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白鹤

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http://view.QQ.com　 2008年09月12日07:11 　 南方网　 张五常　 我要评论(282)

提要：这是一次规模并不大的会议，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值得你把以下的全部内容耐心读完了。

导读：

【市场化三十年】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市场化三十年】交锋 “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市场化三十年】江平：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





周其仁、盛洪、江平、樊纲、吴敬琏、曹远征、张曙光等在会议现场外留影

诠释篇：

笑蜀：市场化：后奥运时代仍是最强音



无论基于何种立场，都很难否认，市场化三十年是中国巨变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斗，三十年的悲欢，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中国已步入后奥运时代，诸多重大变量悄然汇聚，而市场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未来的指向。市场化三十年对中国是福音还是陷阱？市场化三十年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面对这样沉甸甸的话题，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也就无怪乎国内最好的学者要纷至沓来。会议规模并不大，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石小敏、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说明会议主题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吸引力了。


这次会议，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广东省人文学会8月30日到31日在北京合作主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两种极端都要反对

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中，最受关注的学术明星当然是张五常。


已经白发苍苍的张五常，狂狷气质丝毫不改。“我这一篇很特别。”他开篇就这么毫不客气地宣称，“我为一个人写的，我为科斯一个人写的。其他人我没有理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是张五常的恩师。正是科斯，三十年前嘱咐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一直追踪中国改革开放的足迹；也正是科斯，两个月前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拿出来，在芝加哥自费主办了一个大型的中国讨论会，主题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张五常提交给这次论坛的长篇论文，正是他受科斯嘱托，费时整整一年写出来的。科斯推崇备至，使得这篇论文在两个月前的芝加哥会议上已经大出风头。


张五常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他断言：他是在总结一个大时代的转变，而中国是这个大时代的火车头。所以，“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而在张五常视野里，解释中国进而解释整个大时代的历史文献，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写出来，弗里德曼没有，科斯也没有。只有他自己写出来了。他提交芝加哥会议和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这部作品，正就是这样的历史文献。


张五常深感幸运。因为这样的大题目百年不遇，只是让他遇到，而且果敢地抓住了，在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他得意地宣称：“在经济学的思想历史上，没有一位是超过60岁还有什么作为的，我72岁写这篇文章，你要我怎么样？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上帝对我的嘱咐。”


张五常用他的广东白话，洋洋洒洒地讲了将近一个小时。讲他这篇文章的由来，讲他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当然，更重要的是讲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一边讲一边不断做出有力的手势，充满霸气但也充满机趣。“精彩与荒诞齐飞”，一位学者后来这样评价张五常的演讲。的确，没有人能够否认张五常强大的学术功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他对中国市场化三十年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而往往令人激赏；但他的局限、偏见以及他的固执，也不免引起诸多争议乃至非议。


会场上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则非吴敬琏莫属了。当论坛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天则研究所在宾馆西餐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设茶接风时，刚从天津赶回北京的吴敬琏，一出现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骚动。尽管并无任何预告说他将取消此行，但他的如期而至仍然让大家喜出望外，让大家感到踏实和安慰。从他一站到门口时所有的目光都马上聚焦到了他的身上。“吴老，您还好吗？”这句深情的问候，所有与会者无疑都心领神会。因为此时，正是所谓“吴敬琏间*案”的谣言甚嚣尘上之时。与会者莫不为吴敬琏揪心。但吴敬琏本人反倒是波澜不惊，依旧那样平和而从容。似乎也无须多加解释，他出现了，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吴敬琏在乎的主要不是自己的命运，根本不提自己的人生际遇。一开口，谈的还是改革大局，市场化的大局。他曾经以“吴市场”之名而著称，在公众眼里，他无疑是代表市场化方向的一面主要的精神旗帜。但是他也最早洞察中国市场化的种种问题，最早开始反省。早在1980年代就和他的战友钱颖一教授一起，大力引进寻租理论，提醒国人警惕腐败的蔓延，警惕市场的变形，警惕可能到来的权贵资本主义。为此他与中国最优秀的法学家譬如江平教授等长期合作，着力探讨如何重建法治以制衡利益集团，呼吁让市场经济踏上法治正途，让市场与公正兼得。原来的“吴市场”因此而得名“吴法治”。但是现在，市场化一定程度的变形让部分国人对市场化方向颇多质疑，市场化颇有“污名化”之嫌时，吴敬琏又当仁不让地回到了“吴市场”的历史角色上。


“三十年改革是要好好总结一下，但两种极端都要反对。”甫一坐定，吴敬琏就这样旗帜鲜明地表了态。“一种极端是认为市场化不该搞，让我们又回到了旧社会。另一种极端是认为1990年代以来就没有改革。两者差异很大，但又殊途同归，反正是改革一无是处。”


为市场化辩诬，保卫市场经济，这一直是吴敬琏整个会议发言的主题。没有市场化，就没有三十年经济成就，就没有人民生活一定程度的改善。市场化方向没错，但为什么会有那么严峻的社会问题呢？吴敬琏回顾历史认为，其实市场派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分歧是早就有了。同样主张市场经济，在熟谙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来说，他们心目中的目标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在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心目中的市场经济却是日韩模式的市场经济。当时看来方向是一样的，差别很微小，但越到后来，这种微小差别起的作用越关键。“后来当市场发育起来以后，政府在里面仍然掌握资源配置权力不放，这就造成很多问题。”权力跟市场不能有效区隔，权力搅买卖就愈演愈烈。这种事实上的新重商主义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新重商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现在需要质疑的是新重商主义，而不能将污水都泼到市场化头上。


因坚持市场化方向而得罪了原教旨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因DIZHI权贵资本主义而得罪了特殊利益集团，就这样不能不一直两线作战的吴敬琏，当下的处境因此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丝毫气馁，从容和锋芒一如从前。会场中他常常插话，其率性、理性的言说风格常常激起满堂掌声。显然，无论怎样将吴敬琏“污名化”，吴敬琏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挺拔。“我想法治还是当务之急。我们共同努力，我觉得不那么悲观。”这是吴敬琏在论坛上最后的告白。


从“非典市场”到经典性市场

基于民间立场，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客观总结市场化三十年，这是会议的主旨。百家争鸣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最突出的争议有两个，最早是张五常跟诸多内地学者之间的争议。（见32版《交锋“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另一个争执，则发生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之间。历史眼光和国际眼光兼得的秦晖，主要解剖了南非模式，认为南非当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人权和全球化两个因素配合而获致。只就单纯的经济效率讲，农奴制往往比自由人制度更有效，种族隔离正好为南非当局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加上全球化进程，南非当局能够以自己低廉的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一度无往不胜。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低人权的成本优势丧失，南非一旦踏上民主化正轨，其经济状况马上今不如昔，奇迹不再。


但是姚洋不能接受秦晖的意见。在姚洋批驳的对市场化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四项解释中，秦晖就占了两项。姚洋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这四项解释的他自己的独特解释。“我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的，概括起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种政府的优势当然再好不过：“他第一容易考虑全体利益，全社会的利益。第二，他容易考虑长远利益。”姚洋并且声称，他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这个政府实际上是把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前。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创造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这样的成就？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中性政府，因为这样的中性政府在中国是不容易产生的，在世界上就更不容易了。


对姚洋的演讲，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向儒雅平和的主持人周其仁微笑着总结说，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很大的空间”。思维敏捷的学者们当然不会坐失这个很大的空间，争相发言，甚至连只是列席的外来听众也忍不住频抢话筒。会议气氛一下子显得特别热烈而欢快，颇具轻喜剧色彩。


持续两天的会议，坦诚而宽松。开放的讨论最有利于彼此激荡，这样的大脑风暴当然容易凝聚智慧的结晶。多角度透视市场化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无疑是会议的第一个方面的收获。但正如张曙光所称：“其实我们回顾过去是着眼于未来。”建言未来就成了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吴敬琏、江平两位思想界元老呼吁法治、宪政和其他配套改革。财政部科研所负责人贾康则更了解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情况，主张从管理角度、技术角度切入的渐进改革，首先是公共财政改革创新。浙江大学教授张旭昆与贾康异曲同工，他的切入点不是公共财政而是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肯定不是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个市场，那个市场可叫作经典性市场，我们现在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典型性市场，可简称“非典市场”。所以不是市场化搞错了，而应该是把我们的“非典市场”逐步改造成一个经典型的市场。具体到医疗领域，即是通过引进竞争机制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的效率问题，通过个人付费防止医疗费用膨胀的问题，通过引进政府的资助来解决大致公平问题。


历史学出身的秋风，着眼于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在比较中国百年三波立宪潮的基础上呼呼绅士传统，呼吁精英群体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历史责任，勇于推动制度创新。他的这个呼吁，或许可算作对市场化三十年论坛的一个注脚。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是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又需要通过哪些制度创新去解决？制度创新的空间到底在哪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下一个三十年的历史大幕徐徐揭开之际，这些问题之至关紧要毋庸讳言。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是全民族的责任，但首先是作为当代绅士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会在这方面开了个头。

白鹤

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相关专题：张五常十大狂言

记者 戴志勇



8月30日，吴敬琏正在评论张五常先生的演讲


“学术文章不是大众文章，要为某一组人或者某一层面的人下笔。我这篇是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很多人给我评论说怎么修改，我说只要科斯满意，其他我一律不管，因为这不是写给你们看的。”张五常的“恭维”，颇具个性。73岁的他不再需要通过DV，斜坐在椅子里，再三向98岁仍极度关注中国改革的科斯表达敬意。


8月30日，在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解释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制度。这次，比他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上所用的时间，少了55分钟。


中国30年，全球从未有过的庞大而系统的制度变迁，种种复杂、微妙、回环与曲折，挑战着中外最聪明的头脑。一个小时，讲得清楚吗？




1981年1月河北盛芳镇，复员军人戴着勋章卖鼠药。“下定决心”是毛主席语录显示一种早期广告意识。他们算是最先“市场化”的一群人。 李晓斌/摄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


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旁观者清。回过头看，这段简单易懂的话，可谓点中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命门。他将中国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奇特，有复杂无比的制度。哪里能遇到这样百年难遇的题目？我平时写过的学术文章，有七八篇可以流传下来，三四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但这些文章没有一篇能够代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重要的经济文章要反映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我就写过一篇。弗里德曼没有写过，科斯也没有写过。”


这个大时代怎么转变？有人说是高科技，有人说是恐怖活动，但他认为，“是中国的开放，还有苏联的瓦解。多了20亿的贫困人口参加国际竞争，这个地球一定要改变。我1991年在瑞典对弗里德曼说，这才是大时代的改变。上了年纪的人都清楚，30年前哪里有饭吃？跟年轻一辈的人谈中国，他们很难明白。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站在一个相对大的视野回顾历史，张五常谈到：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因为他看到市场的转变、市场的重要，是大时代影响了亚当·斯密；到1867年马克思写他的“国富论”（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也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他没有解释大时代，因为他不能解释财富不均的现象；到1936年凯恩斯写“通论”，他也解释不了大时代，“通论”不能解释经济大萧条；后来弗里德曼写很厚两大本《美国货币史》，想解释经济大萧条，现在看来，也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的现象提供了反例，货币供应不足，未必一定带来大萧条。


让张五常觉得疑惑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有很严重的通缩，政府的统计数字说是负百分之三，可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的改进，最快就是那时。所以，实质的通缩率应该是两位数以上。同时，楼价跌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的经济却还在继续飙升。他当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合约自由，没有像美国1930年代的那种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没有最低工资的严格要求。


鉴于中国在1990年代后半期的情况，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解释已经不能成立。“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但我当年很难说服他，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可以飙升呢？在同样的时期，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内超过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发展得要早，为什么长三角超过了珠三角？合约的自由选择，市场的自由发挥，不应有这样的效果，在没有任何通缩的情况下，都没有这种神奇功能。”他最后提出来的解释是，“县的竞争制度刚好在那时形成，开始发挥效应了。”


在张看来，中国的改革，由此真正进入第二阶段。


【三】历史没有过的“农转工”

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为了真正跟进中国改革，张五常在中国好几个地方投资工业，有些地方也投资农业。


机缘凑巧，他父亲在香港有工厂是做工业用蜡的，自己发明一种蜡，应该是最好的，比同样的蜡要贵五倍的价钱——“因为成本贵”。张的哥哥在香港管理这个蜡厂，做不好，不希望蜡厂在他手上关门，就给了张五常。1997年的张五常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这个蜡厂办在内地，拿200万美金的本钱，全中国到处找地方，“现在这个蜡厂在昆山，不亏了，没钱赚，但我父亲的事业还在。”


“我是这么做经济研究的，把自己的钱放上去，不是希望赚钱，但一有问题，现实就不能不回答我。”他发现，2000年，通缩在中国结束。另一个奇迹，又出现了。“从2000年起，农转工的速度难以置信，我的统计，五年之间，农民70％的劳动人口都转去工商业了。很多报告不这么说，我相信我自己的报告。明治维新的经验我知道，台湾土地改革的经验我也知道，任何历史上的奇迹都没有中国这么奇。这个争论很厉害，最近北京的老先生杜润生，还担心农转工能不能转成，其实已经转得七七八八了。我叫人逐家逐户数人头。有人说80％还是农民，不要看人口数量，而要看劳动力人口数量。我去贵州参观农村，跟村长争论起来。我问你们农村的人离开了多少？他说三分之一。我说全中国的农民已经转出去四分之三了，你们怎么才走了三之一，你在骗我。他把人名册拿出来，再研究，他也对，我也对，总人口是走了三分之一，劳动人口却走掉了70％，刚刚好。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小孩，全部农民都转成全职了，耕田、收成完全是一亩一亩算工资的，转成机器耕种了。”


为了确证他的推断，张五常叫他雇的一个阿姨——“从河南不毛之地来，飞机都没见过”——打电话问家乡情况：也是七成半左右的劳动人口离开。他在贵州遇到一个专家，也是去数人头的，说应该不只75％，应该是80％。


但是张教授的这几个案例，并未说服在现场的几位经济学家。会后的争论之一，正是由此而起。不过，关于现在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大家还是基本一致。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以东莞为例，我调查了几间工厂，最近这半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加上新劳动法，差不多5％的工人开始回家耕田去了。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再增加10％，农转工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口，这些人往回走了。我在199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断世界会缺粮。我认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是一个大好的事情，农产品价格不上升，怎么可以帮助农民呢？这个发展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突然遇到工人回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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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际竞争的兴起产生“中国奇迹”

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农转工”的规模再大，也只是有待解释的经济事件。亲自在大陆投资的经历，则使他观察到另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我去昆山，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最近去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他们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外国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场不是我一个人看到，不去投资，你不会看到这种现象的。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他如此追问：“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


到了2003年，张五常才有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原来竞争主要是县跟县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省跟省、市跟市之间的竞争。经济权力在县的手上，他们可以非常独立地使用。“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谈到县际竞争时，张提到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欧洲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解释为什么欧洲那么成功。在张看来，在文艺复兴之后，严格来说欧洲比美国成功很多。那本书的主要解释是有道理的，说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这种奇迹的发展。“中国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中国是一个国家，当然中间还有很多问题，不要看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个结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然后完全通过佃农分成制度，上下相连，左右不连，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为什么1990年代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大家竞争。”


不过，同样是县际竞争，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铁腕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形下，它也造成当地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当地百姓的低权利生存状态。伴随“中国奇迹”的大量矛盾，真的只是不那么重要的沙石吗？这又是会议次日争论的焦点之一。


【五】腐败没那么严重

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


另外一个争论点也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对中国官员腐败情况的判断。


张五常的经验是：他有这么大权力，是有贪污这种情况出现的，但不是那么多。而且，“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2003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几个县看他们的权力怎样运行。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地方干部有很多是很好的，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哪有今天？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得这么好？朱镕基整肃贪污多严格，每一次整肃贪污，经济就往上走，贪污才帮到经济发展？这是骗人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四节写道：“1985年4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的一个月，国务院下文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官倒”应时而生。腐败的日益严重，似乎已渐成转轨之癌。对张的判断，作为当日双轨制发明者之一的张维迎，在演讲后的五点评议意见中，直率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六】“上下相连，层层承包”的整体结构

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县际竞争，层层承包的基础，是中央、省、市、县、镇、村、户的七级结构。这七层，从上而下，以承包合约串联。而在这七层之间，则有一条分成的方程式。


张颇费了些时间谈对层层承包合约的研究：“我对一些干部说，我请你们来，我出飞机票，你给我解答一些问题，他们通常都会来。他们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政治结构，一部分关于经济结构。我对政治没有兴趣，那些术语，你不熟悉是看不懂的。经济部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1980年代的承包合约转变出来的，是以前的层层承包转变过来的。我1985年研究工业的承包制度，深圳派了三个助手到香港帮我忙，我要什么合约他们都给我。1986年我去首钢，他们请我住了一个星期，我睡的是工人宿舍，就是为了研究他们的承包制度。工业的承包制度变得太快，那时候争论的就是关于保养、维修的问题。但是，到1990年代初期，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再投资问题了，因为资产贬值，那时国企的资产跌了很多，没有钱，不能辞退国家职工。到了2000年左右，地价上升得很厉害，地价一上升，就有钱分给职工了。1990年代，你全中国去跑，很多工厂送给你你都不会要，因为要遣散那些工人。但事情一变，你要把国有企业给出去的时候，不但有人要，而且很多人愿意出钱去买。”早在1986年，他大力建议把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分离以后再做股份制。“层层承包这件事，农业上是没有的，农村就是承包，在工业上有层层承包，这是1984年开始的，1980年代后期就很明显了。他们把农业的承包合约加上层层承包的合约，搬到地区上去，就一层层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到户。主要的经济权力都在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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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佃农分成：“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


对层层承包体制来说，如何分成是核心问题。整个2004年，张五常一直在研究承包结构的分成方程式。“回头来看，1994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年出现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划一的17％。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震撼，还有其他的东西，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区都不一样。但17％的增值税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就是佃农分成。我是从事佃农理论的，这个17%不是税，等于是租金。不管你有没有钱赚，你都要给17％。所以，这个到我手上时，我好像发现新大陆了。佃农分成我搞不清楚的话，谁也搞不清楚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般来说，佃农分成是不能划一的，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假如地点不同，土地的肥沃性不同，分成是不同的，而中国的增值税是全部划一。


“为什么是全国划一的17％呢？怎么可能划一呢？这么简单的事，我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马歇尔的一个注脚，说得很清楚，他说假如地主可以提供资本，这个分成就不变，就会是有效的。马歇尔是不准分成率改变的，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去调查这个县，原来县的地价是可以变成负值的，当年长沙的朱希庆也提醒过我。我一碰到什么问题，就到处打电话去问，原来县不仅可以把地给你，而且可以把厂房给你建好，长沙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在地价上做这么大的调整的时候，分成率就是划一的，只要不是太离谱。”


张五常没有关注，或者说，没有提到问题的另一面是：县的权力之大，岂止地价可以为负？


【八】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

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收获一些理论上的创新。“我跟进中国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制度看法不同，对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三四五月，准备写一篇文章，先写了11节，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第三节，科斯认为我的第三节重要，其实它只有七八页纸，但这一节应该是成一本书的。这一节跟制度经济学完全分离，是我学到中国的经验，我把制度经济学放在新的角度看。”


第一点就是放弃了产权的角度，不要从产权角度看，从合约、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从中国的问题研究出来的。“科斯很喜欢这个新角度。”


第二点，交易费用，他认为交易费用就是约束竞争的费用，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角度不一样。“这一点科斯也很重视。”


“第三点，我用均衡的理念，这是我1970年代研究出来的，而所谓交易费用实质就是从消散到增值，这个价值转变的时候，就看到中国整个合约制度非常完美，想也想不到这么好。所以，在2005年70岁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


【九】中国要自信，不要都学西方

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


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好派”与“好个屁”的“屁派”。属于“好派”的张五常教授，尽管对“层层承包-佃农分成-县际竞争”的制度青眼有加，却也对当下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


货币政策和劳动合同法是他批评的重点。“今年是中国改革30年，我不想讲坏话，可是严格来说，中国的奇迹并没有30年，是29年。我去年开始觉得有麻烦了，就是货币的处理，我跟从事工业的朋友一讲这个，他们都要哭的。”


他拿经济学家贝加 (GaryBacker,199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话做警示：三年前贝加说，我不看好中国，就像人一样，有钱到一定地步，就会自己玩死自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比如搞一些福利制度，引进劳工法律等等。“我很不喜欢这句话，写文章反对他，但他说中了。我看不是因为有了钱才引进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那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大师从外国抄回来的，包括把格林斯潘货币制度搬过来。格林斯潘把美国制度搞坏了。我早就跟弗里德曼说，利息率上上下下的调整，总有一天整死一个国家。弗里德曼跟我很熟，我结婚是他主婚的，他一向反对利息率上上下下，但只有格林斯潘这么做就可以，因为格林斯潘是他的好朋友。现在不是搞出次贷风波了吗？而且你看现在的新劳动合同法，从德国、FaGuo抄过来的，他们在本国都搞得这么不成功，为什么要抄过来？”


张五常是个性情中人。中国改革30年这个时刻，他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中国奇迹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试了很多方法，试得可以了。邓小平说试一试、看一看，这么多县，就在某些县试，为什么要引进西方的东西呢？可以考虑西方的东西，但是中国的制度要靠自己。就像朱镕基1993、1994年处理通胀，我那时曾写文章批评他，后来我认为他做得对，公开向他道歉。”


一个小时，张氏谜底基本水落石出。大致而言，县际竞争制度，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第一大奇迹就是长江三角洲在八九年的时间，超越了珠江三角洲，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大奇迹，我个人保守估计，中国的农民在2000年到2007年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了，我也请农民做工，我自己知道，到处都是农民生活改善的标志。林毅夫还说没有这种事情，怎么没有呢？茅老师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我衷心佩服的，但这些大的奇迹不是个人可以做到的。几千年的农民从未经历过的，就像发神经一样，连续七八年的生活改进。再过十年就可以了。这两个奇迹都是出现在朱镕基时代。”


“将来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跟他的文章一样，张五常的演讲，以此做结。

（本文引文来自《中国的经济制度》及张五常在会议现场的演讲）

白鹤

【市场化三十年】交锋 “县际竞争”:未来有那么乐观吗？

记者 戴志勇


北京拆迁工地的农民工，他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8小时。

张五常教授的演讲一结束，即引起会议现场的“喧哗与骚动”。从农转工的规模，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提供了差异巨大的数据与判断。对腐败严重程度的争议，则反映出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制度现状的不同判断。吴敬琏教授对层层承包体系的看法，与演讲者更是大异其趣。


如张五常所说，“中国的制度是被逼出来的”，这个被逼出来的制度，还存在哪些可能令改革之船减速乃至搁浅的“沙石”？我们所有人，下一步会“被逼向”何方？



一 新劳动合同法：帮不帮得到穷人?

现场提问：您说农村出来劳动力已占75％左右，还需要继续往外移。现在农村很多地方抛荒，粮食安全怎么保障？农村自身发展怎么解决？


张五常：




我觉得北京取消农业税是对的。很多荒弃的农地，因为农业税的取消又重新被耕种了。你要明白，传统中国农业都是自己家人做的，很少雇用劳动力，一年只不过忙两三个月。现在大转变，变成专业耕种，可以减少很多劳动人口，而农产品并没有减少。通常是50到80块钱种一亩地，收割也是。每年不一样，有20％的增长。所以，很多事情在改变。这个发展是好的，取消农业税帮了农民很大的忙，我认为，假如农民的生活不能改进，怎么样改革都没有用，把农村生活搞好了，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为这个新劳动合同法发了很大的脾气，不是这样改就可以帮到农民，现在都要转型，取消比较低档的工业，难道让这些农民一出来就到微软去上班吗？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还是从扫地、洗碗、卖报纸出身的，谁不是这样起家？我父亲也是这样起家的。我儿子在美国，从4岁念书，到36岁还在念。他每个星期上班80个小时，做研究，他的薪水比香港小学教师还低，就是要这么拼命的。他有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医学博士，但是认为自己还要学习。


现在这个新劳动合同法，规定每个月超时工作只能36个小时，为什么要把他们看得那么金贵？


要是新劳动法可以帮助到穷人，我绝对支持。可是帮不到。我告诉科斯，听说林毅夫赞成。科斯说，怎么可能呢？瞎编的吧。现在农民回去农村耕种了，农民劳动力下降15％，现在开始上升了，真是很头疼。


二 收入差距：究竟在扩大还是缩小

李实：




我对张教授的两个判断有不同的看法，这两个判断都是大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第一个，农村劳动力到底有多少转移出来？张教授认为可能有70%－80％，这个数字是严重高估。为什么呢？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调查数据，包括最近的农业普查数据，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数据，当然也可以挑战它，说中国的数据都不可靠，但即使不可靠，比个人拍脑袋得出的数据要可靠。农业普查的数据得出，外出打工一个月以上农村劳动力大概是1.3亿，在乡镇企业工作，就地转移的是1亿左右，这两个加起来只占农村劳动力的50％左右。


农业部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个追踪调查，选了几百个村进行调查，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一个动态变化，和农业普查数据得出的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数字基本上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关数据，说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超过50％。70%－80％可能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不是全国的数字。


第二个判断，关于收入差距变化，最近几年很多人提出收入差距在扩大的看法，你有不同的意见。我想你的一些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偏差。各种各样有关收入差距的估计，包括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都可以看出来，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最近几年还在扩大。你认为这个差距缩小了，农民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情况，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应该看一下中西部地区，到山区、一些干旱地区看看。我刚从宁夏回来，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十年前没有多大差别。数据情况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家都感觉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不是在缩小。缩小可能是一种想象和愿望，不是现实。


张五常：我完全不同意。你说的那些数据我不相信，我相信自己口袋拿出多少钱来。说农民生活这几年没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大错特错。我在很多地区请农民，我付钱给他们，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人工成本升得不得了，几年前是三百块钱一个月，现在是一千块钱请不到，你说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呢？这个钱是我自己口袋拿出来的。


人口问题，靠近城市的农村，农转工是没有那么高，因为他们可以回家。所以，我建议要把工业往农村迁移，以前的乡镇企业不成功，现在是时候了，这样离开农村的农民就越来越少。贵阳大学很多专家专门做这个研究，资料很详细，统计也是和政府完全不同。我到农村，他们都告诉我说离开城市远的，走了70％多，靠近城市的走得少一点，因为没有人希望离家，很多人都是离家两三年就回家一次。


李实：如果是社会学家，这种调查方式我没什么好说的，可以看一两个点就得出结论。经济学家要讲有代表性的平均水平，而不是一个案例。


我没有说农民的收入不增加，而是说，农民收入以20％的速度在增加是一个高估的数字。


张五常：你一个案例都没有。


三 县际竞争：走向彻底市场化还是政府继续主导？

盛洪：




我对张教授的租税互替的想法非常钦佩，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但是，我加上一句，租税互替体现在很多方面，税率低就会使地租上升，地租高就不能征较高的税。香港就是一个低税率高地租的例子。


另外，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租税率的竞争，而且是制度的竞争。租税率相当于价格，其实在价格竞争起不了作用的时候，县级政府可以在制度上有多种选择，在竞争的压力下，可以促进制度变迁。


张维迎：




张五常教授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有些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从地区竞争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变革，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其实不光县一级，中国各级政府都在进行跨地区之间的竞争。但是，为什么县一级是重点呢？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县一级，不在省，也不在乡。这个观察可能是对的，但需要做一个定量分析。张教授研究土地分配权力，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权力。整个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究竟是如何分配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还要补充一点，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特别是是否走向比较典型的企业主导而非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他没有讲。我认为竞争结果实际上还是变成西方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地区之间的竞争一定会导致出企业之间竞争主导的经济体制。我在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针对当时人们对地区分权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批评，我说，如果中国变成三千个或五万多个小公有经济，最终就变成没有公有经济了。一个国家内，公有经济体的数量越多，保持公有体制的难度就越大。地区之间的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的民营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点，张五常教授把增值税理解为租，而不是税，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在中国，租、税、利这三个概念一般都是在官方法律意义上使用的，可是在经济学上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过问。张教授把租、税从根源上理解为经济行为。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影响经济行为。


第三点，就是合约的概念。张五常教授说原来的约束体制也是一种合约，我有点不太相同的看法。他对合约解释得太宽了。我认为，合约是在产权交易方面自愿达成的协议，不是任何约束竞争的规定都是合约。当然，他这样定义有好处，就是统一从合约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经济转变，合约渗透在政府关系中。但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对合约的定义太宽了之后，可能使得这个概念容易被滥用。所以，我还是更喜欢传统相对比较窄的合约概念，至少不包括他讲的这个合约。当然，在经济学理论里，本来用的合约概念也是比较含糊的。


第四点，我想强调，张教授在很多著作中特别强调产权和所有权的区别，从意识形态角度讲，他的观点很重要，很巧妙，就像邓小平讲“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一样，可以回避一些争论。但我认为过分强调产权和所有权的区别，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不是很彻底。可能张五常教授有自己的想法。

白鹤

四 地方官员腐败有多严重？

张维迎：谈到地区发展和腐败的问题，我同意地方干部有很多好人，不腐败。研究中国经济时，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肯定。但有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能因为他积极干事就说他不腐败，也不能因为腐败就说他没有干好事。


我曾思考过，为什么地方官员劲头这么大，到北京跑项目。在地方他是爷爷，到了北京，他是孙子，市委书记、市长可能不被一个科长、处长放在眼里。但为什么他愿意跑北京？一个原因是他作为地方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一个事业成就感，也许是形象工程。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每跑到一个项目，地方官员一般都会得到一些个人好处。比如修路，如果能从中央跑一个修100亿的公路项目，工程发包给哪个亲戚朋友或关系户，就是个人利益。


当然，从经济学角度讲，没有必要问这个人动机是什么。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行为的效果（effect）。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并不是因为两种体制下人们的动机不同，而是因为效果不同。


张五常：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我写不下来。因为据我的了解，地方官员做得好，奖赏是相当高的，我拿不到这个一般性，不同地区相差很大，所以我写不出来。他们应酬费用的支出，我知道几个例子，是他薪水的十倍，还有奖金。


可是有的干部真是为了国家，有的也有贪污的问题，但基本上他们的奖金是足够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这个需要很详尽的资料才行，奖金的百分比我可以写出来。


五 制度创新：为什么是1994年？

张军：




张先生一再强调，经济学的使命是解释现象，刚才很多人提到的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在他看来都是“沙石”的问题。而且他显然并不特别关心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刚才讲的理论不是经济改革的理论，也不是发展经济学，只是在试图解释他在中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了。


我认为他的解释能够对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文献做出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张先生为了发现这个解释，亲自去各地访问考察，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交朋友，他的理论发现是来自他观察到的真实的世界。能够把他在生意和投资上体察的东西与自己的理论创新完全融为一体，这在我阅读的范围里面，似乎没有第二个人。他做到这样天衣无缝的结合是稀罕的。


40年是一个轮回。他1969年做的研究工作放在那许久了，尽管他自己说是一条大鱼，别人也有很多引用，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发挥和发展的机会。一直到2004年他基本找到了答案，从“分租”角度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回到了他1969年的博士论文“分成制度的理论”。这个解释好玩，好看，是一妙笔。（不过，至于这个经济制度是否也“好”，则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仁者见仁）。我想，他发现这个分租的体制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足够有弹性，以至于地价可以“为负”，因为地方政府可以用增值税弥补租的损失。这就重新回到他1969年的思想了，一旦合约安排是自由的，分成制就仍然可以产生有效率的配置结果。


我有一个补充的想法提出来与五常先生分享。文章里特别提到了1994年，提到分税制的改革，提到了增值税。分税制的改革，来自于1980年代财政分权（包干）带来的混乱。俄罗斯在财政分权之后也出现了分权的混乱。事实上，对于全能国家而言，财政分权总是带来混乱和政治上的危险，因此最后都要再集权。但是，因为有丰厚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的再集权的结果是去扩大了公共财政的部门，实际上又回到传统体制中去了。


我观察，中国在1994年却走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虽然也是在加强集权，但再集权产生的体制完全不同。我们是缩小了公共部门，改革出来了很多激励的制度，形成了张五常先生看到的增长机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道路？中国和东欧、俄罗斯相比，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更多的土地，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制度创新。这点比较重要，否则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1994年造就了这个增长机制？在张先生的文章里，这是需要顾及的一个问题。


张五常：我这个文章还没有写完，还要大修改一次，你说的那一点我已经决定要改进去了。中国绝对是一个奇迹，中国制度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文章我还要再改一次，但是有些数字很难改进去，因为不是有代表性的。


六 没有张五常那么乐观

吴敬琏：



这个文章有很重要的意见，用它来说明和解释中国改革取得成功，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有效的合约，而且采用了很巧妙的方式来制定合约的规则，这非常重要。如果把它做得更准确，可能说服力更大，而且不但能够解释现在的成功，也能够解释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倒是不完全同意维迎刚才说的合约的边界很大是一个问题。要解释事实首先得认定事实，在中国认定事实又很困难，这些很多人是不太理解的。比如张先生曾讲到的1984、1985年实行工商企业承包制，在1983－1984年，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里有一个很大争论，以后才用利改税取代承包制，1987年又转向承包。


曹远征：






这是因为财政问题。没钱了，又转成承包制了。


吴敬琏：


承包制的寿命不是太长。在我看来，中国的企业制度的巨大改变是在世纪之交，就是用温州模式取代了苏南模式的工商企业。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也是层层承包的，试来试去，不行。到了世纪之交，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全部转成了温州模式，也就是新苏南模式。


发生的实际问题在哪里呢？各级官员都有积极性，的确使得改革可以推进，在早期是这样的，但是引发的腐败越来越普遍。


总的来说，周其仁在芝加哥会议上有一句话，说不像张教授那么乐观。这就使我想起来，1988年那次张教授陪同弗里德曼来中国，北京的访问行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负责的，访问结束时，有一次张先生代表弗里德曼先生和夫人祝酒，我印象非常深刻。张先生说中国改革是不会回头的，是非常有希望的，它掌握在非常英明、睿智的领导人手中。弗里德曼太太坐在我旁边，我就问她，弗里德曼教授是不是也这么乐观？她给我回了一句话说，“Steven is always like this.”（Steven指张五常）。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白鹤

【市场化三十年】江平：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


资料图：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腾讯燕山大讲坛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小平说 “发展是硬道理”，我认为，硬道理就是最根本的道理，高出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论。在生产力已经发展、解放到今天这个程度时，就要考虑还有哪些属于硬道理。我觉得，人权的问题应该摆在突出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两个解放，一是解放生产力，使之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个是把人自己从被奴役的、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目标，是硬道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同样也应是硬道理。


人权不仅包括自由，还包括财产的权利。苏联解体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权只有给了人民最大的物质关怀和权利自由的保障，才能够期望得到人民的支持。不能想当然地说社会主义的人权是天生的、优于资本主义的人权，而应当问，社会主义能否真正给予人民更多的人权。


社会主义人权的对立面在自己内部。


第一个危险是，强大的公权力有可能从保障私权利转化为对私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


第二个危险是，社会主义历史中普遍发生、今天仍存在的特权现象。特权现象是平等人格的对立面，也是现在社会主义最可能出现的异化现象。本来市场是机会平等，而现在用特权来获取土地批租或其他优先权也司空见惯。一位著名法学家说，从身份到契约是历史的进步。今天可能出现从契约回归到身份的危险，本来的市场平等机制，被特权所控制。


在未来改革进程中，如何解决好这两个异化，是艰巨的任务。


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应当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权社会。这就是我们应该做到而还没有完全做到的，是今后改革的重要目标。生产力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都实现了，可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生产力，人民有了更大的民主和自由，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