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未来外交官 · 发表于 2005-6-30 19:50:22

作者：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经济系主任）\r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r 
 [内容提要]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和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是20世纪70年代末新兴起的两个学术领域，前者已经很具规模，后者还在成型的过程中。本文介绍这两个领域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起源和发展概况，并以此澄清两者的异同，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里的“国际” 与比较政治经济学里的“比较”的区别。\r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兴起以来已有20多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这20多年的发展中已经成长成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在中国生根发芽。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还处在一个成型阶段，在中国更是刚刚起步。本文的主旨是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发展以及这两个领域的区别与联系。\r 
 二政治经济学\r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共通之处是政治经济学，所以我们对这两个领域的探索也应该开始于这个基本概念。如果单从中文的字面上看，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研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学科，更具体地说，是研究政治因素、系统、力量与经济因素、系统、力量相互作用的学科。因为“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看它在原语言里的意思也许更重要。“政治经济学”是英语“Political Economy”译成的。从英文字面上看，政治经济学要比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更具体，它研究的是被“政治”（political）修饰的“经济”（economy）。“政治”与“经济”都来源于古希腊语，前者指的是与城邦国家有关的事务，后者指的是对家庭的管理，所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事务的“经济”，也就是研究如何像管理家庭一样管理国家事务。“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在17世纪欧洲现代国家建设的起始阶段[1]，从一开始就是探讨国家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国家财政、经济事务的管理的一门学问。当代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虽然各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对国家经济事务的管理”这个基本意思。[2]；\r 
 因此，政治经济学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一门研究国家对经济事务管理的学科。在这个定义里，经济是一种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机制；而国家（the state）至少有国内和国际两层含义。在国内层面，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在国际层面，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受到其他国家承认。所以，国际层面上的国家是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而在国内层面上的国家则是与其统治的民众发生关系，这些民众的总和就是“社会”，也就是说，在国内层面上与国家相对的概念是社会。\r 
 无论是国家还是经济，基础都是人（individuals）。国家管理经济事务要通过人来管理，而经济作为一种机制是通过对人的支配来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换句话说，国家与经济的运作都要通过社会。社会里有些人和组织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来管理经济事务，而另一些人和组织可以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控制国家。所以，国家管理经济事务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有主观能动性，关键看它和社会、经济的关系。由此可知，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为了回答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这个问题而对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进行的探讨。\r 
 17世纪到19世纪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期（后人称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为“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到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产生后政治经济学则逐渐失去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社会科学分类比较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比较发达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归类于政治学。[3]如图1所示，政治学这个学科在美国一般有四大领域，即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美国政治学（American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领域如政治学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以及政治经济学。这几个小领域也可以被理解成这四大领域之下的方向。在政治哲学之下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部分是政治经济哲学，涉及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学科发展初期的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政治学之下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部分是美国政治经济，涉及美国国内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管理的研究。以此类推，国际关系之下有国际政治经济，[4]比较政治学之下有比较政治经济。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学的分类将政治经济学下属领域设为：政治经济哲学、本国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就是美国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而后两个领域因为更为接近将是下一节要讨论的重点。\r 
 政治学 政治经济学\r 政治哲学
 政治经济哲学 → 政治经济哲学
 美国政治学\r 美国政治经济 → 本国政治经济学\r 比较政治学\r 比较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发展
 比较政治经济 → 比较政治经济学\r 国际政治学\r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安全
 国际政治经济 → 国际政治经济学\r 
 图1 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r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词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社科学术界流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中国社科学术界的常用词。这两个领域有着共同的起源、深厚的学术联系，把它们对比来谈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个领域。\r 
 如图1所示，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同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而比较政治经济则与比较政治制度（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较政治发展（comparative political development）同为比较政治学的主要方向，[5]所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又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它们也兼有两个学科的特点。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重点在国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在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关系。比较政治学的重点则在国内层面，比较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这也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落在国内与比较上。\r 
 了解了以上主要特点，再加上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我们就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政治经济学是指通过研究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那么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或者是国家系统，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即通过研究国际层面的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来探讨由国家为主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重点在于研究国家系统与国际市场的互动。\r 
 这里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来说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开放程度越高市场越自由、关税壁垒越底）是由国际政治体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当国际政治体系由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霸主所控制，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就高；当这个霸主衰落了，国际政治体系则走向多级竞争，国际市场开放程度就会随之降低。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的研究重点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r 
 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内，它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社会集团和经济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这里，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间的比较必须加以区别。如果我们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与贸易关系的相互作用，这应该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因为这个贸易关系影响到两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构造，贸易关系则是国际市场的基本元素，所以这个研究是在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美国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日本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比较研究，这就应该划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因为这是在比较两个国家（具体地说，两个国内体系），我们并不关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日本国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直接在美国国内创造和分配财富。因此，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与国家间的比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区别。\r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源于对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的研究，后又加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经验的对比。这个理论认为，东亚发展的成功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国家类型上，即发展型国家。它的特点在于这类国家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凝聚力极强的经济行政机构、良好的政商合作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象东亚一样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国家缺少这些特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重点是国内体系，发展型国家的这几个特点都是围绕着政府、社会集团（在这个理论里主要是指商业集团）、经济的关系论述的。另外，这个理论还涉及到成功与不成功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比较。因此，发展型国家理论是个典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r 
 当然，前面所强调的用国际与国内层面的研究来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只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两个领域各自的特点。国际与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社会集团、经济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可能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从而影响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运作和关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也有相交的部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理论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来划分的，少数国家（即发达国家）在中心（the core），而大多数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边缘（the periphery）。中心和边缘是由不平等的交换关系相连接的，边缘地区用廉价的、易替代的初级资源向中心地区换取高价的、不易替代的工业品或高科技产品。一方面，这个中心-边缘体系使边缘国家内部产生了有利于维护这个体系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个中心-边缘体系的形成和维护是建立在中心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以及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上的。依附理论告诉我们，国际体系（在这个理论里主要是国际经济体系）由一些国家内部的政经关系所造成，而决定另一些国家内部的关系。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在这里的界限就很模糊了。\r 
 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有各自的研究范畴，总的来讲是以国际、国内层面相区分的，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限定国内体系，主要探讨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而部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会限定国际体系，主要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社会集团、经济的关系。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也有相交的部分，那就是对国际与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开放程度增高，这个相交部分应该会越来越大。\r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及现状
 
 在政治经济学的四大领域内，政治经济哲学和本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起步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是随着交通、科技的进步和国际体系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则需要更多的国外知识和更强的学术动力。但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起就存在国际和比较的成分。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再到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跨时间或跨空间的比较。不过，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名称真正开始广泛使用、这两个领域真正开始成型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r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学术源头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学术思考。从冷战开始，国际安全就一直是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当时把国际安全称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叫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可见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态度。但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显示出来，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但使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更使美国的相对衰落展现无疑。美国的学者们发现美国虽然没有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击败，但石油价格的变化却可以使国力遭受重创，更不用说还要面对欧洲和日本日益增强的经济挑战，于是学者们开始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两部分学者分别开始了两个专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

未来外交官 · 发表于 2005-6-30 19:50:49

一部分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6]开始思考美国衰落以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吉尔平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认为美国作为霸主的衰落必然会带来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降低、国家间经济合作难以维持的局面。而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的基欧汉则认为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并不会随着美国的衰落而消失，它会在霸权衰落以后继续起到维持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这两派的争论引发了后续的很多理论与实证的争论，其他派别也纷纷加入。但是这些争论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学术领域形成了。\r 
 在这些学者思考美国衰落后国际经济合作前景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彼得?贺尔（Peter Hall）等，[7]开始比较不同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和这些策略的来源。这些学者与前一部分学者不同，从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他们注重的是各个国家内部的政府、社会集团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跨时空比较。他们发现不同的历史制度、不同的社会联盟、不同的政商关系都会引发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不同的经济调整过程。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r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有关。一方面，依附理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南北关系的视角，后来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把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一个跨时空扩展的系统来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8]另一方面，依附理论用中心-边缘体系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也引发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建立在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解上，很多研究区域发展的学者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揭示出国内的政府、社会集团及经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国际体系所决定，这些关系往往能在一国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9]值得一提的是，发展问题不仅作为当代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很多学者一直通过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欧洲早期的发展问题。[10]他们的成果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此，这些对于历史和当代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11]
 
 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单独的学术源头，就是理性选择学派。19世纪末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专注研究市场自身的运作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并不把政治因素放在研究范围内，政府只是在经济学家需要时才会出现，即使这样，政府本身也不会被作为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集体选择理论（Collective Choice Theory）、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现，[12]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政府、政治运作以及政治经济关系上来。一个研究工具就是理性选择。它强调研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来讨论人和人、人和组织、组织和国家的关系。例如，集体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探讨什么样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从而产生高度的凝聚力，使其在政治运作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里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来探讨当代和历史上的发展问题。[13]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那些以历史结构、国际体系、国家和社会集团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以不同源头为基础，比较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的兴起和发展是沿着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以及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来进行的，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14]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20多年的发展来看，前者规范化发展较快而后者较慢。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有教科书出现，到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层出不穷，[15]而且书内的理论范式与专题也日趋接近，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专题如国际贸易、生产、金融、货币、区域化、全球化、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发展等的政治经济分析，这说明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很规范化。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类的教科书的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也发展很快。[16]反观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定义不清、教科书缺乏的状态。从斯密（Smith）1993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近期作品评论[17]到莱维（Levi）2000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介绍，[18]再到2002年出版的《政治学：学科现状》中比较政治经济学一章，[19]作者都没有明确定义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仅文章是这样，以比较政治经济学命名的书籍也是如此,[20]不但没有给予比较政治经济学明确的定义也少有共同认可的理论范式和专题。这充分说明了在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是个欠规范的领域，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成型。\r 
 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较慢与其研究区域、方向和方法的多样化不无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为受国际关系的研究影响很大，整个领域只有几个主要理论和一些集中的研究专题，便于学者沟通，更容易形成统一的规范。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区域、方向多样，而且可能互无联系。比如研究欧洲历史上发展问题的学者可能并不关心当代东亚的经济发展，运用理性选择方法做研究的学者可能很难与以国际体系、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核心的学者沟通。当然，研究区域、方向、方法多样化并不是等于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没有规范化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形成了几个主要探讨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论范式，如国家主义（Statism）、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社会联盟范式（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以及几个主要专题如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发展型国家与经济发展、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所以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仍然在发展和规范化的过程中。\r 
 五小结
 
 本文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概念和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概述引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国际层面上国家系统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比较政治经济学则对国内层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跨时间和/或跨空间的比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国内层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相关性也会越来越大，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可以合而为一，或者用一个代替另一个。这是因为这两个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一样，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集中在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上，而比较政治经济学则焦点于国家经济政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上。\r 
 
 [1] Barry Clark,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1991, p.23.
 
 [2]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0, p.1; James Caporaso and David P.Levine,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 Phillip Anthony O’Hara (ed.),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853.
 
 [3] 总的来讲，欧洲（如英国）的人文、社科分类不如美国明显，而美国又一直占据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所以以下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主要建立在美国的学科分类上。\r 
 [4] 这里不加“学”以区别“方向”与“领域”。下面的“比较政治经济”同理。\r 
 [5] 比较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既有这几个方向的研究也有国别的研究，但即使是国别研究一般也离不开这几个方向。\r 
 [6] 代表作如：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Keohan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L.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9, No.1, 1975;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Macmillan, 1976.
 
 [7] 代表作如：Peter Katzenstein, “Conclus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8, No.2, 1977;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eter A. Hall,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an Diego, New York, Boston, London, Sydney, Tokyo and Toronto: Academic Press, 1974;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San Diego, New York, Boston, London, Sydney, Tokyo and Toronto: Academic Press, 1980;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730-1840s, San Diego, New York, Boston, London, Sydney, Tokyo and Toronto: Academic Press, 1989.
 
 [9] 代表作如：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Evans, “Transnational Linkages and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An Analysis of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Nations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vans,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nis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10] 如：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L.B., 1974;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1992等。\r 
 [11] 这部分讨论参见：Peter Evans and John D. Stephens,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Vol.17, 1988。\r 
 [12] 代表作如：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5, 1967; Anne O.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4, 1974;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981;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等。\r 
 [13] 如：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等。\r 
 [14] 如：John Zysman,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T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r 
 [15] 如：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Gill, and David Law,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Tokyo and Singapo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8;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Herman M. Schwartz, States versus Market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3等等。\r 
 [16] 如：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程毅、夏安凌、韩玉贵：《国际经济政治概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r 
 [17] Rand Smith,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State Strategies: Recent Work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 No.3, 1993, p.352.
 
 [18] Margaret Levi, “The Economic Tur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822.
 
 [19] James E. Alt,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redibility, Accountabi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Nort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2.
 
 [20] 仅有的这样的几本书是：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0 and 1997; 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高铦、高戈译：《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政治理论译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Charles Kindleberg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 A Retrospectiv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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