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恐惧：美国的突破大战略

特仑苏

作者：[美]戴维·西蒙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秋季号

【内容提要】自冷战后，一种新的大战略在华盛顿被首次提出：即“突破战略”。这种战略设计了美国如何运用其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来构建未来20年的世界秩序。在本文中，笔者提出美国正在实施“突破战略”、力图摆脱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制约，并极力避免被类似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超越。在第一部分，笔者总结评述了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并提出后几种理论更应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二部分从伦理角度出发来评析“突破战略”，内容包括分析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以及论证多边主义从伦理上讲更加符合大战略。由于“突破战略”将会涉及到主权、合法性和国际法等现实的问题，因此第三部分将分析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

【关键词】美国 大战略 导弹防御体系 太空武器 俄罗斯 中国 遏制 主权 俄美关系 中美关系

绪 论

自冷战后，一种新的大战略在华盛顿被首次提出，它不仅仅是以全球反恐的名义采取的选择性多边主义，更是对“9·11”事件后国际体系变化的反应。不仅如此，这种大战略也是关乎美国如何运用其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来构建未来二十年的世界秩序。[1]埃肯伯瑞（John Ikenberry）对这种战略进行过评论，他认为，“国际社会和盟友以往对美国极为关键，但是美国这种勃兴的新帝国主义战略必将毁掉国际社会的架构和盟友”[2]。笔者将这种战略称之为“突破战略”，导弹防御体系和太空武器计划是它的基石。“突破战略”是指美国通过努力实现能领先竞争对手几代的军事大跃进，以此成就美在可预期的未来保持无可超越的全球地位。

“突破战略”将会把美国世纪带入二十二世纪。本文的分析重点是“突破战略”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会有哪些影响。

“突破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

基于埃肯伯瑞（Ikenberry）的假设，笔者发现了霸权衰落论者（declinists）的缺失，并认为“突破战略”预示着通过运用和提升关键性军事技术，美国的霸权将永无止境。自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制度致力于冲突解决和维护全球和平，但致力于不受挑战和建设单极世界的美国势必削弱国际制度的作用。美国的新战略极力避免任何大国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结盟并争取霸权。在超越全球体系的情况下，“美国希望保持军事力量的绝对地位，限制其竞争对手。军备竞赛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对手进行贸易和追求和平的手段也将被制约。”[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突破战略”的军事技术基础并不成功。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ational missile defense，NMD）缺乏实践的可行性。“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发展导弹防御体系，但如果他们知道750亿美元已经投入到这个没有成果的体系上，而且在未来10年政府还将继续投入2500亿美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还会继续得到美国民众支持吗？”[4]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为何美国还要推动这种成本昂贵且技术上不可行的系统呢?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成为世界超级强权来保障其安全。冷战结束后，鉴于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军事霸权，盛行的观点确信美国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是奈（Joseph Nye Jr.）提出，在经济和跨国关系等方面，美国缺乏绝对优势。[5]这些缺陷导致关注点从由如何管理美国霸权转移到美国优势的脆弱性方面，并成为新战略的推动力量，而这种新战略的核心是让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通过这种军事上的超越优势（hyper-preeminence），美国可以不受数量少得可怜的其他全球力量的限制而任意妄为。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诉求是和希望摆脱潜在的挑战威胁紧密相连的。“突破战略”旨在把美国从潜在威胁和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束缚（structural constraints）中解放(emancipation)出来。

一、美国的单极运动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美国取得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相当其他国家的总和，而美国也是唯一有能力向全球任何角落投射军力的国家[6]。美国的经济约占世界经济总额的1/5，是排在第二位的日本（约为3.5万亿）的三倍[7]。在技术上，美国在研发（R&D）方面的投入是其他最多的7个国家的总和[8]。在政治上，美国的领导体现在掌握了国际议事日程的设定权（agenda-setting），主要国际行动的提议权（如成立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制度）。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和参与，国际合作和干预将像《京都议定书》和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干预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目前好莱坞、CN*、可口可乐代表的美国文化盛行于世界。世界上最大的零销商是麦当劳（McDonald），它的金弧（golden arches）状标志比基督教的十字架还要多[9]。目前****几乎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这也让人相信美国在核心价值层面的胜利[10]。和罗马帝国相比，“美国像个巨人一样的骑在地球上，它控制了商业、贸易和交通，它的经济是最成功的，它的军事力量也独一无二世界。”[11]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这种独一无二的权力已经扩散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它规划着各国关系，确保世界和平[12]。美国的领导地位甚至德国和日本也无法撼动。一些学者甚至“非常怀疑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否能够在可预期的未来对抗美国的霸权[13]。进一步说，美国对于全球事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国都大。目前对于美国的单极运动是否会收场仍有争论，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把美国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事务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并不等于美国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管理世界”[14]。仍有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绝对优势纯粹是因为苏联解体造成的，因此美国霸权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15]。美国经济产量的滑坡，在越南、中东和巴尔干的失利，中国、欧洲等军事和经济的崛起，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霸权在短时期内必将受到挑战[16]。基于前述判断，多数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如何管理即将到来权力转移中（从单极到多极）。

美国如何认识单极军事权力将影响到其自身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和行动。众多学者在对如何长期保持美国霸权地位的争论中忽视了长期战略的研究。如果没有一系列指导原则（一种大战略），即便是出于良好愿望，美国维持霸权的行动也将会变得漫无目的。

矫正美国外交中的松散和脱节现象有赖于清晰地阐述美国大战略。在这种保护伞（over-arching umbrella）或者宏观的战略之下，各种战略和战术得以制定和运用。仅仅是围绕国家利益来制定政策既缺乏想象力、又无法阐明长期目标。凯南（George Kennan）的遏制大战略（Grand strategy of containment）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了。大战略是不可逆转和互换的，换句话说，大战略决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否则的话就决不是大战略。此外，大战略是连贯和相对持续外交政策的基石。换句话讲，类似先发制人这样混乱的政策不是大战略的构成部分。

发展未来大战略包含设计影响全球事务诸种因素的复杂的互动图。在这种互动图上，包括山、海、河流以及国家边界的诸多地缘因素远不如全球各种力量导致的地缘政治错误重要。大战略的目标是找出这些地缘政治错误出现的原因，然后制定计划以防范这些错误的升级。[17]

那些预言美国单极运动即将收场的学者强调设计应对浮现水面的多极世界的大战略[18]。本文目的绝非丰富“衰落论”者的文献，它强调美国的卓越地位（American preeminence）并未衰落。军事力量是美国优势的基石，作者也分析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独一无二的霸主之条件。如果要在整个时期内转变美国的单极运动，战略家超越布什第二届任期，用更为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本文对美国大战略的分析不仅仅放在未来5年，也将集中在未来25年。[19]

二、帝国的管理和美国权力的基础

美国的卓越领先地位的潜在含义是它会不断受到挑战。一些学者断然否定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可能性，并声称美国可以将它的单极运动延伸至整个世纪。许多对帝国的管理的研究范式都悄然兴起。一种理论认为，美国需要平衡地缘经济和战略的关系，并防止因这种关系不和谐导致的经济紧张甚至冲突[20]。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起超级强权的责任。塔克尔（Robert Tucker）指出，在美国单极运动这一伟大事业中，追逐全球权力核心的信念和对因此产生代价的不满将会导致两者的冲突[21]。这些理论也试图引导美国穿越各种危险来成就卓越的领导地位，它们也认为美国的卓越领导地位是天赋的[22]。而且美国优先和卓越的概念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概念：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独特的例外性，美国目前的经济力量超过了现代历史上所有的强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GDP不到美国的一半。按照市场汇率，美国加州在世界各经济体中超过了FaGuo，排在英国之后名列第5[23]。

任何人都不能低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并非仅仅依靠其强大的经济来保持其领先地位。目前，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WMD)依然威胁到美国的优势领导地位。面对这些威胁，美国不得不采取关税、禁运和制裁来延伸其单极运动。由于在塑造国际体系中诸种关系中的整合作用，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仅次于军事力量。
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维系其超级经济地位，抑或按照美国意愿创造一系列多边制度。尽管确保经济健康十分重要，但它并非最有战略价值。就算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其他经济体的10倍，但超级军事力量也无法自行其是。因此，维系美国卓越地位的核心在于有效管理其超强的军事力量。[24]

三、“突破战略”和小布什政府

基于对保护人类基本价值的坚决承诺，小布什政府更加强调重新反思美国在冷战后世界的位置。
“9.11”事件之后，在对美国国会和民众的演说中，小布什总统阐释了管理世界事务的新理念：“这是一个自由的年代，而不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年代。自由跟恐惧，公正跟残酷，从来都是在交战，人类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就和希望，推进它的责任落在美国身上。”[25] 小布什政府将变革世界秩序作为其施政要务，而把美国从世界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其驱动力量。

早期的帝国经由领土扩张来施加影响。在信息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来参与全球治理。而大国则有机会占领外国市场和控制他国的国民经济。自从苏联解体后，欧洲一体化趋势增强,其边界不断扩张。欧盟内部融合了地域和经济的差异（如FaGuo和希腊），并形成了民主国家共同体。[26] 根据前述，美国无法通过领土扩张来施加影响，美国也无法通过强大的经济来延续其卓越地位。经由军事的突破，美国可以摆脱国际体系的逻辑的束缚，并改变国际关系中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涵义，从而达到将美国世纪长期延伸下去的目的。

特仑苏

小布什政府对军控采纳了一种革命性的规划，并宣布撤出美国二十世纪签署的最重要的军控协定：“我们需要基于攻击和防御体系在内的军事遏制力量……美国要从存在了将近三十多年的反导条约（ABM: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退出……并致力于发展保护美国人民的新技术。”[27] 这是美国实施“突破战略”最重要的信号，这首先预示了美国决心突破二十世纪国际关系模式的束缚。

美国关注国际舞台、关注二战后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小布什总统在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为了自由，美国将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力量平衡。”[28] 在第二届任期向美国人民公布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总统誓言为他的解放理念而战，“在所有美国人民享有的自由中，首先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29]。

从小布什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正在通过武力来塑造基于所谓“摆脱恐惧的自由”的国际体系。但是如此的政治承诺和誓言是令人困惑且并发人深思的。首先，小布什总统认为“自由赤字”是美国捍卫国家利益的限制，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其它国家来说，美国只有“自由过剩或外溢”。因此美国到底是希望从哪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次，令美国恐惧的是那些人和哪些事？难道对美国本土恐怖袭击的常态化是这种所谓“摆脱恐惧的自由”的预设前提？如果是这样，为何美国政府在封锁边境、检查海外运输货柜、以及跟进“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政策建议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明显？[30]第三，如果美国真的那么恐惧和担心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为何美国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对核材料以及弹头贸易予以封锁？政策现实或隐或显于政治的花言巧语之中，而它才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准确视角。此外，“摆脱恐惧的自由”政策实际上是转变国际行为体互动的方式，对这种政策的解构推动人们反思为何霸权思想在国际社会如此彰显。

美国2002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可以阻止潜在危险对美国军力的赶超”[31]。这也正是艾肯伯瑞所指的“突破”，他认为作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其技术优势的提升一日千里(如机器人、激光、卫星、精确制导等)，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可以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政治的领导者、捍卫者和实施者的地位。[32] 本文评论的核心是美国大战略的信念，笔者认为，这种信念意味着，国家确信当自身较它的竞争对手无限强大的时候，战争的危险也不断逼近。

在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中，关于遏制、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军事技术突破等理念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而与此相类似，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科技也是如此，它们的目的都是在改变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性质。对“突破战略”的深入思考会引发下面一系列问题：解除核攻击威胁将从哪些方面影响到战略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如何控制和部署外太空激光武器，而这是否会影响现有国家政治边界？“突破战略”的核心是军事技术，而这是否会引发主权问题讨论和对现有国家法的冲击？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者强调成本—效益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美国追求“突破战略”的成本已经超出了它的收益。而且，美国这种新的大战略会让美国和世界更加不安全，甚至这种大战略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好。尽管这种大战略存在太多逻辑上和常识理性方面独一无二的缺陷，但是政策制定者还要提出许多强词夺理的论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应该超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框架来分析美国外交，这样才能最全面、深入和真实的显现大战略。

四、美国大战略、突破和解放

在小布什政府第一届任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远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多边主义框架。小布什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不签署国际刑事法庭罗马宣言、违反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诸如此类种种行为反映出小布什政府正在重塑美国外交。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小布什恰当地描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中的位置：“如果按照权力来衡量，美国目前特立独行……因此美国需要谦虚，并仅仅为自由才使用武力……如果美国成为一个自大的国家，那么别人也会这样对我们，因此美国可以用谦虚来赢得别人的尊重。”[3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就被指责为傲慢的单边主义，许多学者认为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最初几年将美国的单边主义发展到了顶峰。[34] 和上述学者的假设类似，笔者认为“9·11”事件并不是美国单边主义的终结，反倒让美国的单边主义更加凸现。[35] 美国的前提假设是它能将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全面优势保持很长时间。这种假设前提成为美国所谓大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推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太空武器的主要原因。

在准确把握“突破战略”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国际关系理论。目前关于如何管理美国帝国以及相关大战略理论的研究日益丰富，这为讨论“突破战略”奠定了基础。目前我们无法对具有难以超越的军事技术和政治优势的美国何以还采取“突破战略”作出合理解释，或许其他理论可以对此加以诠释。本文实际上要发起对突破技术（breakout technology ）的讨论。目前对于何种政策更加符合美国大战略的利益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似乎政策制定者想当然地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武器作为外交政策和预算的重点。但是如果要阐释清楚这些复杂的议题，我们需要关注权力、利益和政府行为的互动。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显现将成为本文讨论的核心部分。
完整地阐释“突破战略”需要从各个方面解读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意涵。批判理论不仅仅关注行为体追逐各自利益的行为，而且意识到国家行为体摆脱束缚的需求，并探讨行为体被嵌入（embedded）的广泛的权力关系范畴。本文提出的思想将质疑和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外交形成过程的分析。

五、理性主义范式

“突破战略”包括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外太空军事化，这是美国“突破战略”的重中之重。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认为部署这些武器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发展逻辑。在考量“突破战略”时，理性主义者关注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如太空武器和核军备竞赛重燃战火。对于理性主义分析逻辑来说，美国只有在战略收益（相对力量提升、首次打击能力和遏制力量提高等）高于战略成本(相对力量下降、军备竞赛呈无序状态等)的时候，才会选择“突破战略”。 理性主义范式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大战略的主流。

然而理性主义范式无法充分解读美国“突破战略”。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理性主义范式未能解释思想和话语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理性主义范式太过于重视物质因素，而忽视了文化思想要素的作用。弹道导弹对美国的现实威胁很小，因此很难以它为理由研发突破性的军事技术。由此看来，一些非物质因素必然对于美国“突破战略”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理性主义范式并不重视行为体嵌入国际关系的结构方式，以及由此对其行为、利益和成效赋予的意涵。“突破战略”可以被看成是美国为提升相对其潜在竞争对手的军事能力的重要步骤。一部分结构性因素塑造了这种对美国有意义的军事思想，同时它也潜在地推动美国从外部国际关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因此“突破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美国的相对地位、关乎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的准则，因此通过“突破战略”而取得的国家利益也取决于美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此外，理性主义范式并未阐释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表现出的复杂多元性。当美国被嵌入国际结构时，国际结构也在塑造和规范美国的行为。

第三，理性主义范式并没有提供解释国家认同和自我认知的框架。美国那种站在人类和世界历史的制高点、并被赋予特殊的使命的心态直接关系到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本文对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评论部分，笔者将分析美国例外主义的形成历史，并认为它赋予了美国“突破战略”以更多的进取动力。美国例外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塑造对于“突破战略”也具有深远影响。美国认为自己是例外的但却受到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因素束缚，这种看法使得理性主义的成本—效益模式不那末顺理成章了。

最后，理性主义并没有解释社会结构中权力分布的层级制度。换句话说，理性主义并没有解释霸权的话语体系。如笔者将在后面所述，甚至建构主义者都太关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某些流派而忽视了另外一些。国家被嵌入国际层级制度中，而理性主义或建构主义都无法终结国际关系的这种属性。笔者认为美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推动了“突破战略”，推动了美国从国际体系结构的逻辑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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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构主义范式

建构主义是被应用到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大理论。它认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的行为方式是被社会建构和塑造的。作为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鼻祖，温特（Alexander Wendt）强调国际关系中物质和社会力量的紧张互动关系。他不仅仅是简单强调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认同的重要性，也强调客观和主观的互动及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塑造、限制和构建。自从温特提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是被分享的思想而非物质力量所决定”，他就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建构而成的”[36]。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突破战略”可以作如下解读。建构主义者关注国家认同和自我认知，他们研究国家被嵌入社会关系网中的各种复杂形式，并认为这些复杂形式赋予解读国际政治的意涵。美国如何理解它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哪些又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相应的战略排序是什么?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例外主义”和卓越地位实际上为其认定自己为世界上的道德权威和保护者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如果把这种理念和前述论断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判定美国对于“突破战略”有其战略和道德方面的考量。

建构主义对“突破战略”的解释有时并不充分：首先，建构主义并未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作为解释因素，建构主义虽然将意涵（meaning-governed）来主导其国家分析，但却无法解释意涵如何构建权力关系、如何赋予行为体和结构权力、又如何让他们丧失权力？本文对于“突破战略”的解读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动机，二是对世界和美国自身的影响。实际上，“突破战略”可以在军事上让美国远远地超越竞争对手。而建构主义者却忽略了权力比较这一重要逻辑。其次，建构主义者重视思想认知要素，但被他们忽略的是这些思想认知因素已被嵌入由霸权话语组成的层级体系中。笔者认为美国希望摆脱国际体系束缚的话语正在塑造其他国家的话语体系。例如保护人权盛行于世，全球市场资本主义成了一切经济问题的处方，西方****成为组成一个正义世界的唯一模式等等。第三，建构主义缺乏规范标准，因此它对于“突破战略”的解读框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两种框架都无法充分阐释“突破战略”。

七、批判主义范式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主义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复杂的传统。它对于本文分析“突破战略”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批判主义不仅反映了国家摆脱国际关系束缚的愿望，而且分析了构建国家认同的权力结构。国际关系中的批判主义者强调知识和利益直接的内生性关系。根据批判主义，知识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它总为某种目的服务。批判主义者也强调国际关系中突破束缚的可能性，并强调探寻不同结果产生时所需要的不同条件。

从历史渊源上理解美国希望摆脱国际体系束缚的话语，这对于从解放的抱负（emancipatory aspirations）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突破战略”十分重要。此外，美国国家认同中的例外主义也是“突破战略”的重点和合法性基础。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国际制度和力量塑造国际关系，而这些制度和力量是社会诸种力量整合后经历史演变的产物和反映。[37] 考克斯认为，为了维护美国的单极地位，同时不顾及它对国际体系的负面影响，“突破战略”受到美国霸权意识形态（hegemonic ideology）的推动，并导致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日趋处于不利和边缘化的位置。考克斯强调现存和主导思想的建构能力，这也正是本文解读美国希望摆脱国际体系束缚和谋求解放心态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

八、国际关系中解放的概念

国际关系中的解放理论（emancipatory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IR）和“任何认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基础是……改变我们存在的政治社会的理论、话语和范式” [38]都和本文密切相关。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强调，“将个人、群体和人类从限制其自由的结构或条件中解放出来”。这些限制包括国际体系、主权和国家认同等等。[39] 这个理论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重点在于确认要解放的目标（emancipatory goal），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和路径。”[40] 在研究美国“突破战略”时，解放理论（EIR）对于国家、民族、国际体系、安全和国际正义的解读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理论（EIR）的历史可以溯源到康德和德国理想主义，它从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吸取了许多精华。这种理论受到尼采的排斥，但最近在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在哈贝马斯的支持下得以不断发展繁荣。解放理论（EIR）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考克斯（Richard Cox）。阿什利（Richard Ashley）、坎贝尔（David Campbell）和克农尼（William Connolly）提出了许多后结构主义的概念。通过彼得森（V. Spike Peterson）和韦伯（Cynthia Weber）的努力，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得以在解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实际上，解放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41]

尽管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特征，但是解放理论和主流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还是有所不同。批判理论强调知识和利益的内生性联系以及被嵌入复杂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当解放作为管理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时，它的许多研究均须超越批判理论。因此，我们需要阐明解放理论的目标及其和批判理论的普遍关系。[42] 斯佩格利（Spegele）认为:

如果一个理论不是批判性的，如果它认为保持现状是想当然的，或者必须接纳和适应社会限制，那么这种理论则不包含从现有结构和状态中解放的因素，而且这种理论不被认为是解放理论。因此，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如果宣称国际关系的变化是规范认同性不断提升的结果，则也不能被认为是解放理论。解放理论必须推崇变革[43]

解放理论的部分思想内核是推崇改变,不论它是是否偏颇抑或非边缘化，这种理论都挑战了现有国际体系的层级结构。

特仑苏

解放理论的国际关系思想有和实践相结合的部分，这些思想具有共同的逻辑基础。如果一种理论可以被称为是解放理论，在揭示性框架中必须存在X、Y、和Z三种变量。“为什么研究国际关系？”简单来说，研究国际关系的目的是将[X]从[Y]所指代的结构或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实现[Z]所指代的目标。[44]

在这个方程式中，X指代“需要获得自由和被剥夺权力的对象”。在本文中变量X为美国。由X所引发的问题是：从什么束缚中解放出来?Y则指代“阻止X摆脱束缚获得解放的结构或状态”。由于X代表“美利坚合众国”，Y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思想文化或物质方面的世界秩序。例如Y可以代表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国家间体系、两极武器或太空竞赛、或更广泛的多极竞争等。应注意到解放理论和主流批判理论的区分是在，“唯一重要的解放是自上而下地对国家的解构，是从主权国家边界中进行解放。”[45] 在本文中，笔者会使用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体系结构等概念来阐述国际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结构特性。在本文中，Y指代“国际游戏规则”。最终的问题是：哪些目的和动机推动美国从现存国际游戏规则中解放出来。因此，Z指代“关注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如康德的永久和平、无政府状态、世界政府等）”；在本文中，Z指代“通过突破战略获得摆脱恐惧的自由”。换句话说，解放理论方面的学者认为美国通过“突破战略”将会将自身从国际游戏规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取摆脱恐惧的自由（或曰突破）。

解放理论排斥和拒绝保持现状，并认为从任何结构或状态（Y）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斯佩格利（Spegele）认为:

批评世界是怎样的以及人为我们必须面对不可避免的未来的想法不是解放理论范式的。如果任何理论包含维持现状或者呼吁社会状态中的渐进革新，则他们也不含有解放理论范式的因素。包含解放理论范式因素的理论的研究对象受到环境压迫和奴役，在那种条件下，他们必须为环境而活。如果环境因素发生根本性变革，他们也将获得自由。[46]

如果美国就是一种所谓受到环境压迫和奴役的行为体的话，同时它也受到所谓“威胁自由的恐惧”所折磨，那么如何才能清楚地阐释解放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直接的关系呢？

九、解放作为例外主义

国家的特殊使命感和摆脱束缚的承诺密不可分。“美国例外主义”的思想意味着美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在国际体系实施权力时要比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突破战略”其中心也是求国际体系中更大的自由度。菲茨杰拉德（Francis Fitzgerald）指出，美国将冷战时期的核秩序看成其特殊天赋的产物，并把管理世界秩序作为美国特殊的责任。在冷战时期，美国独揽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及其何时变更的主导权。最终，美国开始转向以前曾经被抛弃的、基于霸权和强制的国际秩序模式。里根总统通过导弹防御体系—战略防御体系或者星球大战计划（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和Star Wars）来向美国人民显示美国是绝对安全的。[47]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美国例外主义、美国无敌、自我解放和突破等观念相互交融在一起。

一种新的关于美国和世界的威胁观从美国里根政府的安全战略之外油然而生。这种关于大战略的新思维，其核心放在遏制和武器控制方面，它不仅对逐渐削减战略武器至关重要，也降低了核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事实上，美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威胁评估，“导致美国政策制定中武器控制重要性降低，而政治军事强迫政策日趋重要。在实践中，表现为反扩散的政治军事行动，而非不扩散的政治法律行为”。美国也由此加紧研发新技术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不受恐吓和攻击。[48] 基于解放理论范式，鉴于大规模武器扩散和弹道导弹对美国权力的影响以及对其长期处于不安全的愤懑，美国对后冷战时期危险表现出有力的反应。由于美国需要克服战略上脆弱性以及政策制定上不愿意将其公民暴露于致命的威胁中，因此美国政府早就开始重新调整其国防战略，并日益依靠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国不愿意同威胁其核心利益的其他较弱的国家保持相互遏制状态，这主要因为相互的易受攻击性意味着国际舞台上均衡的影响力，以及丧失提升权力和建立秩序的自由”。[49] 换句话说，美国希望摆脱“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恐怖均衡逻辑之束缚。

十、解放作为安全

“摆脱恐惧的自由”意味着美国希望从国际社会对其权力的社会和物质限制中解放出来。对美国来说，基于解放逻辑的“突破战略”是美国安全政策的必然产物。本文中的自由或解放与东欧国家和南非之前争取的解放不同。笔者认为美国通过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可以使其免于中长期威胁。传统上讲，安全意味着威胁的消失，或者至少，“根据现有价值观念的威胁的消失”[50]。在冷战时期，苏联对它的两极对手（美国）具有安全威胁，目前，“安全和摆脱束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51]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安全威胁观包括现实和可预测的两个方面。安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摆脱可预期威胁的自由。

十一、批判理论、解放和突破战略

实现安全的大战略是“突破战略”。为了摆脱可预期威胁而获得自由，美国的战略可以被看成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战争最有力的回应”[52]。 为何批判理论对于理解美国为何追求基于突破原则至关重要？根据布赞（ Barry Buzan）的理论，大战略和理论的讨论必须和军事技术的考量相互联系。布赞认为：

无政府状态创造了所有大战略的先决条件，并设计和决定武力使用的目的。技术对于决定军事手段的选择、军事威胁的特性以及诉诸武力的后果具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讲，技术是影响政治行为体采取武力措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军事手段不断承受革新的技术压力，另一方面军事手段的特性将会决定大战略的环境。[53]选择应用批判理论于“突破战略”分析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如果一种批判理论范式能对导弹防御和太空武器提出新的看法和见解，或者它能够对已有的相关知识体系赋予新的意涵，那么批判主义理论可以成为理解“突破战略”的首选。其次，之所以将研究集中于导弹防御和太空武器方面，则不仅仅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超越军事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改变了“人和机器”的关系。它不仅仅推翻了核遏制理论，而且改变了国家和个人对危险的看法和反应。事实上，“突破战略”代表了人类和技术关系的根本变革。第三，突破战略具有技术基因，并超出人类想象范畴。第四，批判理论和解放或摆脱束缚有内生性联系。未来更好的状态和当前不可分割，而这种思想范式决定了批判主义成为解读大战略的主要路径。

在这一章，笔者提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美国突破大战略的解读是不充分的。在不放弃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在研究美国大战略时应更多地添加批判主义的成份。在后面几部分，笔者结合社会学、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等，对批判理论对阐释美国突破大战略的贡献进行分析。

美国大战略的道德规范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批判理论对阐释美国突破大战略的贡献。首先，从理论上评价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并强调多边主义中的社会交往行为范式（social-communicative approach）较之个人主义和制度主义范式，更能从道德层面评价美国突破战略。其次，社会模型的建立有助于对美国的突破战略作进一步深入的解读，它不仅涉及行为体如何追逐其各自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对权力和行为体所嵌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的认识。第三，结合社会学、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等，来分析批判理论对美国突破大战略的阐释。

一、通向多边主义之路

从伦理上解读美国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大战略的实施方式。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都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形式，它们重构国际游戏规则，并加以实践。大量文献对单边和多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本文不对上述文献加以研判，仅从道德和伦理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分析单边和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经常被忽视的概念，这导致了多边主义理论的匮乏。但是以多边主义为题的文献却数不胜数。[54] 在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多边主义“没有被当作理论框架，而是被当成是解释性概念”[55]。

国家之间的合作其发生的条件多种多样，其所处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本文提供了解读多边主义框架的三种路径：个人主义、制度主义和社会交往行为主义。在总结和批判这些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笔者较为认同第三种理论模式。社会交往行为主义所包含的话语、道德意涵以及这一模式的构成路径，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阐释美国突破大战略。

二、个人主义范式

多边主义的个人主义形态主要是基于行为体角度的社会行为解释理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博弈论与之类似。本文主要分析个人主义范式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

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假设。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没有更高的中央权威来管制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体。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是“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国家的行为最终导致利益冲突，并呈现出战争状态。

其次，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石，国际关系就是维持权力、扩长权力和实现权力。基于现实主义的假设，强大的国家也比较自立，在国际关系中倾向独立而不是相互依存。此外，战略相互依存局面对现实主义者不利，这是因为各国开始依赖对方。根据修昔底德（Thucydides ）的历史巨著，“由于雅典权力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斯巴达人恐惧的加深，战争不可避免” [56]。修昔底德所指的恐惧也正是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国际社会权势的相对转移。为了让权力分配更有利于己方，现实主义提出各国都需要尽可能地扩大相对权力。对现实主义者来说，集体行动或共同产品是不可能的。国际关系的本质是零和游戏（zero-sum），一国所失去的，正是另一国的所得。[57]

特仑苏

第三，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此国家是主权的唯一载体和国际舞台的主要行为体。尽管存在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媒体网络，但是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微不足道。此外，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组织实际上是国家创造的工具和玩偶。因此国际组织及不具有权力，也不具有独立性。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来追逐各自的利益。因此国家是唯一不需要向更高权威负责的行为体。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教皇以及权力政治之父。他认为国家的行为基于霍布斯（Hobbesian）的人性假设，即国家也是理性和自利的。[58] 由于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且霍布斯所言的“生命是肮脏、夜盲和短暂的”[59]，因此各国不断深陷追求权力的漩涡中。换句话说，现实社会的国际无政府体系如同没有任何约束的交通一样，由于没有速度限制、红灯和其它信号标志，各国之间的冲突像汽车事故一样不可避免。

在卡尔（Edward Hallet Carr）的知名的国际现实主义巨著中，他分析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角色、法律和冲突解决。[60] 卡尔从军事、经济和公共舆论角度界定了国际权力，他列举了国家诉诸武力、经济制裁和国际宣传来推进外交政策目标的例子。在定义了经济自足的基础上，卡尔也突出了经济权力的重要性。卡尔还把现实中国际宣传和未来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既然全人类可以经过宣传而相互认同，那么这将成为全人类共同思想的基础（stock of common ideas）。[61]

卡尔认为道德也是政治运作的产物。国际利益远远高于个人道德。根据卡尔对道德普世主义的分析，国际共同体是国际道德存在的先决条件。尽管卡尔并不认同国际共同体的存在，但是他将国际共同体作为国际道德产生条件的论点对本文有裨益，笔者将会在以社会交往行为模式讨论多边主义时进一步延伸这个观点。[62]

三、制度主义范式

对选择理论、多元主义和国际体系范式的不满促进了制度理论的发展。[63] 在以制度主义模式讨论多边主义之前，笔者首先分析制度主义范式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制度主义是本体论的研究范式。制度主义认识到可持续的结构和规则的范式至关重要，并把发挥限制、塑造和促进某种活动的组织、规范和规则作为研究的主要元素。制度主义不强调国际关系中个体的重要性，并认为个体由社会关系所决定，行为体被结构所塑造。[64]

其次，制度主义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的关系，重新审视偏好、规范和信念之间的关系。[65] 制度本身会促进行为体遵守规范，并发生社会内化和学习过程。

第三，制度主义是理解合作行为的重中之重。许多个人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合作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制度主义范式认为经过行为体和结构的社会互动，双方的互动相互构建生成了认同和权力。温特（Alexander Wendt）和杜维尔（Raymond Duvall）指出，这种互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新现实主义，它强调的是自利行为体有理性的选择。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成为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构建合作的战略问题（也即无政府状态下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国际社会的话语问题。”[66]国际体系社会建构概念要求另一种对国际合作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离开无政府状态这个出发点，我们的研究问题就成了国家间体系如何重构自身。

制度主义抛开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而秉承实体论，它借用话语、共同体等概念从道德伦理角度研讨国际多边主义。这也是本文研究多边主义的第三种范式。

四、社会交往行为范式

社会交往行为范式和个人主义范式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强调个人理性。但是从社会交往行为范式来说，“个人理性是被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呈现形式是交往、共同信念、道德规范和认同承诺”[67]。社会交往行为范式在确认和扩大个人理性的同时，也推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讨论和话语这两个概念。作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产物，这种范式考量的多边主义倾向于道德伦理层面。社会交往行为范式研究的多边主义时的前提是参与的民主权力和社会与道德学习。[68] 本文后面将会继续从道德伦理角度深入分析多边主义。

对美国大战略伦理的全面深入分析要从权力这一概念入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批判主义理论家关注国家谋求摆脱束缚的解放以及相关的道德诉求，因此他们提供了一种与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同的权力概念。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的内涵是强迫和说服，但批判主义理论强调生产性权力，这种权力将影响行为体的自我认知，以及影响行为体之间通过社会关系的互动。

从这点出发，生产性权力是一种建构型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权力可以被理解为生产，这种权力通过社会关系来塑造和改变国家的能力，从而最终改变其生存的核心环境”[69]。

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是这一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是指语义(discourse）通过社会活动和知识体系不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福柯是从语义定义的权力中界定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70]为了避免混乱，我们应该把批判理论和主流建构主义加以区分，区分的标准是批判主义“表现为社会理论的形式并关注权力……但却充满了对权力的蔑视”[71]。作为一种大理论，建构主义通过生产构建客体的意涵和社会过程来诠释人类活动。本文并不使用整个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大战略，而是采取其中的一个分支：批判理论。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充斥着对生产性权力的评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坎贝尔（David Campbell），他从客体的话语生产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72]。一旦被生产或再生产，基于认同的意涵将会固定或改变。在讨论对主流国际关系学意涵的修正时，本文也将采用生产性权力这一概念。[7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解放学派关注认同如何得以塑造产生，以及基于认同的社会实践如何进行。在这种研究视角之下，美国优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复杂交织的认同，这些认同是经过基于突破战略原则、在对大战略的追求过程中产生的。为了尽可能解析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优先所蕴含的认同），本文将进一步剖析哈贝马斯对国际关系道德话语的贡献。 五、解放、突破和话语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被看成具有批判理论内容，那么它不仅仅应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而且应该通过一种解放理论（theory of liberation）来评析统治和压迫”[74]。 批判主义范式在许多方面和理性主义相似。但是批判主义认为，“个人理性是被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表现为交往、共同信念、道德规范和认同承诺等承载物”[75]。在确认和扩大个人理性的同时，也推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讨论、道德、伦理和话语等概念。

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是批判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包含和外溢问题。林克莱特认为现代国家在历史上是受压迫团体的天敌。在关于国际体系中正义和道德方面的著作中，林克莱特极为推崇普世主义的概念以回击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概念居主流的状况。林克莱特反对国家作为主要的政治团体，他怀疑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绝对理性的，是精神的必然存在，是上帝在世界上的足迹”的名言[76] ，同时他也不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林克莱特以全球化和分散化为依据论证国家体系开始消亡、跨国规范和社会交往主义的新概念油然而生。[77] 根据康德、马克思、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论基础，林克莱特希望超越国家边界，构建普世的政治共同体。

林克莱特寄希望于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共同体的产生来促进话语共同体。林克莱特最终认为，话语团体促进普世化转变、减少物质不平等性、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包含和外溢问题的重要意义，笔者首先分析林克莱特对哈贝马斯的继承和发展。

哈贝马斯作为一名批判主义理论家，他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有别于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新范式。哈贝马斯提出技术、实践和解放三种认知利益。他同时开创了一种以关注语言、符号、规范和行动为特征的新学科。由于内容偏颇，马克思主义无法发挥其批判精神潜力。哈贝马斯鼓吹社会科学回归话语传统，并强调知识和利益的内在联系。[78]在实际运用中，哈贝马斯理论集中考量国际关系中的认知理解因素，并假定行为体之间的紧张和猜疑可以经由话语与合作得以解决。[79] 哈贝马斯话语团体的假设前提是民主参与权力以及社会与道德学习的概念。[80] 因此，如果基于哈贝马斯话语和社会与道德学习的概念，外加政策制定中的大战略规划必须经得住反复激烈的公众考量，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辩论远比强制性施压重要得多。

在国际关系中，社会与道德学习的概念至关重要。这个方面的道德伦理评价是对行为合法性的试金石，比如有人认为，“道德规范是由缺乏合法性的霸权通过强制建立的”[81]。人类客体可以“忘却政治板结和民族差异的社会相关性，学会和外界合作以创造新的话语共同体并和平地解决争端”。林克莱特继承和发展了哈贝马斯话语共同体的概念，并且发展了新的理解社会关系的框架，该框架在道德评价体系运用中富有成效。[82]

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和话语理性来重构理性主义的每一个范畴。交往行动是话语道德存在的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交往行动是一种话语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话语必须满足某种状态。这源于哈贝马斯对人类关系的解读，这种人类关系浸透着征服和统治、压制和边缘化等权力关系。只有在话语关系中，也即在一种理想的言说状态中，人们可以平等地交往以及真实地诉说。通过话语，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取代复杂的权力嵌入和统治，并产出公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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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理性和话语理性，这是因为两者关系是紧张的。在话语团体中，所有行为体都是理性的，但它们的标准是话语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由于工具理性的特性是希望得到什么即“我要什么”，因此它是有目的的。而话语理性的诉求是“我们应该要什么”，“我对我们的希望是什么”等，而不是简单的“我要什么”。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对于本文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缺乏民主制衡与公众审查的秘密外交缺乏道德伦理。这就意味着由于最特别的单边主义外交没有经过持续话语关注并被少数人谋划出来，因此单边主义外交缺乏伦理基础。其次，就算政策上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就算为了确保美国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但这种政策在道德伦理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换句话说，美国和欧洲、日本等盟国以及俄罗斯协商部署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可能将这些武器系统部署在这些国家周边。由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包括太空武器)是美国用以延续其单极运动的大战略之重要部分，美国将借此希冀通过强制和说服权力保持其卓越地位长期存在。但是美国的做法在道德和伦理上是欠妥当的。

对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学者来说，突破战略使各国交流政治议程的过程更为复杂。基于这种观点，大力发展国防技术将完全漠视外交盟友和军事异己的存在。这种全球不信任的大环境将会阻碍关键的武器控制谈判，使得未来更富有道德色彩的多边主义合作愈加渺茫。

有种观点认为突破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会减少军事对抗，由此可以通过演讲和辩论增多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根据这种观点，突破战略最后会带来传统和战略武器的作用退化，并会让许多国家非军事化。换句话讲，因为可以通过提升军力而抓住平壤的注意力，因此美国不必理会北朝鲜。而美国通过突破战略还可以消除全球社会生活的军事因素，这样就比较接近哈贝马斯所指的话语共同体。

笔者对上述看法有三点认识：首先突破是一种融合单边主义的大战略。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并回避军控领域的集体行动，这些都表明美国粗野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他的单边主义。除了美国所谓志愿者联盟贴上国际合法性标签之外，美国的行动和哈贝马斯合作与话语原则背道而驰。其次，依靠强制性威胁而产生的话语如果成为大战略的基础，则会导致道德伦理的缺失。哈贝马斯理论强调展开话语过程，而这种过程必须是非武力的社会交往行动。第三，美国的单边行动和突破战略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话语共同体。而且就算把军事作为话语的一种手段，其产生的结果也必定应该是社会交往类型的。笔者认为，在地球和太空的军备竞赛不但不会产生话语共同体，更会造成交往机会的缺失。

突破战略意味着美国军控方式的转移，标志是从不扩散到反扩散。从哈贝马斯普世道德的观点出发，突破战略是美国霸权的产物，它忽视和压制了这种战略下国际体系受害方的诉求。[83]

突破战略的影响

一、主权和改变国家政治边界

国际关系的解放理论要求严肃的国际政治学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突破战略，而这种战略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从一种空间实体向最可能对抗的方向发生精致变化。”[84] 解放理论和主流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唯一重要的解放是地方的：从主权国家边界中解放出来。”[85] 下一代战略军事技术在重新定义民族国家边界方面意义重大。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拒绝另外一个国家进入太空，那么传统政治边界的功能和性质将会发生转变。

软边界对领土是否具有新的意涵?相互依存的发展、通讯手段的飞跃、以及金融全球化的流动等都会影响国家的边界。有学者建议采取软边界和硬边界的区分以便革新主权观念，但“国家边界软化的后果是对内部主权、自我决定和公民权力的重构”[86]。 美国是否有能力控制和部署外太空激光武器，这个问题将引起美国军事战略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软边界问题。同时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是否会改变与潜在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比斯特科（Thomas J. Biersteker）认为软边界将会对全球治理产生深刻影响：领土和边界意涵和性质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影响巨大。直接物质的领土控制已经不成为大国纷争的焦点问题。特殊地理位置仍然具有象征意义，但是领土扩张已经不是霸权的内容了。与此同时，使用边界来将外部影响和某一区域人民相隔离的做法也早已过时。普遍的做法是，通过更开放而非封闭来促进这一区域人民的福祉。[87]如果失去有效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理论上的保护，软边界就成为终极目标，因此，突破战略和上述讨论关系密切。对于前面列举的所有理由，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太空武器将会保护国家安全和营造新领域的硬边界。

二、遏制

遏制和围堵的战略信条的基础是核大战没有赢家，但是突破战略代表了美国脱离传统的战略信条。这种从不扩散到反扩散的变化是必须的、不成熟的，抑或趋向危险的？根据笔者对小布什政府关于导弹袭击美国的威胁评估的描述，如此决不可能发生的威胁如何会和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联系起来？小布什总统指出：

遏制政策的潜在含义即大规模报复。但是它对超越国家的恐怖主义网络侵害公民和国家却无能为力。如果某些国家的独*者秘密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送给恐怖分子，那么对这些国家的围堵政策也必将失败。[88]然而有观点认为，“小布什政府实际上已经将遏制、围堵这些长期共识从美国外交政策内核中剔除出去了”[89]。 此外，小布什政府所追求的新战略教条的转换也是新瓶装旧酒。“自从杜鲁门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在谋求超越核遏制的界限，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结论，即遏制已经超越政策范畴，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存在。”[90]

通过实施突破军事战略来进行战略教条的转换将会对核武原则产生难以置信的影响。通过何种途径取消核弹打击威胁会影响到战略核武器的效用？突破战略是否会增加战术核武器的效用？并且这种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太空激光会阻止大国一方面使用对称和传统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利用非国家行为体打“不对称和超限”战？如果按照国际法，是否可能通过法学创新来回答为何美国突破战略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这些防御性的太空激光武器很容易变为进攻性武器的情况下）改变了国家通过外层空间防御潜在威胁的形势？以上的这些疑问至今仍然无解。

特仑苏

一种新的关于美国和世界的威胁观从美国里根政府的安全战略之外油然而生。这种关于大战略的新思维，其核心放在遏制和武器控制方面，它对逐渐削减战略武器至关重要。事实上，美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威胁评估表明，“导致美国政策制定中武器控制重要性降低，而政治军事强迫政策日趋重要。在实践中，表现为反扩散的政治军事行动，而非不扩散的政治法律行为”。美国也由此加紧研发新技术以保卫美国及其盟友不受恐吓和攻击。[91]基于解放理论范式，鉴于大规模武器扩散和弹道导弹对美国权力的影响以及对其长期处于不安全的愤懑，美国对后冷战时期危险表现出有力的反应。由于美国需要克服战略上的脆弱性以及政策制定上不愿意将其公民暴露于致命的威胁中，因此美国政府早就开始重新调整其国防战略，并日益依靠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国不愿意同威胁其核心利益的其他较弱的国家保持相互遏制状态，这主要因为如果美国和这样的国家保持军事战略均衡，将意味着美国失去国际舞台上均衡手的影响力，以及在力量投射和建立秩序方面的自由。”[92]

保持美国卓越地位的重中之重在于有效管理其超级的军事力量[93]。自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制度致力于冲突解决和维护全球和平，但致力于不受挑战和建设单极世界的美国势必削弱国际制度的作用。在前文，笔者已经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新战略会让美国和世界更加不安全，甚至这种大战略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好。笔者认为，美国这种新的大战略会导致单个国家（美国）较之其潜在竞争对手无限强大，而战争的风险随之也迫在眉睫。

通过应用批判理论归纳突破战略，本文引发了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深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学者和外交官员应对美国的“突破战略”的能力。笔者在文中强调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框架作为假设基础都有缺失。本文力图借用批判理论框架对美国大战略进行更全面的评析。笔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分析和研判外交政策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批判，并希望对现有学术有所贡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于宏源 译）

注释：

1. David Armstrong, “Dick Cheney’s Song of America: Drafting a Plan for Global Dominance,” Harpers, October 2002.

2.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1-2.


3. 参见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U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的演讲, 纽约， 2002年6月1日,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4. David Simon, “Towards a Limite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July 19, 2001.

5. Nye, 2002, 21-22.


6. US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2003 was $456 billion; world military spending in 2003 was $997 billion. See Military Balance 2004-2005, 262, 358.

7. 2003年, 美国GDP达到11万亿美元,全球 GDP 总额为51.48万亿美元。数据来源：2004年中央情报局全球数据报告（CIA World Factbook 2004）, http://www.cia.gov/cia/ publications/factbook/geos/us.html.

8.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21-23.

9. Coca-Cola,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2.coca-cola.com/ourcompany/aroundworld.html; Eric Schlosser, Fast Food Nation, 2002, Harper Collins.

10. For additional analysis of US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see Seth Johnsto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Editorial, Oxfo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4-05.

11. “America’s World,”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 1999, 15.

12. Joseph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ter 1.

13.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2002, 1.


14. Philip Stevens, “Second Term, Second Chance for Bush’s Foreign Policy,”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4, 2005.

15. 参见：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91, 23-33; Christopher La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3, 5-51;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8, 41-79.

16. 对于美国在越南和巴尔干的失利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60; for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guments about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see: Charles Kupchan, Emanuel Adler, Jean-Marc Coicad, Yuen Foong Khong, 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Joseph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2002, chapter 1.


17.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2003, 26-27.

18. 同上; See also: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Christopher La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For arguments on impact of US failures in Vietnam and the Balkans, 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guments about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see Charles Kupchan, Emanuel Adler, Jean-Marc Coicad, Yuen Foong Khong, 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2001; Joseph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2002.

19. 笔者认为通过合适的军事政策，美国有能力塑造更为久远的军事环境。在单极时代，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方法将会为美国的长期野心赋予更大的空间。参见||：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2002.

20. 对于制定和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相匹配的经济外交政策方面的争论，参见： Henry R. Nau, Trade and Security: US Policies at Cross-Purpose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1995. Nau 认为，“贸易政策逐渐和美国其他方面外交政策利益相脱节，它仅仅旨在提高出口和工资水平。”经济民族主义者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指出，“美国的经济利益总要去迎合有问题的安全战略。美国的安全战略必须符合更为进取的经济战略，那怕美国为此从亚洲撤出军事力量。”参见： Chalmers Johnson and E.B. Keehn, “The Pentagon’s Ossifie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 104-105.

特仑苏

21. Robert W. Tucker, “The Future of a Contradic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1996, 20. For an extension of Tucker’s analysis, see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7, 87. 作者认为，美国公众日益不愿意“承担全球参与战略的成本，特别是那些美国需要承担责任并成为地区危机平衡者的情况（如波斯尼亚、伊拉克、希土冲突和台海危机）”。

22. On 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ity, see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 5-41; and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8, 40-79.

23.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2002.

24. 同上，第12页。


25. 小布什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9月20日， http://www.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26. Kenneth Boulding, Stable Peace, 1979, Austin; see also: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1998, Cambridge.

27. 小布什总统在国防大学的讲话,2001年5月1日,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 2001/05/20010501-10.html

28. 小布什总统在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上的讲话，2005年1月20日，http://www.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5/01/20050120-1.html

29. 小布什总统2005年国情咨文，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02/ 20050202-11.html

30. 参见：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以及《“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 http://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index.htm; 上述引文是由“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一位重量级顾问所提出。Stephen Flynn, in his, America the Vulnerable: How Our Government is Failing to Protect Us from Terrorism, 2004, Harper Collins;

31.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eased September 17,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

32.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2002, 3;目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实施一系列计划来通过半自动机器人来取代步兵战场作战。Tim Weiner, “A New Model Army Soldier Rolls Closer to the Battlefiel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05.


33. “2nd Presidential Debate Between Gov. Bush and Vice President Gor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00, A20.

34. Pascal Bonafice, “The Specter of Unilateralism,”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1, 155-162.

35. Steven Miller, “The End of Unilateralism Redux?”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2, 15.


36.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1992, 394.

37.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19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1-186.

38. Andrew Linklater,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1998.

39. Roger Spegele, “Emancipa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od News, Bad News or No News at A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383.

40. 同上

41. 同上,第385页。

42. 由于设定了各种可能性目标，考克斯（Robert Cox）对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放范式是一种挑战。作为早期国际关系理论,经典的现实主义国际的核心任务是：保持、夸大和显示权力。如果解放理论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关于自由，那么就如同问题-解决范式和理性主义相关一样，解放理论也会被人理解。

43. Spegele, 395-96.

44. 同上。

45. 同上, 第389页。

46. 同上, 第395页。

47. Francis Fitzgerald,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and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2000,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48. 对于反扩散和不扩散的讨论，参见 Roberts, Brad, “From Non-Proliferation to Anti-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1, Summer 1993, 139-73.

49.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6:4, 2000, 716-717.

50.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7, 1952, 483.

51.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1991, 313-326.

52. 同上, 第323页。


53.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 London: Macmillan.

54.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海洋法研究、关贸总协定研究、地区一体化研究以及经济协调研究等都是大量的相关多边主义文献的一部分。

55. James Caporas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 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ed.) John Gerard Ruggie, 199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3.

56.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982, Trans. Rex Warner,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49.

57. Joseph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20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80.

58.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 1946,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Michael Oakeshott, 196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c.

59. Hobbes, Ch. 13.

60. Edward Hallett 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47, London: MacMillan; Nationalism and After, 1945, London: MacMillan;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9, New York: Harper & Row; What is History? 1961, London: Macmillan and Penguin.


61.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39.

62. 同上

63. G. John Ikenberry, David 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Explaining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8, 42:1, 1-14

64. Anthony, Giddens, ,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9-95.

65. Caporaso, 1993, 75.

66. Alexander Wendt and Raymond Duval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Ernst-Otto Czempiel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Global Change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89, 59.

67. Caporaso, 1993, 66.

特仑苏

68. Jurgen Habermas, The Past as the Future, 199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9. 关于生产性权力的讨论参见: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eds.,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20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phano Guzzini,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pt Formation Between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Conceptual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2; “The Use and Misuse of Power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R.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NY: Routledge, 53-66.


70. Michel Foucault, “Afterword: Subject and Power,” in H. Dreyfus and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 198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1. Barnett and Duvall,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2005.

72.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199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3. Jutta Weldes, 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9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eyond the fixing of meaning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 am bracketing out Wendtian literature. See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笔者认为卡尔对建构主义本体论和实体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本文忽略了他关于战略互动的观点，这是因为和评析突破战略无关。

74. David M. Kaplan, Ricoeur’s Critical Theory, 2003,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53.

75. Caporaso, 1993, 66.


76. G.W.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7.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1998,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31-32.

78. Ju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1979a, London: Heinemann. According to Habermas, knowledge always serves someone or some purpose, i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duct, inseparable from its context.

79. 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2000, 1-39.

80. Habermas, The Past as the Future, 199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81. Neta Crawford, “Postmodern Ethical Conditions and a Critical Respons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2, 121-40.

82. Linklater, 1998, 119.

83. 同上,第 41页。


84. Alexander B. Murphy,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Sovereign State System: Challenges to the Status Quo,” in George J. Demko and William B Woodwood, eds., Reordering the Worl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ulder: Westview, 235.

85. 同上, 第389页。

86. Julie Mostov, “Rethinking Sovereignty,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 “Whose Self-determination: Agency and the Amnesia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Yugoslavia,” Brown University, February 4-5, 2000.

87. Thomas J. Biersteker, “Stat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Carlsnae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66.


88.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讲话，纽约，2002年6月1日，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3.html

89.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2003,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25.

90. James Chance and Caleb Carr, America Invulnerable: The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from 1812 to Star Wars, 198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320.

91. 对于发展一种范式以融合反扩散和不扩散的研究，参见： Brad Roberts, “From Non-Proliferation to Anti-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1, Summer 1993, 139-73.

92.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6:4, 2000, 716-717.

93. 同上, 第12页

lizzy135

楼主真的好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