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的检验

白鹤

“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的检验  北京奥运明天（八月二十四日）就将正式闭幕。若一切正常，那么在北京奥运期间，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隐忧，从北京到全国，各类社会问题也基本上掌控在一定范围之内，之前人们担心的各类状况大都没有出现。因此，“平安奥运”的目标基本达成。而且在此次奥运会中，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也获得了金牌第一的成绩，这也成为北京奥运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效益和遗憾：几个观察角度

       在北京奥运即将结束之际，回顾北京奥运从筹备到主办的过程和风风雨雨，并展望“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发展，有几个观察的角度值得人们注意：一、北京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不但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而且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奥运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二、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在特殊的时刻和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现有国家体制发挥了其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中国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三、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中国现有体制中的一些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从而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原始驱动力；四、北京奥运在筹备和主办的过程中，依然受到现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奥运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走向留下了许多空间。
       纵观以上的各个观察角度可以发现，北京奥运作为中国崛起、社会急剧转型、新旧思维交替和博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然在为中国带来巨大正面效益的同时，也留下一些遗憾；如何诠释这些效益和遗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前瞻和把握“后奥运时代”的发展，将成为奥运闭幕式之后各方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其中，既包括中国领导层及其智囊，也包括中国的媒体和学者，同时包括海外舆论以及与中国现有体制存在本质冲突的西方舆论。

新旧思维博奕依然

       首先，在中国现有体制对成功举办奥运的推动作用上，其正面作用毋庸置疑，其中也包括在全民反恐方面的正面作用。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倾举国之力主办奥运可能成为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体制的动员能力和特殊情况下的效率，在此次奥运的筹备过程中已尽显无遗。
       如何看中国现有体制在北京奥运筹办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北京奥运对现有体制的反作用，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无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发展，都不是以彻底改变中国现有的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的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中国的现有体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在这方面，如笔者之前所评论，“平安奥运”是一个最低的目标，也是一个最为人性的目标；但在“平安奥运”之外，“开放奥运”的目标是否也已达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还与“开放奥运”的目标存在距离？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属于客观因素？哪些属于主观因素？这些都是在北京奥运即将结束之际，人们可以总结、思考的地方。
      
                                    奥运后的发酵和进步

       当然，在总结、思考的过程中，也切忌教条和“一刀切”，而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客观情况和主管部门的主观研判出发，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奥运开幕前，奥组委宣布将开放北京三个公园作为示*区，消息公布后受到外界的普遍欢迎，被视为中国自信、开放的重要标志。但奥运期间，三个示*区鸦雀无声，有关部门透露大部分示*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
       如果说，决定设立示*区显示了中国高层的自信和开放，体现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新思维和方向，那么大部分示*申请都“经协商而自动撤回”，则是否显示了具体主管部门甚至人员在执行过程中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奥运前、奥运期间还是奥运后，相信都不胜枚举。
对西方舆论来说，必须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展现的新思维和新方向，因而其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论应该更为理性、客观；同样，对中国自身来说，也应看到在发展过程中因体制而遗留下来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巨大阻力，因而应更具有自我批评性。
北京奥运改变了中国什么？这不是一个现在就可以回答出来的问题，因为由体制而带来的效益和由体制带来的遗憾，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都还会继续发酵，并伴随中国的进步和转型。

白鹤

来源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628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