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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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日本在中国的真实存在

　  2008年05月08日12:13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作者: 本报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编者按：


　　十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如“过山车”般，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如今，随着胡Jintao主席访日，“日本话题”再次“热”起来，凤凰网等网站都开辟了专题，传统媒体也在报道和讨论。


　　在外交场合的握手言欢之外，我们更愿考察两国间更真实更复杂的关系。在本专题中，您将会看到，除仇恨外，日本在中国还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存在和影响。


　　在这组专题中，您还会看到两个肯定不会成为现实的命题：《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第11版)。尽管是“不现实的想象”，但也许会给彼此带来更多冷静。


　　对中国来说，如果放大仇恨，对日本过多“误读”，只能伤害自己，同样，如果日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也将伤害其自身。


　　我们希望，这组专题能给中日两国人提供更多样化的观点和视角。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山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政论家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


　　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已蔚为大观。


　　既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21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2366亿美元，与817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珀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属一公司，仅因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决定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2007年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62亿美元，明显低于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99.71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在香港一地的投资就达76.8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它们总是严重地附着于政治。200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4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重掀起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


　　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DIZHI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无法DIZHI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DIZHI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DIZHI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DIZHI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DIZHI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DIZHI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DIZHI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两个不同的文明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在2007年4月温Jiabao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 游*，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5月4日，胡Jintao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FaGuo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作者: 本报特约撰稿 【日】加藤嘉一 发自日本


　　-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


　　-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


　　-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也想参考一下。”


　　石原都知事今年1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180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


　　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


　　“日本会死亡吧”


　　“不能生活了！不能去学校了！不能刷牙！没衣服和鞋子穿！没手表，看不了时间了！不能用iPod听音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能吃食堂的沙拉了！街上的灯光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中国)东京就暗了，认不出店了！生活没有电脑了！也没有手机了，因为充电器是中国制的！”


　　佐藤明在东京工作30年，在他看来，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老百姓不少。最近在日本，有一个概念特别流行，即“格差(Kakusa)”，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格差”是收入的差距。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而正逐步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恰恰是最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如果中国产品消失，生活应该难以为继了。有钱人还可以，他们能承受高价格的压力，但更多的老百姓将遭到巨大的困难，包括我。”在大阪某所高中教书的和田老师说。


　　生活难以继续的背后，是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会死亡吧。”高盛集团分析员德田这样描述中日经贸联系中断后可能的情形，“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从国外进口对老百姓来说最迫切的粮食和食品，导致恶性循环。”


　　“企业将受到巨大打击”，面对“如果日本失去中国”的命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对此命题的第一反应。


　　“对日本而言，中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的加工厂，更是正在成型的巨大消费市场，它为确保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目前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分析员朱晖说，“中日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空间，在产品、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等等多方面都是如此。由于面对着北美、欧洲两大经济共同体的强烈挑战，日本如果无法与中国构成共同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新发布的《2007中日贸易》报告，2007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包括香港)占总贸易额的20%以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雇用的员工总数大约1000万人。“日本离不开中国”这一说法，也许中国人更愿意听到，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恐怕确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中国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了中国，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今天日本的“舆论过程”或多或少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政界，无论对中间偏右的、偏左的，还是极右的、极左的、中立的，对每一个派阀或政客来说，“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卖点”。对“中国”不表示“立场”，基本不现实。绝对的反华，在日本似乎已经不是“主流”，但对华强硬派，就是汉语中说的“右翼势力”依然存在，并与“亲华”势力抗衡，大造对华舆论。


　　今天日本政界的“对外战略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巩固日美同盟的同时，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主流；第二，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对中国也保持强硬，成为拥有正式军队的“普通国家”；第三，与美国拉开距离，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三种观点，都与中国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换言之，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媒体就更需要“卖点”。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图书，“中国问题”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对日本媒体来说，如何抓住读者、观众的“心意”是最迫切的任务。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众多：政治、安全、历史等问题直接涉及到民族情绪，经济、食品、卫生等问题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民众对“对华报道”的关注度相当高。在这样情况下，媒体出于利益至上的考虑，常常做出煽动性报道。媒体越煽动，民众越关注，而民众越关注，媒体越煽动。


　　“尤其就右翼媒体而言，只要用上‘中国’一词，读者就会买。他们是靠‘中国’生存的。假如失去了中国，他们就会立刻倒闭。”日本某家杂志的编辑说。


　　同样，对日本的文化出口来说，中国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由于知识产权等问题存在，两国文化产业之间的顺畅、健全的交流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它客观上对推进日本的“软实力”，具有战略价值。日本出产的文化产品，中国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西方人却只对其中一小部分产生兴趣。许多日本电视剧的观众、日本小说的读者、日本电玩在中国有多少粉丝，假如失去这些粉丝，那么日本的多数文化产品都将失去大部分受众，成为只有日本人自娱自乐的东西。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共鸣的国家，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交流，决定了双方都已经成为对方文化的最好诠释者。或者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朱晖说。


　　“日本不能承受失去中国的压力。这个题目本身，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周陶沫说，


　　我们日本人做了多少准备？


　　不过，难道日本真的不能失去中国了吗？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知数”日益增加，今天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日本今后真的能够有效引进中国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并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长久吗？日本的企业文化能接受个性相当强的中国员工吗？中国员工愿意进入要求集体主义的日本企业吗？日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早晚要大量引进海外的劳动力？心理准备好了吗？


　　有部分日本媒体预测：“不等北京奥运，中国经济泡沫就已经开始崩溃。”5月3日的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也提出了“覆盖中国的5个风险”，包括“低成本中国”的终结、投资依存的经济增长、扩大的贫富差距、高龄化以及日益深化的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市场的泡沫会破吗？中国社会能持续保持稳定状态吗？


　　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对日本影响巨大。也正因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日本大企业已经开始落实“China+1”或“脱中国”政策，即把生产基地的一部分转移到越南等国家。我们会不会因为上述问题分析、处理得不恰当，而失去中国呢？


　　笔者2003年来到中国，其间多次体验到，两国民众的感情隔阂是多么地深远。2005年的“反日 游*”、今年的“毒饺子事件”以及“西藏事件”，使不少日本人毫不犹豫地觉得“中国很危险”。2007年日本大约400万人次到访中国，而中国至日本也大约有125万人次，两国之间的人际来往这么频繁，而民众之间的相互意识却这么遥远，这是今天中日民间关系“相对的真实”。那么，中日民众的民族情绪真的不会“爆发”吗？两国之间的“民意”严重恶化后，政府之间还能展开灵活的外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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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东海油田问题还是钓鱼岛，两国政府绝不可能轻易妥协。中日真的不会因为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而陷入危机吗？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多么地长远、艰难，媒体或民众能以耐心看待这些吗？


　　更进一步说，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中国国家主席胡Jintao正在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我们才更有必要向自己提问：我们日本人，为未来在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确定事态”，究竟做了多少准备？


　　作者: 刘柠 发自北京


　　-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失去日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日本有部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幻想。而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那也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是，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


　　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譬如，对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中国来说，“失去日本”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3000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酷日本：中国的文化参照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假如没有日本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作者: 本报特约撰稿 发自广州


　　中日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企业界，日本企业管理理念为一代中国企业家所推崇，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是一段激情、冲突、理性、拥抱、排斥等各种情绪激荡的三十年。


　　改革年代的对接


　　南方周末：尽管中日两国如此不同，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邻居又在长时间内受到我们的追捧，就你观察，从什么时候开始？


　　吴晓波：是随着政治大门的打开而开始的。1978年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发达国家就是日本，他见到了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据说，74岁的邓小平与83岁的松下幸之助谈得十分投机，松下公司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非常地现代化，它的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现代化比起中国国内的百废待兴来说，简直是天地差别，这给邓小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邓的邀约下，松下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公司。


　　南方周末：归根结底，还是日本企业能解决当时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效率低下。


　　吴晓波：其实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可以说，访问日本更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改革初期，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效率不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我假装工作，你假装给我发工资”，当然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概括。而日本经验的核心是能解决效率问题，这和中国的需求相吻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从“假装工作、假装生产”的国营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日本经验作用巨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可以说日本经验是生根发芽了。


　　曾经的风靡


　　南方周末：早期学习日本是不是主要在技术方面，学习管理理念是后来的事？


　　吴晓波：不，是同时的。1980年代初期的日本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全球都在学他们，甚至包括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风靡全球。中国国门打开后，在松下的示范效应下，大量日本公司，如东芝、日立和索尼等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的，是日本企业。随着生产线的引进，技术和管理思想也进来了，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学习日本的时间点。中国消费市场的复兴以及市场型企业的出现，在两大领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即食品饮料业和家用电器业，而家电业的崛起就是一个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经验的过程。


　　南方周末：松下幸之助一直被企业界当作偶像，他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


　　吴晓波：当时，他的很多书，在中国非常畅销，而且很多还是印制非常粗糙的盗版书。例如有一套《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就是中国出版商把他的很多思想擅自编撰起来的图书。松下式的管理理念很被中国企业家认同，因为他强调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分工，强调制度、细节和奉献，而这些无疑是为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的中国企业对症下药。另外一个原因是松下的创业经历也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获得了共鸣，学徒工出身的松下最早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过自行车前面的小电灯。他很勤奋，他领导的企业从零开始，后来发展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这让当时中国的企业家(准确地说是厂长、经理)们有心灵上的呼应，学徒工也能成为企业家，自己(当时的很多厂长、经理)也曾经是学徒工，没受过什么教育。


　　南方周末：有无更具体的影响？


　　吴晓波：中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几乎都讲到自己的管理思想，曾零零碎碎地受到日本的影响。


　　比如张瑞敏曾说，当了厂长以后向谁学呢？向日本学习。人家问到他偶像的时候，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松下幸之助，这个偶像也几乎是1980年代中期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共同的偶像。海尔提出“日清日高”，就是说我每天清理自己的工作，每天有一点点提高，这很像日本企业的口号，在中国的制造公司中，海尔的管理水平是很高的，它有很多值得其他企业学习的经验，但就我感觉，这些经验基本都脱胎于松下、丰田、索尼等企业。


　　再例如华为的任正非，他曾去日本企业参观，发现那家企业的墙上挂着泰坦尼克号照片，就是警醒员工，公司随时可能会沉没。任正非就把这张画拿回来，贴在华为公司的墙上，激励员工要有忧患意识。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们在以谁为目标？


　　吴晓波：我感觉，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是全世界最像美国的一群人，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低迷期，而美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如互联网、美国文化、迪士尼等，很适合中国快节奏的生活，还有美国的创新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年轻人，影响了一代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商业模式、公司制度。现在你从整个世界角度看，中国最像美国，除了政治体制以外，像公司架构、人的观念都很像美国。三十年的中国企业成长，简而言之可以说，前十五年是向日本学管理，后十五年向美国学战略。


　　两国历史中的相似


　　南方周末：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在其《ChinaImpact》书中提出，“中国已经觉醒”，并称“未来10年，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处”，这样的预言是否正在实现？中国的崛起投影在企业身上，使其产生了哪些变化？除了输出“madeinChina”的商品，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是否开始形成自己的理念与文化？


　　吴晓波：我更愿意把大前的话进行另外的理解，那就是，当世界以强国视中国之时，也是我们当反思应以怎样的强国心态来对待世界。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和通膨压力增大，以能源消耗和成本低下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制造”显然已行之不远。中国经济崛起三十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伟大历程，而迄今我们仍然没有出现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仍然难以摆脱焦躁心态，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久唤不出。在这方面，日本企业仍有众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当以日本经济的成长经验为鉴。百年以来，这两个国家曾在三个时间点上处在同一个起点上，1870年前后，中国开始洋务运动，而日本进入明治维新，到1894年，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战败，两国国运出现分野。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废墟一片，中国也百废待兴，前者很快开始经济重建，而后者则陷入了内战和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今天是第三个交合点，中日均是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有两张西方媒体的杂志封面，让我印象深刻，1989年，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新闻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购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图标——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穿上了日本和服。而去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一个很醒目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前后18年的两个封面，让人很容易产生惊心的联想。日本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互为交错，颇可借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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