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美中经济关系建立新型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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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中经济关系建立新型合作模式


（华语国际通讯社记者戚音茵2007年11月30日华盛顿消息）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 Secretary)部长保尔森( Henry M. Paulson )任命的中国事务和战略经济对话特使艾伦•霍尔默(Alan Holmer)大使于11月27日就建立美中经济关系新模式的问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演讲。以下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演讲稿提供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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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感谢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邀请我今天来到这里。我真诚地赞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为建立讨论中国问题的论坛所做的努力。这个论坛综合考察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为决策人、工商业者和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变动中的双方经济关系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新崛起是当代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从贸易、国家安全到气候变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从北韩、伊朗到苏丹──美中两国的利益都日益相互重叠。由于中国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影响。

美中经济关系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美中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双方的相互需要增加，涉及的经济问题和具有经济影响的问题更为广泛。根据美国的统计，过去5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180亿美元上升到52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1,020亿美元上升到2,870亿美元。

此外，美中两国都对目前全球能源和环境趋势的形成发挥了影响，并正受到这些趋势的制约，已经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例如，我们两国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很明显，两国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其次，贸易与投资一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因素，但如今则越来越成为关系紧张的来源。由于双方关系紧张，在美中两国国内，人们都难以就保持经济接触是否有益的问题达成共识。

20世纪80年代，我最初深入参与国际贸易问题时，我们与中国没有重大的贸易问题，主要是因为双边贸易额不大。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双方贸易关系紧张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日益成熟以及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我们需要有效地处理双方的紧张关系，保持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使双方互利互惠。

因贸易增长产生的忧虑表现在很多方面，为此我可以谈一谈我们面对的第三种情况，即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两国抬头。这样的情绪可能会制约两国领导人采取符合美中两国人民及其长远经济利益的政策。

两国经济关系中这三种新出现的因素──相互依赖加深、政策共识受到制约和经济保护主义抬头──是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得到解决。

处理复杂问题 建立新型合作模式

以上诸因素导致布什总统与胡主席主席于2006年发起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他们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平台，供两国政府进行最高级别的交流，双方分别以一个声音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长远问题发表意见。

双方关系纷繁复杂，互相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处理这种关系已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与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就合适的议题，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对话。

很早以前我就懂得一个道理：若想圆满完成任何一种对话，都必须尽量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试图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这是达成双赢协议的途径，这样达成的协议能促进双方的利益，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战略经济对话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美国为战略经济对话这个美中关系的新型主导机制确立了3个核心目标。

建立新型合作模式

首先，我们正通过这个框架为推动美中经济关系建立新型双边合作模式。

我们将广泛的议题纳入议程，囊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和具有经济影响的问题，其中涉及监管透明度、节约能源、环境保护、发明创造、食品和产品安全，也包括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准入、金融业的发展和开放等重大经济问题。

我们采取的方式要求两国不同机构的各类官员相互接触，打破妨碍有效沟通和难以取得成效的传统官僚体制。

这就是直接接触的好处：减少沟通不良的现像，消除误解，保持关系平稳。美中关系史上发生的误解已屡见不鲜。

这有助于我们向中国表示，我们欢迎一个充满自信、崇尚和平、繁荣昌盛的中国崛起。孱弱动荡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

加快中国的经济转型

第二，我们的政策需要加快中国下一波的"改革开放"进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速度惊人，但仍需继续努力。

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他们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性课题是，对不再属于初级增长阶段的经济采取大胆的必要政策措施。

我们欢迎中国领导层目前为经济转型做出的努力，使经济在更大程度上以市场为导向，减少对低附加值制造品出口的依赖，更多地依靠中国人民的技能和聪明才智，降低原材料的投入和自然资源的消耗。

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是，中国政府不愿为解决其增长模式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迅速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诚如中国高层领导人公开表示的，若不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无法持续。我们鼓励中国进行有助于对迅猛的经济增长速度实施调控的重大改革，包括开放金融市场和有利于平衡增长的规划。中国已向世界证明有能力促使经济迅速增长，但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能改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兼顾增长的质量与数量。

中国需要采取大胆的结构性政策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重工业为主、高能源消耗、资本密集和依赖出口的经济转变为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和服务业生产，同时使中国家庭拥有国民收入更大的份额。

为使市场的力量有效地对经济进行调整，并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经济繁荣的成果，中国需要采取更灵活的价格体制，包括更灵活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货币政策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为了使货币政策重点发挥保障价格和金融稳定的作用，汇率的灵活性也必不可少。中国未来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速度。履行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DIZHI保护主义情绪并对外开放经济，使各类产品，尤其是服务业参与更激烈的国际竞争，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调整，使更广大的中国人民享有繁荣的成果。

这些改革措施在现在和将来都会受到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企业的DIZHI，因为有关企业对美国鼓励中国进一步开放关键经济部门的做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虑。但是，按我的看法，长期而言中国的经济安全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中国开放得太快，而是保护主义占上风，使中国的改革进展太慢。

鼓励中国进行负责任的全球参与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还鼓励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我们欢迎中国加入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让中国在这些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自2006年9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启动以来，我们一贯支持中国要求加入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设在巴黎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的努力。我们还大力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拥有更多有表决权的股份。

中国更大程度的参与有助于中国在这些组织中促进自身的利益，但北京也必须认识到，更大程度的参与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

对很多最贫穷国家来说，中国已成为这些国家获取外援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期待着与中国这个受欢迎的新参与者共同努力，为保证对外援助和贷款方式促进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多边努力。

美中经济关系的新时代要求有新的、积极的经济交往方式。为了保证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长期稳定，我们正通过拓展政治空间和开创机制功能的方式迎接这些挑战。

标尺与标准

我曾谈到美中两国与两国政府建立新型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合作模式固然重要，然而好的程序并不能保证能产生好的结果。

对话不是为谈而谈，也不能使美中两国领导人在有分歧的问题上获得一张"通行证"。对话要求确定重点，了解将产生什么后果，并制定讲求实效的解决办法。

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到了改革之路上的"标尺和标准"。进展的速度是否已如我们所愿，或是否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否。但是，倘若没有战略经济对话，进展速度是否会如此之快？绝对不会。

美国政府各机构已一次又一次地"借助于"战略经济对话开创的局面。

具体实例包括一项新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能源安全和环境合作、资本市场效率的逐步提高以及解决对变质食品和产品进口问题的关注。

战略经济对话不仅仅是一年两次的内阁级会议。双方持续进行接触，全年随时宣布进展情况。

开创双边经济关系的新前景

布什总统与胡主席主席为巩固双方的经济关系制定了积极的议程。战略经济对话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因为战略经济对话目光长远，范围宽广，同时也有能力及时处理最敏感的双边经济紧张局面。

我们在开创对华经济关系新前景之际，应当记住前美国外交官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主席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忠告：我们不应"让上一个月或下一个月的政治形势影响半个世纪对华战略问题的决策"。

美中经济关系的政治因素在美中两国都具有多变性和敏感性。战略经济对话属复杂的国际经济外交。我们正在应对涉及中国经济未来和美中关系的一些最重大的结构性挑战。

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方式将对21世纪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态势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实现新的前景，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构想和有效的机制。通过建立新型合作模式，战略经济对话使美国和中国开始谱写两国战略经济关系的新篇章。

(完)

翠竹映清泉

中国要考虑应该如何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调整,我们应该早早制定更多的政策,以应对将来中国的复兴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