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秘史

清水煮音 · 发表于 2008-10-27 09:11:20

春秋战国社区

秘鲁的“光辉道路”

一。秘鲁的小毛**和他的“光辉道路”

前言：从1980年到1992年，秘鲁共产党的“光辉道路”派在古兹曼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以毛**哲学思想和****理论为基础的“人民战争”。如果古兹曼的革命成功，他无疑会成为南美的红太阳和哲学导师。然而，古兹曼的毛式****没有变成一场大众革命，而仅仅流于暴力和恐怖。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的毛式革命今天已经失去了发展和成功的可能性，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不但是贫富悬殊，而且也包括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和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会给无数小毛以可趁之机，不但为那些被排斥到社会边缘地带的群体提供打砸抢的发泄机会，而且可能把这种暴力恐怖活动政治化，使社会陷于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1980年底，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着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把邓小平比作死狗，并自命为毛**思想的传人的，是秘鲁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光辉道路”(SHININGPATH)。

从哲学教授到党内亲毛****派头子

“光辉道路”的领导人是古兹曼(AbimaelGuzmanReynoso)。和20世纪世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胡志明，波尔布特等等)一样，他也有一个投身革命后为告别旧我起的名字，叫冈扎洛(Gonzalo)。他是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开始用这个名字的。在“光辉道路”的党内文件中和*会场合上他都用冈扎洛，党员在提到他是用“冈扎洛主席”。用这个名字称呼这个人本身就代表了敬意和服从，是一种政治表态，只有党外人甚至敌人才用他的本名。

古兹曼在党内有两个称号。一个是“PukaInti”,在南美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是“红太阳”。和**中中国人对毛的敬称相比，少了“我们心中的”这个修饰，略逊了一筹。另一个称号初听上去不那么令人起敬，但却十分生动，叫做香波。香波是用来洗头的，党员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领袖会给人洗脑。
全球资讯榜http://www.newslist.com.cn

古兹曼是非婚生子(生于1934年)，原来由母亲抚养，少年时其生父(是个商人)把他带到自己家，送他进了一所天主教高中。高中时古兹曼成绩优秀，但性格非常内向。

高中毕业后古兹曼进了阿里奎帕(Arequipa)的圣奥古斯丁大学(SanAgustinUniversity)学哲学，在那里他遇见了两个对他的生活和思想至关重要的人。一个是哲学教授罗德里格斯(MiguelAngelRodriguezRivas)。罗德里格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业，自视甚高，周围聚集了一批好学深思的学生，他象康德和黑格尔一样指点他们，并办了一份叫做《人与世界》的杂志，其宗旨是通过哲学思考改造人进而改造世界。古兹曼为这个杂志写过一些文章。另一个对古兹曼有影响的人物是画家德拉列瓦(CarlosdelaRiva)。德拉列瓦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却不是个共产党人，不被秘鲁共产党接受，因为他比他们更共产党。德拉列瓦崇拜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道成肉身了所有为革命成功所必需的美德：不妥协，坚忍，克己，大无畏，贯彻革命的辩证法时毫不拖泥带水。当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后，苏联的颜色变了，德拉列瓦就转向革命烈火仍然毫不屈服地熊熊燃烧的中国。他在五十年代去了一趟这个他心中的圣地，回来后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在那黎明诞生之处》。

从罗德里格斯那里，古兹曼学到了对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有吸引力的那种宏大壮阔而又不着边际的哲学思辨和辩证法概念游戏；而德拉列瓦吸引他的，则是把革命和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的浪漫激情，对原则的执着，对所有与革命无关的事物的不屑一顾，以及对毛**的中国的崇拜。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极其妄自尊大的，而对某些人来说又特别有吸引力的个性。

1960年，古兹曼念完了博士，论文是关于康德的空间理论。可惜的是，古兹曼的革命没有成功，不然秘鲁人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继毛**教诲下的中国人民之后最有哲学修养的民族，从炼钢工人到放羊娃人人都会谈对立统一和一分为二。就在那一年，古兹曼加入了秘鲁共产党。

2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信徒

1962年，古兹曼被聘为秘鲁国立华曼嘎(Huamanga)大学的哲学教授。华曼嘎在秘鲁贫穷落后的阿亚库乔地区，这个国立大学是政府用来培养技术人才，改变当地落后面貌的。但古兹曼另有使命。秘鲁共产党在阿亚库乔地区的组织死气沉沉，古兹曼受命改变这种状况。他抵达后立刻接管了青年工作，领导激进学生做社会调查，和大学周围的贫穷社区联系，利用大学自治的制度和学生组织招募和培养激进分子，为发动革命打下组织基础。

在那些年里，华曼嘎大学的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年青哲学教授那清癯而矫健的身影，飘洒的长发，敞开的夹克(里面从不打领带)，臂下总是夹着一本书，身边围着崇拜者，他们多半是出身于贫苦人家(秘鲁当时上大学不要钱)的大学生，古兹曼的辨证法和唯物主义带领他们从半文盲一下跳到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本事提供答案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速成班让很多同事感到怀疑，但古兹曼根本不信那个邪。1964年古兹曼结婚，新娘是当地党委领导人的女儿，比他小十一岁，也是个忠心耿耿的党员，死于1990年。

古兹曼投身革命时正赶上苏共和**闹派性，毛**要造赫鲁晓夫的反，从苏共手上把世界革命的大权夺过来。在这场全球范围的**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重新划线站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此一分为二甚至为三为四，****夺权不成就另立门户，秘共也不例外。阿亚库乔党部也展开了路线斗争。听命于苏联的一派在党的会议上挂起了马，恩和列的三大圣像。古兹曼深知挂不挂斯大林的相片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就象中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和拜占廷东正教会争论哪些算圣灵哪些不能算以及要不要挂圣像一样，他挺身而出把被赫鲁晓夫在苏联拿掉的斯大林的相片挂在了列宁旁边。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长为秘共亲华派的代表，开始受到**的注意。

从上北京见毛主席到成为秘共的红太阳(PukaInti)

1965年，秘共又面临一个重大考验。古巴共产党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全力扶植下站稳了脚跟，开始向拉美大力输出革命。秘共从亲华派中又分出亲古派，主张立即展开武装斗争。这种“立即行动”论吸引了很多对长期艰苦枯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日益不耐烦的青年。本来**和古共一样，也是主张武斗的，但古巴当时已经投靠苏联并和**交恶，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大骂毛**是老年痴呆，因此亲华派和亲古派在组织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为了和亲古派争夺群众，亲华派也着手进行武斗准备，这正对本来就着迷于毛**的“人民战争”思想的古兹曼的胃口。由于处境危险，党的领导要他立即转入地下，并将他送到中国去培训。

古兹曼究竟是何时去的中国，通过什么途径，由谁安排，在那里呆了多久，这些都还被封闭在近年来避免出头露面的中联部的黑箱之内。西方很多文章都提到他到中国时正赶上**大潮初起，毛**数次接见红卫兵，古兹曼也在人群之中，远远地瞥见了Tiananmen上那轮烤得大地万物不生的红太阳。考虑到古兹曼是从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和冲杀出来的亲毛****派，让他远远见一眼毛主席应该是中联部能办得到的。他本人也一直以此为荣。不过千真万确的是，他在北京一处秘密营地或干校接受了训练，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精神可以变物质到人民战争如何操作各种武器和发动农民分田分地。尽管古兹曼有德国古典哲学的高深背景，他对中国教官再三叮嘱的“只要思想对头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也可以有枪”的江湖绿林唯意志论哲学深以为然。他对结束爆炸训练的最后一课印象也十分深刻，那是中国教官教他们如何巧妙使用炸药，古兹曼说在中国教官手下真是遍地开花，让你无处可遁。

大约在1967到1968年之间古兹曼潜回了秘鲁，很快成为阿亚库乔地区党的领导人。这时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和党内的古巴路线作斗争。古巴路线是照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游击战，以一小撮精干分子组成游击队四处出没，打击政府军，瓦解他们的士气。而古兹曼从中国请来的真经是人民战争，要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轰轰烈烈地闹一场。他斥责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和**当年对格瓦拉的批判一个调子。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转贴）

按说古巴路线已经在拉美经受了考验，是马列主义和拉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倒是古兹曼反而有秘鲁的王明或者“二十八个半”的嫌疑。但秘鲁没有毛**式的地头蛇，加上当时中国的**正使得从拉美到西方的所有左派热血沸腾，谁要反对中国都先要掂掂自己的斤两，所以古兹曼在党内声望日隆。他那哲学教授的派头加上新近从中国取回的真经，使得他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理论大师和指路人，人人都敬畏于他那西方经典(康德黑格尔)和东方玄学(毛**)的结合，他的长篇政治演说和思想教育使那些半文盲的党员们听得既不知所云又如醉如痴。

正是从那时开始，古兹曼的党名“冈扎洛”开始取代了他的本名，党员们也开始用“红太阳”来称呼他。不久，在古兹曼和秘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帕雷德斯(SaturninoParedes)之间发生了期待已久的***。伴随这种***的，是外人永远搞不懂也没有必要去搞懂的“理论分歧”(正如非基督徒永远弄不懂天主教和东正教当年到底为什么争吵一样)。古兹曼给原来的上司戴上“取消主义先生”的帽子，而帕雷德斯则给他反扣上一顶“机会主义先生”，重演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以及**中五花八门的相互革出教门和刻毒诅咒的一幕。

这场“路线斗争”在华曼嘎和其它大学尤其激烈，演变成了一场小型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辩论会讨论会上彼此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攻击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思想—冈扎洛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DADAO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

***之后，两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秘共，都不肯另起党名，都指责对方盗用秘共的名称。好在他们彼此都有自己的刊物，帕雷德斯的秘共是《红旗》，古兹曼的秘共是《光辉道路》，他们自己和外人后来就用这两个刊物的名称来相互区别，称为“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

古兹曼一当上“冈扎洛主席”就正本清源，重新解释党史，以他为界标往前追述历史，划出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并在党内搞整风，干部们都要学习文件，统一思想，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说从1930年党的创始人去世后，秘共就开始犯倾向性错误，一直犯到60年代的帕德雷斯，变成取消主义。在此过程中党内的正确力量不断进行斗争，最终在他冈扎洛主席的领导下才战胜了错误倾向，确立了一条正确路线，从此秘鲁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保证。这段故事读来象是毛**一当上**老大，就在宝塔山下清理**历史，搞延安整风运动的翻版。和毛**一样，古兹曼也为他的党分析秘鲁社会的性质，澄清党的纲领，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说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在目前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古兹曼的整风在党内也有对象。在同一所大学(华曼嘎大学)内，有一个叫卡瓦塔(LuisKawataMakabe)的数学助教，他是由古兹曼发展入党的，也是个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虽然以数学为业，但却像古兹曼一样对哲学入迷，也崇拜毛**，有学生回忆说选修他的课只要读毛著就能拿学分。象毛**一样，他擅长把哲学通俗化。在和红旗派的论战中，他开设了题为“物质与运动”的系列讲座，在两个小时内能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口气讲到秘鲁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使很多在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以及其他派别之间摇摆的学生最终相信光辉道路派掌握了宇宙的绝对真理，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扩大了光辉道路的阵营。他的风头使得外人往往以为他就是光辉道路的领导人。1972年光辉道路派与另一个左派学生组织大学生联盟之间发生了一场武斗，光辉道路派盘据在学生宿舍楼，大学生联盟化了三个钟头攻占了宿舍楼，俘虏了很多光辉道路的人员，但他们没有发现卡瓦塔，卡瓦塔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卡瓦塔在光辉道路派中的威望日隆，使得古兹曼有所猜忌。不久他以卡瓦塔的男女关系问题为借口将他开除出党。

4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转贴）

“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

古兹曼的光辉道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一直处于发展和扩大组织的阶段，还没有展开直接行动。推动这个革命党通过暴力行动在秘鲁社会闪亮登场作政治亮相的，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事件：**结束了**，开始了改革开放，这对无比崇拜毛**的古兹曼来说有如晴天霹雳。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怀仁堂里进进出出的资本家日增，革命家日减。**还和秘鲁的军人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兹曼愤懑不已，认为这是国际共运中苏联赫鲁晓夫之后的又一次变修。有一段时间里他曾经想和阿尔巴尼亚的风中之烛恩维尔霍查接上组织关系，但阿尔巴尼亚人对红旗派更有兴趣，他只好作罢。

古兹曼总结**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用**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斯大林更不彻底，所以他们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在秘鲁，“人民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的秘共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明显是来自于毛**50年代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在国际共运的亲毛派中，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首先认为毛的**不彻底（当时毛还在世），这就是他一进城就全盘摧毁城市文明和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背景。在太平洋彼岸的安第斯山下，古兹曼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可惜略晚了数年，首创权不能归他。

正是在**“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思想----冈扎洛指导思想”成了“光辉道路”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恩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共产主义教会中硕果仅存的先知。

发动“人民战争”

古兹曼发动“人民战争”的社会背景是：自1968年起在秘鲁掌权的军人政权就采取了一些改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如国有化，农业改革，对政治犯循法律程序进行处理等等(古兹曼本人曾多次被捕，但每次都在“光辉道路”聘请的律师的雄辩下获释。1979年一月古兹曼再次因其激进的政治活动和暴力倾向被捕，但他不但请到了好律师，甚至还托人找了几个将军为自己说情，因而很快获释。)秘鲁军人政权的这些变化甚至受到了卡斯特罗的称赞。在多数左派都缓和与政府的关系，寻求在体制内变革社会的时候，只有“光辉道路”认为现政权是法西斯主义，用假改革来剥夺左派用来号召人民的资本。七十年代末，军人政权准备把权力交还给文人政治家，在全国筹备选举，多数左派都准备参加选举，只有“光辉道路”把选举看成大难临头，在秘密地为暴力斗争作准备。党内有一些老战士也受到了“和平过渡”思想的腐蚀，对“人民战争”持有异见，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

1980年春，“光辉道路”的领导核心举行了暴力斗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为了鼓舞士气，古兹曼拿出1850年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马胡买特的生活》(TheLifeofMmahomet)，小说描写几个生活于荒漠的部落如何在坚定信念的激励下征服世界的故事。古兹曼要告诉追随者的是：他们虽然是少数，但最终胜利是在他们这一边。一个月后，“光辉道路”展开了他们声称的“人民战争”和“持久战”。“

光辉道路”的第一次暴力行动是袭击一个乡村的选举站，砸毁选票箱，烧毁选票。他们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一次暴力亮相是1980年六月，组织200人用莫洛托夫鸡尾酒瓶(燃烧瓶的别称)袭击一个区政府。之后，他们对交通和电力系统进行断断续续的袭击，造成交通中断或大面积停电。他们也选择偏僻地区或孤立无援的警察局或地方政府下手。他们的另一个经常性的目标是地区性的选举办公室，摧毁选票箱，杀害官吏和候选人，威胁选民。所有这些暴力行动，被“光辉道路”称为“用行动来宣传。”

光辉道路”的社会基础

“光辉道路”的成员结构和世界上多数共产党和恐怖组织起家时相似，领导集团是既狂热自负又精于策略盘算的小知识分子，普通成员中多数出身于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家庭：破产或入不敷出的城乡小生产者，贫苦农民，以及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沦为社会底层倍受歧视的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一样，“光辉道路”的核心和骨干有著鲜明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背景，而多数成员的政治倾向是粗糙和情绪化的，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自己行动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深入思考，把这个责任完全交托给了党的高层知识分子，在反复的洗脑过程中把党的理论植入自己的内心。尽管党组织有大套理论来论证其政治行动的合理性，但在多数成员那里这种理论被简化成了几句口号。

“光辉道路”的基层骨干中，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大学生占了多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由于秘鲁实行免费上大学，穷人子弟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这些人是带着对社会不公的满腔愤懑进大学的，加上其知识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所以特别容易受在大学中自由传播的激进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自治制度成了激进思想和组织的温床，在“光辉道路”正式亮相之前，秘鲁激进左翼力量在校园中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阅读“光辉道路”早期在大学中活动的材料，中国人会感叹这是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们竟然如此自由自在无法无天！除了大学生外，出身贫穷的印第安少年也是“光辉道路”中活跃的力量，而且是最好战，参加暴力斗争时最无顾忌的。

“光辉道路”既然要发动“人民战争”，就必需在某些地区建立所谓“解放区”。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和毛**当年选择湘赣边界一样，也是那些不但贫穷，而且各种成体制的政治和社会力量都十分薄弱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真空地带。这些地方主要在秘鲁的中南部山地，如阿亚库乔，黄卡菲立卡(Huancavelica)，阿普利买克(Apurimac)和普奴(Puno)。一位秘鲁学者一针见血地说：“没有什么解放区，只有被弃区。”在这些真空(或被弃)地带，一小撮有组织有训练有武装的精力充沛的年青人加上部分力图通过参预政治行动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当地活跃分子足以控制一大片人口和地区。

“光辉道路”在城里是打了就走的恐怖分子，但在乡下无疑得到了部分农民的同情，为他们提供吃住，通风报信，部分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农民为什么会同情这个以小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的恐怖组织呢？这或许是一个对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危机和贫富矛盾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问题。

秘鲁的农业和拉美多数国家一样，长期处于大地产制(种植园制)影响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地产制开始衰落，但土地占有不均的局面没有改变。六十年代末，秘鲁军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剥夺大地产，建立国营农庄，企图以此来把大地产制改造成现代农业。这种改革是一个怪胎：右翼军政权的国家垄断加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国有化的政策。改革非但没有满足许多地区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杜绝了他们进一步改革的幻想，因为改革已经完成了。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受命组织国家农庄的官吏和地方权贵势力勾结，把改革变成中饱私囊的机会，成为农村中新的暴富阶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改革所建立的国有农场效率比过去的种植园更低下，因此1982年后秘鲁政府再来一个私有化，把国有农场的土地分给管理人员和职工。这样，尽管土地数次易手，农民还是没分到一杯羹。在那些特别贫穷的地区，农民对国家政权十分冷淡，对富人极其憎恨，农村中缺乏建设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心理。许多农家子弟接受了一点免费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但在农村找不到出路，在城市又受到歧视，属于典型的边缘化群体，有强烈的****倾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光辉道路”与国家政权、城市、现存秩序和富人为敌的暴力行动被许多农民尤其是青年视为报复和发泄。“光辉道路”招募青少年的步骤常常是以集中强化的政治学习开始，以冈扎洛主席对秘鲁社会的阶级分析为主要教材，把这些青年的愤恨和不满导向特殊的对象。。当通过政治学习，为参加武装斗争做好准备后，组织上会安排他们参加一次军事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新战士会被安排杀死一个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使得他们感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有和组织共存亡。

6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转贴）

然而，“光辉道路”并没能移植毛**的土地革命和建立乡村政权的割据模式。这是因为尽管秘鲁有政府控制薄弱的贫穷地区，但这种薄弱还没有发展到能让反对派从容建立乡村政权的地步，农民也不相信“光辉道路”能正面对抗政府军，帮他们保住分到手的土地。毛**的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然在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多信奉者，但其实只有在中国才行得通。因此，支持“光辉道路”的农民只是通过这种支持来发泄仇恨，并没有什麽长远的政治经济打算。

除了部分农民的自愿支持，“光辉道路”的暴力和恐怖也胁迫了很多农民承认他们所创造的新秩序。一位被”光辉道路”招募的农民的话可以让人们一瞥这个武装的政治组织是如何控制部分农村的：

“同志们很和善，对人有礼貌。他们帮我们赶走那些曾经聚在这里的同性恋者，妓女和罪犯。他们命令这些人离开这里，那些不走的不久就会暴尸于马路上。没有哪个当官的敢出来管。另外他们每个星期召集我们开会，听政治报告。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剥削，让我们知道现在党会来帮助我们。但最好的变化是警察现在不敢欺负我们了，也没有人敢偷东西。你可以把你的汽车放在马路上，不用上锁，放几天都不要紧。”

“光辉道路”没能建立毛**式的农村根据地，但在其他方面却尽其所能地贯彻毛**模式。除了把暴力和破坏合法化理想化之外，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古兹曼的理论是军党合一，军事行动就是政治行动，党在农村的活动是通过武装斗争来体现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照搬过来。一个把这事记录下来的当地天主教传教士因为不了解其背景，还误以为这些戒律体现了宗教道德观念。而在笔者所见到的西方学者论述中也没人提到这些戒律是中国的舶来品。（与此类似的是也没人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的说法来源于毛**）。

在城市，“光辉道路”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所有成体制的社会组织中，“光辉道路”的影响都十分有限。例如，它从未能渗入秘鲁全国性的工会和教职工会中，而这两个组织恰恰在秘鲁城市生活中影响很大。“光辉道路”也极少参加全国性的罢工（难得加入一次就大吹大擂，说它的加入在秘鲁工运史上划时代的云云。）。在这一点上，“光辉道路”也没能贯彻毛**的正确路线：一方面把凡是没有被自己控制的工会一概斥为“黄色工会”，另一方面不妨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身分进行政治活动。在革命的策略性上，古兹曼比毛**差远了。

典型的“光辉道路”战士

“光辉道路”的干部战士们究竟是什麽样的人，过着什麽样的生活呢？一个名叫替娜·罗森堡的研究拉美暴力问题的美国学者在一篇访问记中为读者留下了生动的描绘。

罗森堡访问过秘鲁多次。她有一个叫加非尔的“光辉道路”朋友。加非尔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这在他的同志中并不稀罕（与此类似的是，红色高棉的战士中很多都是乡村少年儿童，当红色高棉打进金边时，城市居民惊奇地看到很多“战士”和他们手上的AK47冲锋枪一样高。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这些“红小鬼”是最凶狠最杀人不眨眼的）。1990年当罗森堡再次和加非尔相遇时，他23岁，已经坐过四年牢，当时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但大部分时间都化在参加老家的武装斗争上。

加非尔把罗森堡领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中。加非尔的母亲一见到这个美国人就开始诉苦：“要是你知道这个孩子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就好了。他的生活中只有政治，现在把他妹妹也带到那个组织里去了。什麽样的孩子才整天什麽事也不干，拿着枪四处杀人？该死的恐怖分子！”她觉得既然儿子把这个美国人带到家里，他起码很尊敬这个外国人，于是说：“你能把他带到美国去吗？”而加非尔对罗森堡说：“我从不指望我妈能理解我的政治活动。她觉悟太低，我改变不了她的思想。有什麽办法，谁让她是我妈呢！我进大学学法律，已经是对她的迁就了！”

8 南美最后一批忠实毛**信徒——秘鲁的“光辉道路”（转贴）

1992年8月，秘鲁警方一举破获“光辉道路”的领导集团，古兹曼本人也被捕。消息传出后，秘鲁全国都象是一颗久悬的心终于落了地，世界舆论也纷纷对这个拉美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报导，就连中国大陆的报刊，也透露出这个恐怖分子60年代曾经在中国受过训练。1992年9月24日，被囚禁在一个铁笼子里的古兹曼会见了记者，发表了著名的“笼中演说”，号召他的追随者将正在展开的第六大战役进行到底。但第二年，他的一封要求和政府合作的信传了出来，使得其所剩无几的门徒四分五裂。至此，“光辉道路”变成了穷途末路。如果说毛**的革命确实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麽古兹曼的“光辉道路”只是一个拙劣的摹仿，一出人见人厌的闹剧，一场不折不扣的动乱。

把“光辉道路”的兴衰放在二十世纪革命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光辉道路”既是革命政党又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说它是革命政党，是因为它有大套理论，要推翻现存秩序，改造全社会；说他是恐怖组织和黑社会，是因为它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置所有道德戒律于不顾，杀人不眨眼。它的个人崇拜也结合了革命党的领袖至上和黑社会的老大崇拜；

它表面上有咄咄逼人的道义优势，谴责社会不公，处处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自己实际上不但是不劳而获、靠用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度日的寄生虫，而且还要破坏它寄生的肌体，在此意义上比寄生虫更坏，是癌细胞；它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但砍起别人的头来更不手软。自己的牺牲成为屠宰他人的理由，自己的生命没有独立的价值，别人的性命更不值钱；

它以“精神解放”为号召，实际上却实现了领袖对追随者的心灵奴役。“光辉道路”用古兹曼思想给信徒洗脑的结果是造就了绝对服从、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领袖支配的群盲；

它自命为代表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其组织是和社会相隔绝和对立的，对“社会”始终怀有戒惧心。“光辉道路”和外部社会之间界限分明，它有一些“外围组织”（如妇女，青年协会等等），既用作联系渠道，也用缓冲地带；“光辉道路”的成员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性伙伴和婚姻对象多半是同志。除了同志，没有或者很少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即使有也是为了党的利益去交朋友。因此，加入“光辉道路”，实际就是加入了一个有特殊利益和心理纽带的群体，党不但控制了成员的思想和政治观点，甚至控制了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把他们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和组织的共同点。

然而，笔者觉得特别值得一提（也是常常被忽略）的，是“光辉道路”的哲学背景和组织发展以及暴力斗争之间的联系。

“光辉道路”是一个极端崇尚暴力的政治组织，其成员在行使暴力时不但毫无顾忌，不分对象（尤其是在后期）而且手段残酷。然而这个组织的理论核心却和暴力初看上去毫无关联，它建立在一种宇宙论（cosmic）哲学之上。古兹曼常常高谈阔论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所谓万物的起源，宇宙的本质，物质运动的规律，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光辉道路”的一个令人炫目的说法是“一百五十亿年（不知所指为何，可能是指太阳系的起源？）的物质运动最导向一个世界大同”，这个世界大同是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政党和军队，也不需要民主的社会。如前所述，“光辉道路”早期的另一个理论家卡瓦塔也是个谈玄论道的高手，能在两小时内从无机物和宇宙起源一直讲到秘鲁社会的阶级结构。

这种玄谈不是用博学来唬乡下人。从现代科学和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今哲学家所谈论的宇宙的“本质”、“本源”和“规律”等等命题是纯粹的假问题，但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这种言说却具有准宗教性质，是盗用科学和理性的旗号去满足人心中非理性的宗教性的渴望。近代以来，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日益世俗化，而共产主义革命的反现代性就表现为它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准宗教政治运动，其宗教性的表现多多，而把整个运动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宇宙论的哲学之上则是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宇宙论哲学以发现了宇宙的终结起源和普遍规律自命，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心智上的巨大满足。每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人都会记得自己经过一番“探索”最终“发现”了这个宇宙真理时的那一刻，那是一种和宗教信奉者终于找到福音和上帝时相似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甚至会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我有了一个世界观了！从此，他们自觉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别人根本不同，他们能把所有毫不相干的事件和现象，能把物质和精神，社会和自然用同一个规律去解释。而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不会令他们反思自己有什麽地方不正常，反而会坚定他们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优越感，这正是那种“上帝的选民”的心理。在实践上，这种高于一切人间戒律的“宇宙的终结真理”把这个政治运动的参加者从所有的道德顾忌中解放出来，正和历史上和现实中种种宗教圣战的残酷和不择手段一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