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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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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摘要: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就启动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如今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本文分别从理论的、现实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从理论上讲,这一民主政治的回潮现象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从现实中看,俄政府在政治、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导致民主制度政治合法性的缺失,适当的威权也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选择;从文化的角度,俄罗斯受东方东正教专制传统的影响的程度显然要远远大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历史上政治文化也基本体现了“专制、集权”的特色,缺乏民主传统;追溯到社会起源,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关键性时刻机遇的丧失,是俄罗斯永远的一块硬伤,外生型的民主进程注定了要历经曲折,多灾多难。关键词:俄罗斯 民主 威权 专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以后,打着秩序、法制、公正的旗号,向金融寡头开刀,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调控,在国内外引起了“专制倾向”的责难。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民主问题的讨论也很多,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俄民主化过程中已出现威权政治的回潮现象,还有观点认为俄正处于由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更有甚者,认为俄根本不具备民主的特征。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有一点上却是达成了共识,即俄罗斯的民主道路的确路途曲折,任重道远。本文试图从理论、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多重视角探讨影响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若干要素。 (一)从理论上讲,民主化进程中的回潮现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也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揭示了这一规律,他认为,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头两次民主化浪潮的每一波之后都出现了一次回潮。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和FaGuo革命,实际上到了19世纪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才出现,不过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主要发展是偏离民主,要么回到传统的威权统治形式,要么引入新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政体,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二战,截至六十年代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回潮出现,政治发展和政权变迁都呈现出了极强的威权主义色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出现于七十年代,涵盖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到八十年代末又吞没了共产主义世界。亨廷顿认为,“自由化的波涛及其回潮呈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回潮都淹没了一些在前一次浪潮中过渡到民主政治下的国家。”〔1〕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俄罗斯勿庸置疑正是这第三波浪潮中的一员,从1989年戈尔巴乔夫开启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到九十年代叶利钦成为**运动最具威望的棋手,再到叶利钦时期的经济困境,政治危机,到普京上台后的强权举措导致俄在“强总统,弱国会,软政府”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切似乎都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的准确性,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正在第三波的回潮浪潮中悄然向威权主义过渡。 (二)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倒退也是其本身无法有效运作导致政治合法性瓦解和人民群众主体选择的结果。 “合法性”指的是政治上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一种自愿认同、服从和拥护,其内涵包括政治统治能否以及怎样以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式运行。而俄罗斯向民主转型时期的政府要想获得认可,谈何容易?首先它难以有效走出经济危机的瓶颈,获取人们的信任。1992年4月11日俄报纸《自鸣钟》报道,1992年4月,工作的人仅仅购买食品就花掉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工资,即使这样还不够。与1991年1月相比,到5月时,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0-26倍,而莫斯科某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30-50倍。记者们问:我们生活得一天不如一天,今天,大多数居民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在和平时期,我们却像生活在战争年代,一切不断失去,这公平么?〔2〕而到了1998年,休克疗法丝毫没有经济带来任何起色。工业生产仅为1990年的49.7%,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90年的51%,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倒退了二十年,贫困人口达到54%,居民实际收入比1991年下降40%,〔3〕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4〕 另外,由于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治理不力,叶利钦所谓民主政府政治危机也接踵而至。从街头暴力、群众示*、流血冲突到地方离散、民族***,政府信誉每况愈下。1996年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的外事主任叶·格拉齐科夫在访谈中提到的一系列事实发人深省。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俄罗斯大多数居民都否认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80%以上的居民认为自己周围的生存环境恶化,对明天没有信心。国际上通常认为,如果居民对现行体制的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达到40%,该制度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这个比例在俄罗斯为43%以上,而大多数国家则为10-20%,一般来说,对中央政府的支持率不应低于20-25%,而在俄罗斯却只有10%左右。当时俄社会中对各类政党的信任程度只有4-6%,对议会为10-12%,对总统为14-18%,相信宪法的保证作用的比例只有16-17%,比共产党执政时期信任程度还低。〔5〕而1997年往后,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也显然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从1997年到普京上台,总理更换五届,政府人员也更替频繁,政治缺乏连续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俄政府在车臣问题上的软弱和妥协,引起国内舆论尤其是军方的强烈不满。 可见,“在民众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的时候,从人民的现实选择的角度,民主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人们把民主当成可以创造奇迹的救命稻草,到头来却发现曾经一心向往的民主制度只是软弱无效的象征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如今的俄罗斯越来越需要的是一个铁腕人物,一个能带领俄罗斯人民重温昔日帝国之梦,恢复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领袖,一个能够主持社会公正,结束党派纷争的强势政府和政治强人。 (三)俄罗斯政治民主进程屡屡受阻,也与其政治文化、宗教传统有关。事实证明,历史上有没有民主政治经验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 威廉·华莱士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把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向东推迟到1500年的西部基督教国家的边界。从北部开始,这条线沿着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东部边界,向南延伸,通过白俄罗斯、乌克兰,把西部的天主教乌克兰与东部的东正教乌克兰划分开来,再向南延伸,然后到罗马尼亚的西部边界,把外西尔尼亚与该国的其余地区断开,然后进入南斯拉夫,沿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与其他国家的分界线穿过。这条线现在也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已经扎根的地区与民主尚未扎根的地区区分开来。〔6〕俄罗斯无疑也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正教自其传入起,便在俄罗斯民族身上打上了专制的烙印。对东正教的信仰产生的弥赛亚意识,使人们把宗教使命感与国家力量和沙皇相结合,产生了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和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沙皇也自称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这就使得专制有了合法性依据。恰达耶夫说道,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沙皇被认作是神在地上的全权代理人”。〔7〕可见,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是与西方的民主传统格格不入的, 从政治文化的继承上来说,历史上,从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称帝,确立沙皇特辖制,统一法律,建立特辖军团,奠定中央集权制的基石,到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俄罗斯始终在专制的怪圈里循环。俄罗斯先后经历了多次的体制变化,政权性质也多次转换,但始终没有脱离过集权的轨道,即使是社会主义苏联也没有扭转这一局面。苏联的失误在于“党政机制以单向集权运行,……单向集权运行的峰顶致使国家政治体制同个人专权相结合”,没有“在集权与分权上实施科学的‘双向运转’”,〔8〕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非但没有使得俄罗斯摆脱这一惯性,反而更加强了这一传统,使得俄罗斯在专权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无论从古至今,说俄罗斯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都毫不为过。 当然,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特征并非专制一词所能概括。“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互相角力”〔9〕,俄罗斯文化中的亲东方色彩,容易演化成对权威的崇拜;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影响则从另一角度不断地校正这一趋向,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结合体。别尔嘉耶夫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任何历史哲学都没有猜透,一个无国家观念的民族,何以能够建立起如此强盛的庞大国家;一个最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何以能够在官僚政权面前俯首帖耳;一个富有自由精神的民族,为什么好像不愿过自由的生活。这个奥秘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阴柔之气和阳刚之气的特殊关系有关。”〔10〕这种二律背反性注定了俄罗斯在力图与西方靠拢过程中的尴尬处境和矛盾性,一旦无法在这两类文化的张力作用下寻求一个平衡点,就容易走向极端。而到目前为止,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传统显然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起着占据优势的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重阻力。 (四)俄罗斯在向现代化过渡的关键性时刻改革的不彻底性是影响其民主的社会历史根源。 1861年改革被公认为是俄罗斯迈向现代化的起点,在这场标志性事件中,俄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却也为后来政治体制的弊端埋下了隐患。这场由沙皇亲自导演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了继续保全专制制度,保留了农村公社作为其基层行政和纳税组织,这成为俄民主化进程中永远的一块硬伤。马克思对此曾这样评价,“俄国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11〕从民主产生所需要的条件来看,显然这一改革举措严重地侵害了民主。摩尔在谈到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时认为,民主发展应具备这样的条件:一,建立某种均势,避免王权或土地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出现;二,向形式适宜的农业商品经济过渡。〔12〕众所周知,英国民主的出现即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实现了上层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对抗王权的局面。而俄国当时由于农业的落后没有形成必要的市民阶层,再加上独立的贵族遭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沉重的打击之后,恢复特权成为泡影,无力抵抗王权。所以,追根溯源,为什么俄罗斯当代民主进程困难重重,原因还在于它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在于其转型时期改革的不彻底性。 当然,历史并不能解释现在,昔日农村公社的残存和市民阶级的缺失使俄罗斯丧失了走上民主之路的机会,今天所谓中产阶级的复兴仍然会为俄罗斯的民主大业提供契机。但是问题在于关键性时刻机遇的丧失造成的代价是无可估量的,这也是本文把社会根源视为单独的一个因素的原因。任何外生型而非自然而然过渡而来的民主必然存在其扭曲的、走形的、脆弱的、牵强的一面,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俄罗斯经过十年的漫漫民主长路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是否再次验证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我们拭目以待。 综上,由于上述各方面抑制因素的存在,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俄出现威权主义的趋向并非只是一时之需要,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根源,只有在更深厚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现实,服务于未来。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威权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必要时可以弥补社会的权力真空,磨合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和解,防止社会失控,对于当前的俄罗斯来说,它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正如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讲话,“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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