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钟摆交替

岸上的猪

　　——苏东剧变20年来美国对外思想脉络

　　一、“超越遏制”战略和孤立主义思潮

　　1.1、老布什政府具有过渡特征的“超越遏制”战略

　　苏联解体后，美国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独霸世界的局面，成为所谓的“美利坚帝国”。按美国学者库尔斯(Coors)的说法，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惟一的高科技军事大国和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全球经济中最大、最发达的经济体和全球化的驱动力；是“软力量”的典范表现和全球流行文化的传播者。①通过1990年和1991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1992年的《防务规划指南》，老布什政府将维持单极优势的领导地位确定为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在1990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老布什总统指出：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事务中“新纪元的开始”，“在这个新世界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进入下一个世纪也是如此”。②在《纽约时报》1992年3月披露的《防务规划指南》草案中，老布什政府道出了美国旨在维持冷战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意图，“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新对手的再度出现”。美国必须预先阻止任何潜在的未来全球竞争者的兴起，通过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和领导地位、建立世界新秩序，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③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老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大体实现。老布什政府同时也特别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其任内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海湾战争。在老布什总统时期，美国沉迷于冷战后的“历史终结”与“民主和平”的超越遏制胜利之中，想方设法进一步消化冷战后果实。

　　1.2、有待国际政治现实继续验证的“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它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该理论并非冷战后才产生，而是可以追溯久远。18世纪末，康德(Kant)提出永久和平论，确立了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康德提出，以共和制宪法、联邦制国家体系和全球公民身份为特征的开明政治秩序，可以造就一个人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的理性会指导民族国家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国际法的准则之下。共和制宪法的制衡作用可能阻止具有冒险性的统治者把国家投入战争。因此，立宪共和国可能是和平主义的。康德的思想启迪了后来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把启蒙思想和理想主义带入国际政治实践。1983年，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中第一次提出了“民主和平论”。冷战结束之后，该理论风靡一时。④

　　民主和平论者所做的论证，除了统计分析之外，其理论推理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战争费用是公民以鲜血和财富来支付的，民主制政府之所以不情愿进行战争，是因为它们必须向公民负责。第二，在民主国家，有战争风险的外交决策是公开讨论的，这意味着战争的代价对于公众和决策者来说都是敏感的。第三，民主制政治结构的特征，诸如行政选择、政治竞争和外交决策过程的多元性，具有制衡作用，会使国家受到较大制约。第四，民主制的政治文化，诸如民主规范、惯例、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等，最终会使适用于国内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适用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⑤“民主和平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的基本逻辑也许可以概括成：理性的人可以组成理性的国家，而理性的国家则可以组成理性的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恰好与之针锋相对。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是从利益出发看问题，并认为国际体系根本不可能建成永久和平的体系。⑥

　　但是，冷战后一度遭遇热捧的“民主和平论”也面临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首先是民主的界定问题，即达到何种标准才算是“民主国家”。东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见解，西方国家理论界也存有争议。例如，美国自认为是最民主、最尊重人权的国家，历史上美国的奴隶制却存在很长时间，黑人和妇女很晚才获得选举权。同时，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尽管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对其他民主国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却可能轻易地对“非民主”国家这样做。按照该理论，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应该具有普遍性，其逻辑结果应该是无例外的，其推论不能有双重标准。⑦

　　1.3、冷战结束后短暂的“新孤立主义”思潮


　　新孤立主义是独特的美国政治文化现象。从逻辑上看，实力强大的美国应该是最不可能孤立的国家，而恰恰是美国不时浮现孤立主义的苗头和浪潮。孤立主义所要求的内在逻辑并不复杂。首先就是严格限定国家利益概念，把美国对外政策目标限定为捍卫“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财产”。此外的其他利益，诸如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与繁荣，以及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等都不该纳入其外交政策目标。其次强调关注国内问题，外交政策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中心，减少美国的海外义务。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衰通常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和90年代初的新孤立主义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孤立主义者十分简单地把经济问题与外交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大兵回家”、“美国应该照顾自己”。孤立主义相对简单的目标追求以及建立在美国例外主义基础上的道德优越感，迎合了中下层百姓，往往能在美国社会中掀起巨浪。⑧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美国经济面临战后第九次衰退。很多人趁机提出，冷战已经结束，应该享受“和平红利”了。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人举起了新孤立主义的大旗，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来移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和对外援助。

　　针对对孤立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衰落论，一些政治学家并不认同，对其发起挑战并积极建言献策。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发表了一部与《大国的兴衰》针锋相对的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他认为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优势仍然使自己保持最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不能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亨利·诺在《美国衰落的神话》中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的力量并不符合大国兴衰的另一轮循环……赞同美国目标的国家现在比1947年或1967年都要多。因此，相应的，为了影响这个世界，美国不需要像20年或40年前那样强大的实力。它可以通过像一个全球教皇而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的形式保持其领袖地位……”⑨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主张以美国本土为基础，对外进行离岸平衡的外交思想其实带有新孤立主义的影子。由于新孤立主义思潮深受美国内外形势影响，它也往往来去匆匆。⑩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下，美国创造了“新经济”奇迹，扫除了美国是否在衰落的争议，人们继而重新讨论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单极霸权”，新孤立主义销声匿迹。(11)

　　1.4、奥巴马政府初期的“新孤立主义”阴影

　　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改革外交战略雄心勃勃，但实际上，受制于美国的内外交困，其同时带有理想与现实主义色彩的多伙伴论、“巧实力”战略、多边合作等思想，本身就透露出一种力不从心的半收缩态势，且奥巴马政府的这种收缩受制于诸多因素导致其进退不得。因此，美国国内又出现了新的美国衰落论调，国内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又有所抬头，要求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全面撤军，让在阿富汗、中亚、中东等海外执行战争任务的美国孩子回家。2009年12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美国国内反对进一步涉足阿富汗局势的声势强烈，民意汹汹。在增派多少兵力、增兵具有多大效果等问题上，美国国内存在争论和犹豫，民众反对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2009年12月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外交孤立倾向”达到40多年来的顶点。有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应当独善其身，尽量让其他国家管理自己的事。在阿富汗事务方面，只有32%的受访者赞成增兵计划，4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驻军人数。共和党人多支持增兵，民主党人则反对增兵。但奥巴马政府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眼下美国在阿富汗已有驻军6.8万，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将有10万多军队在阿富汗。虽然北约已有25个盟国承诺向阿富汗增派共7 000名士兵，但各国暗中并不积极。

　　二、“参与和扩展”与“新干涉主义”


　　2.1、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大力推广“参与与扩展”战略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冷战色彩浓厚的“遏制战略”已经过时的情况下，面对全新的世界局势，克林顿提出了以新现实主义和新全球主义相结合为特色的“参与扩展”外交战略。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政策》报告，称美国必须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奉行新的对外干预政策。1994年7月，美国政府发表该文件。其主要思想是：美国在后冷战时期将奉行合作安全和根据国家利益有选择地承担国际义务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中，美国要起领导和带头作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武器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问题，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加强国际经济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美国将主要靠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实现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目标。(12)根据这一战略思想，美国政府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国内获得安全，我们就必须在国外实行领导……我们必须准备并愿意利用国家力量所赋予的一切适当的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及非国家机构的行为”。(13)

　　该政策有明确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目标，即加强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促进民主。克林顿甚至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大国都是民主国，同时还有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的民主国家共同体。”(14)所谓参与主要指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维护现有的安全同盟在经济上执行强有力的政策以确保美国的海外市场，同时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扩展”则主要指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15)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于1993年9月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学院发表题为“从遏制到扩展”的演讲，首次正式推出了具有克林顿时代特色的民主“扩展战略”。(16)“美国是上帝的优秀选民”的“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17)“扩展战略”强调民主推进，指出首先要巩固民主核心，致力扩大民主圈，使“世界所有大国成为民主国家，而其他许多国家加入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18)克林顿吸收了福山的部分观点，大力宣传“民主即安全”理论，强调民主国家相互间不易发生战争，“民主国家更可能与美国合作去对付安全上的威胁，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参与与扩展”战略渗透着经济、安全和人权等美国的“三大外交支柱”。对外经济政策从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低级政策”地位，上升到美国对外战略的首位，这是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克林顿政府认为，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经济安全”是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克林顿政府对其国内外经济进行了积极的、多方面的、直接的政府干预，在围绕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确保美国在冷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两个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努力延续美国在冷战中获取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试图用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安排世界经济体系等新特点。克林顿政府制定的面向21世纪的国家安全新战略有以下特点：(1)调整主要作战对象。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地区冲突、大规模核武器和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多样化、全球性问题的威胁。(2)国家安全战略的总方针是兼顾现实威胁与长远挑战。(3)提出了以“塑造—反应—准备”为核心的系统的新战略构想。(20)美国国家安全新战略具有不固定战略对手，以灵活多变的手法和更加进攻性的态势，以核武器与高科技常规武器威慑为基础，以信息化武器力量为主要手段，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等不同于冷战“遏制战略”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