敏感体察中点滴积累起来的。那么冷战后,国际关系学者们开始高度重视文化因素的最直接和最根本来源,无非就在于他们对这一时期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些深刻变化和现象的理解。冷战后的世界政治中发生了许多最具根本意义并直接影响到人们切身生活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原来被冷战期间两极结构所压抑的民族、部族、宗教分歧与领土、资源的争夺交织在一起,使地区国家间的矛盾斗争凸显,成为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直到20世纪末国际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同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所引发的各种冲突成为国际关注的最重要热点之一。“断层线战争”(亨廷顿语)似乎越来越代替传统的战争成为主导性冲突样式。20世纪末,随着美国试图在全球建立古罗马式的“新型帝国”争霸战争的开始(以科索沃战争为标志),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随之美国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都为“文明冲突论”加上了“又黑又重的注脚”,文明间冲突的阴影似乎越来越逼近人类。①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冷战出乎意料地突然结束,使美国以及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欢欣鼓舞之中。自由主义者们借此宣扬这是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相对于“专制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是西方无敌的思想文化吸引力使得貌似强大的苏联一夜间红旗倒地。在经济领域,东亚经济自二战以来作为一个整体奇迹般的快速增长,使东西方学者们在对比东西方现代化模式上,无论是出于溢美或是警惕以及褒扬或是贬抑的预定导向的研究中,都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了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因素的巨大作用及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迥异,引起了广泛的关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太平洋世纪”到来的争论。在社会领域,信息革命的大爆炸、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使文化传播越来越不受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信息和以信息为载体的文化不仅促进了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而且越来越成为国家权力的无形构成。此外,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以及社会主义红旗的依然屹立,使得美国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各种事务,两国交往中的摩擦和矛盾随之上升。从文化角度分析各自对方的战略方针也大大促进了中美关系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

从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看,文化因素参与国际关系当中,并深刻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运作,更是一种事物本身性质要求的体现,以及国际政治演变规律、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这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两极格局的解体使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显性作用成为可能,这是文化在冷战后崛起的最为重大和根本的结构性原因。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在人类各个领域的深入拓展,国际关系出现的社会化趋势在冷战结束的刺激下显著加强,国际系统进程(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速度加快,系统内行为体增多,交互作用日益加强;同时国际国内界限日益模糊,国内系统进程愈加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这是文化因素崛起的国际和国内系统进程上的原因。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极大提高,国际政治的动力变量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多维化。这就使得文化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国际政治运作当中来。依据事物本身的惰性程度,一个社会的变革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依次为从物质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思想文化层次。而日益作为整体的全球人类社会亦不例外。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广泛深入发展,文化因素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成为必然。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系统结构性的力量对国家约束力减弱,使经济全球化、全球性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对国家外部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人类社会的新的组织雏形正在显现,那就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为最重要的权力资源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悄然变化,新型的权力资源和形式正在崛起,而一个国家若意识不到这种变化,那么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它必然在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中无法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新时代里,国际文化资源演化成的最重要的权力将是制度权力、信息权力和一国意识形态对外的强大吸引力。再次,社会的进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的深化以及世界民主化潮流的深入发展使得政治和军事高压、经济制裁的合法性备受挑战,而文化恰恰具备增强武力和经济强力扩张的合法性、道义性的作用。冷战后以和平竞争与协调共存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使国际政治斗争采取了更为迂回隐蔽、曲折复杂的斗争方式,文化领域和以文化为手段的国家利益的扩张、争夺和渗透无疑将构成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二,从事物客观本质上看,利益和文化相向而行,但并不对立。这是由于:首先,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和最终依归,而文化可塑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共识,影响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正如王缉思先生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的前言中所说,“从理论上说,作为国家公民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在实践中,确定国家利益却不得不借助于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必然受制于价值观念、阶级地位、党派背景等社会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国家利益,而是决策者以意识形态为思想框架和观察工具所认识到的国家利益。”①其次,文化不仅可以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同,决定人们对利益追求的行为模式,而且现实中思想观念、价值信仰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因素还可以单独构成国家利益的内涵。因此文化本身也会构成国际冲突的根源。如11世纪开始延续一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既包含了到东方去掠夺财富的利益驱使,同时又包含了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圣地的宗教冲动。对此,黑格尔则直截了当地认为:“它(十字军的东征———引者注)的目的并不是参加的各国企图达到任何特殊利益,而是简简单单地为了要光复这个‘圣地’”。②这方面再如美国的“人权外交”。许多严肃的学者都提醒我们,美国的人权外交并非完全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实利的“遮羞布”。像美国这样实力强大的国家,把本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推广到世界上去,是它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把意识形态的东西看成仅仅是成熟的政治家争夺国际权力时得心应手的工具,那就把它们的作用过分简单化了。文化和道义原则在很多情况下是同国家利益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

第三,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现实来看,冷战后,内政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一国外交决策除越来越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压力之外,也日益受到国内社会力量的左右。首先,国内的各种思想舆论、利益集团乃至普通民众的个人偏好能有更大的机会参与国家的外交决策,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实施。就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认同、宗教意识和感情的复苏受冷战突然结束的刺激,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并直接作用于国家间冲突抑或融合的交往中。因此,考察一国之外交,往往有时需要深入研究其国内的外交思想、政治文化以及更深层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才可能追根溯源得出一个满意的结果。其次,国家间透明度的增强使一国国内的行为越来越成为其国际行为的合法性的论证与说明。一个国家要想在国外具有感召力,让别国听从自己的号令,那它必须在国内以身作则,树立很好的榜样作用,即,在当前一国之国内文化资源力量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意识到国内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摩根索很早就精辟指出,“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政治优势和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术和武装力量的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机构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③

当然,把握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分析世界政治至关重要,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一定要采取理想主义的绝对立场。实际上,如果真要穷究一下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或许最明智的回答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④

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国际关系文化研究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且诚如陈乐民先生所说的那样,把文化(或文明)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这在我们是一种理论尝试,开始时似乎有个多少使人觉得‘文明’与‘国际政治’两张皮的问题……然而,‘文明’既已在‘国际政治’中出场了,那就需要把这个持之有故的问题抓住,并深究下去。我们的理论工作该当把它弄得能够自圆其说。”⑤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这样一种初衷努力开拓,未来我们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研究必然硕果累累,为这一学术方向的学科化发展做出中国学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