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埃及民主挫败的“政治命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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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依然处在暴力冲突中。两年前当穆巴拉克总统在美国盟友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时，穆巴拉克训斥美国人不懂中东政治，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有多复杂，并预言美国人将为此付出代价。这确实是美国人的尴尬。美国对外一直奉行利益与原则两大政策，而当利益与原则发生冲突时，美国人自称原则优先。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是什么呢？无疑就是推广自由民主。自由与民主无疑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具有道德优势的观念，但是它们为什么处处碰壁？从第三波民主化到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回潮”和“无效民主”国家比比皆是，挫败的埃及民主只不过增加了一个鲜活而血淋淋的案例而已。
　　既然埃及不是特殊的例外，其中必然存在某种政治密码即政治命理。对此，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民主化挫败的解释基本上是盲人摸象，比如政治文化论者认为民主失败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格格不入，但是忘了同样政治文化的不同国家在民主政治上表现大相径庭；经济论者认为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是民主才能更好地存活，但是忘了即使人均GDP很高的国家若社会结构差距过大，民主也不会好到哪去；更有博弈论信徒居然天真地认为只要民主的主要玩家理性地博弈，民主就能成功；制度论者相信实行了议会制就比总统制更有利于民主巩固，这事实上将政治当做与其他条件无关的真空。凡此种种，都是似是而非，隔靴搔痒。
　　当西方人对其他国家推广民主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把民主极端的简单化，二战后西方国家建构出来的“自由民主”被简单化为“竞争性选举”，结果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是福音。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形式只是国家建设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全部要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要素，而且是时间性极强的要素。这就是理解民主成败的“政治命理学”，即国家建设理论。
　　国家建设说到底涉及两大方面，一是能够稳得住的国家权力，二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力是前提，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权力的最高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
　　什么威胁着国家权力？民族分裂主义、教派对立和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阶级冲突，而竞争性选举在很多国家强化了固有的阶级结构和教派对立，比如从印度、菲律宾、泰国、墨西哥到伊拉克、埃及，在有些国家则直接导致国家失败和国家分裂，如前苏联。原因很简单，竞争性选举是以党派为基础的，党派则以民族、宗教和阶级（阶层）为单位，而这些类型的政党必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结果意识形态化的选举动员必然拉高了竞争性选举的裂度。所以，在多民族、教派对立和贫富悬殊过大的国家，如果不存在以“国家认同”的共识，竞争性选举直接威胁国家权力。二战后世界上国家数目的急剧增加，竞争性选举功不可没。
　　即使不存在民族分裂主义、教派对立和阶级冲突，如何维护国家权力也是首要问题。西方国家民主化之前的国家建设首先是宪法政治即法治，然后是合理的分权与社会自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最后才是普选。这是英美式西方国家的国家建设史，即国家建设是诸要素之间的时间上递进关系，经过几个世纪才有今天的模样，漫长、有序而稳定，民主可谓世界工程。西方人忘记了或者可以淡化自己的历史，企图逆袭，以其时间顺序上的最后要素当做改造其他国家的第一方案，结果很多国家因不稳定而出现“民主的回潮”，出现西方人所说的“选举式独裁者”和“竞争性威权政体”。
　　即使在国家权力有稳定的保障的前提下，公民诸权利的实现也具有时间上的顺序性。公民权利不是我们所简单化的政治选举权，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还有更重要的经济权利以及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它们之间实现的时间性直接决定了民主的质量甚至民主的成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依次是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即使政治权利实现了，也不能使国家稳定下来，老百姓还是不满意，二战后只有建成了福利国家，西方国家才在大收买政治中稳定下来，民主才有今天的成就。而在埃及以及很多类似的国家，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政治选举权在一夜之间到来。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靠选举拿下政权，但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最终也是靠民主的办法即游行示威拿下穆尔西。
　　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以及权力诸要素和权利诸要素内部的张力和时间性错位，是理解埃及式民主悲剧的政治密码。世界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玩家们总是要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历史政治化，甚至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掩蔽历史。因此，并非武断地说，西方民主化理论其实就是政治教科书，不靠谱！企图在一夜之间跳跃“过程”而直奔“模式”，最终却是漫漫长夜。
  　　本文原载《环球时报》8月20日，题目是《理解埃及式民主悲剧的政治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