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代价与转机——印尼华人问题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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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998年）4、5月间，印度尼西亚在持续一年的金融风暴冲击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延续三十多年专制统治的苏哈托政权，在印尼人民恢复经济、变革政治的强烈要求下被迫易手。然而，在印尼政局的这一重大变换过程中，历来被排斥于印尼政治之外的印尼华人却成为政局动荡的牺牲品，遭受了空前的迫害。当印尼华人的遭遇被逐步披露之后，这种"种族清洗"式的排华暴行激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全球的华人为之愤怒，印尼华人问题一时间成为1998年世界民族问题的热点之一。印尼华人的悲惨境遇在世界上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使印尼华人问题继1965年大规模排华以来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特别关切的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印尼社会政治形势趋向于民主化的发展，由来已久的华人问题在印尼社会正逐步得以揭示、思考和反省，印尼华人自身也在惨痛的代价中进行反思和开展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印尼华人虽然在雅加达5月骚乱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面临着改变命运的转机。

　　一、殖民统治：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

　　中国与印尼交往的历史久远，中国人旅居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汉朝时期。后来有人或经商，或避乱，陆续流向南洋。及至元朝对外扩张，其势力亦曾鞭及爪哇。史称"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注:《元史》，卷210，《外夷传》(点校本)， 中华书局，1976年，第4664页。)元朝势力出兵爪哇，目的在于"令臣属纳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等。(注: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9页。)至撤军之时， 亦有伤残兵丁居留该地。明代郑和下西洋，途径爪哇。他推崇伊斯兰教，鼓励当地华人建立清真寺等。古代旅居印尼的中国人数量不多，且大都逐步融合于当地民族。明清之际，华人流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各国)的规模渐大，侨居印尼的华人也不断增多。华人旅居海外无非是打工、经商以求生计。他们以中国人的勤劳精神和诚信品质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就。而且海外华人在侨居国历来奉公守法，与当地居民和睦共处。华人的经商才能也得到印尼当地一些统治者的承认，他们甚至将征收市场税之类的事务委托或承包给华人。因此在印尼沦为西方殖民地前并不存在华人问题。

　　17世纪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入侵印尼之后，荷兰殖民者感到印尼华侨在商业、贸易等方面建立的基础对其统治权威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但又想利用华侨已经建立的商业网络和贸易渠道，因而对华侨采取"恩威并重"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利用华侨善于经营的特点达到殖民掠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残酷的镇压迫使华侨屈从于殖民统治势力的经济垄断权威。1740年在雅加达发生的"红溪惨案"，即是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对华侨进行烧杀抢掠的历史记录。同时，荷兰殖民主义统治势力在对印尼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对印尼人与华侨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实行人分三等。并且欧洲人(主要是荷兰人)为一等，外来东方人(主要是华人，还有印度人等)为二等，印尼土著居民为三等。并且使华人与当地人分开居住，将荷兰统治后出生的华人定为荷兰籍。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造成了印尼社会严重的等级差别，而且使华侨与印尼土著居民之间形成了种族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隔阂。从宗教方面来说，历史上侨居印尼的华人就包括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穆斯林，他们在居留地建立了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一些后来的华人移民也多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对于印尼社会而言，华人的到来不仅没有引起宗教方面的矛盾，而且华人穆斯林在印尼社会伊斯兰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社团--"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领袖也认为"回教是由中国回教要员传入印尼的"。(注:《印尼回教由中国最先传入》，载《印尼与东协》，中文版，第75期，第44页。)然而，荷兰殖民时期，为了离间华侨与印尼人的关系，防止华侨与当地人联合起来反对殖民统治，殖民者公开颁布法令，禁止华侨改信伊斯兰教，(注:参见吴文华:《架起一座印尼--中国友谊的虹桥》，载《印尼与东协》，第73期，第15页。)从宗教信仰上扩大华侨与当地人的隔阂。

　　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的过程中，殖民者除了从殖民地掠夺财富之外，也大量利用外籍劳工为其殖民政策服务。19世纪，荷兰人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大量招募、诱骗华人劳工，使印尼华侨的数量不断增多。据荷属东印尼殖民当局的统计，1860年印尼华侨的数量已达22万人；1890年增至46万人；1930年达到120万人之多。 华人劳工在印尼主要从事种植业，同时在商业和加工业方面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机会。华侨在小本经营的零售、批发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功，使他们在印尼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荷兰殖民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深入印尼民间生活的经济触角来实现其对印尼土著居民的剥削和控制。因此，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讲，华侨当时被荷兰殖民统治者作为"以夷治夷"的工具，在印尼土著居民的心目中也因此而成为仅次于荷兰人的外来剥削者。荷兰殖民主义势力对印尼社会的分裂，特别是对华侨和当地人关系的离间，是造成印尼华人问题的历史根源。

　　二、强迫同化:印尼华人问题的现实原因

　　印尼结束殖民统治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在印尼独立战争中，华侨不仅在经济支持、舆论宣传、战地服务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直接参加了抗荷武装，如国际志愿军等。(注:参见朱杰勤:《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华侨(1945-1949)》，载《印尼与东协》，第76、77期。)印尼实现独立后，政府虽着力扶持和发展民族经济，但印尼社会百废待兴的形势和印尼土著民企业家、商人等经营人才奇缺的状况，使官方对华人经济一时难以抑制或排斥。特别是随着荷兰殖民主义经济势力的逐步退出，当时的华人经济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一定的发展。华侨人口也迅速向城市集中。据统计，1949 年时侨居印尼的华人已达200万人左右，且相对集中于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中城市。根据1950年对印尼城市华侨人口的估计，雅加达有247786人，泗水有102363人，万隆有62019人，三宝垄有59324人，玛琅有24069人，梭罗约50000人，北加浪岸约10200人，巨港约170000人，先达有11893人，马辰约11000人，山口洋有约17000人，三马林达约6000人，望加锡约27000人，几乎占印尼华人总数的一半。此外，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的华侨也大都经营商业，其中多为小商小贩。是时，华人开办的工厂也形成一定规模。1951年雅加达的6000家工厂中，华侨经营的达536家，占8.9%，主要是日用品加工业。(注:参见《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华侨》(1945-1949)，载《印尼与东协》，第76期，第20页。)由此可见，在印尼建国之初，华侨经济对印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曾办有荷华学校，华侨学校也得到一定发展。到1940年全印尼的华侨学校达到650所。日本占领印尼后， 原来就读于荷华学校的华侨子女改入华侨学校学习，这也促使了华侨学校的发展。到1949年华侨学校总数达到816所，印尼华侨传承中华文化的中、 小学教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华侨在新闻舆论方面也办有自己的报纸，战后初期华侨报纸达14家之多。随着印尼独立建国进程中民族主义理念的高涨，印尼文在社会生活中迅速取代荷兰文成为官方文字。印尼华侨也办起了印尼文的报纸，这对促进华侨学习和使用印尼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了华侨对印尼民族文化的尊重。

　　50年代末，由于印尼政治形势动荡和经济发展缓慢，印尼社会中关于同化华人的舆论日渐强大，限制和排斥华人的国家行为和民间反应明显增强。如1959年印尼颁布总统令，禁止外侨在县以下地区经营零售业。后来进而发展为禁止外侨在县以下地区居住等。这些政策、法令不仅阻断了大批华侨商贩的生计，而且逼迁华侨的行动推动了民间性的排华风潮。华文学校被裁撤，华文报馆被查封，华侨社团被限制，一些华侨甚至被监禁或杀害。1959～1960年间，中国政府曾接回受难华侨十余万人。在1960年中国和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达成双重国籍协议后，印尼官方的排华政策有所收敛。但是对于印尼社会而言，这个问题并未解决。

　　1965年印尼政局突变。"九·卅"事件之后，印尼军人政权出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理由，对华侨进行大力排斥和迫害，甚至把华侨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加以清肃，其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重。由此引发的民间性排华行动在印尼社会形成浪潮，大规模抢掠、烧杀、驱赶华侨的事件普遍发生，大批华侨被遣返回国。此后，苏哈托政权构建的"新秩序"统治开始全面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双重国籍以消除一切同化障碍；全面关闭华文学校和报馆；取缔华人社团；强迫华侨将姓名改换为印尼名；禁止在公共场合或电话中讲华语；禁止对外表现中国的风俗习惯；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华文印刷品；禁止收藏、拥有、买卖和发行华语音像制品；禁止新建或扩建华人庙宇；在华人身份证上标以特殊印记，等等。这些政策和法令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具体化，如将中国的太极拳改名为"印尼疗法操"并配以印尼音乐；在中国和印尼断交期间还禁止台湾的演艺团体访问印尼；在学校讲一句华语罚款10印尼盾，等等。(注:参见Drs. H. Junus Jahja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二)，载《印度尼西亚日报》，中文版，1998年8月6日；黄昆章:《论印尼同化华人运动》，载《侨协杂志》，第60期。)

　　在实行全面强迫同化的过程中，对华人的政治排斥几乎杜绝了华人在公务员、军队、司法界的从业机会。华人子弟在进入国立大学方面也受到限制。而以"支那"一词代替"中国"、"中华"和"中国人"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印尼官方对华人的歧视、侮辱、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印尼华人总数已达七百余万人，他们是中国领土以外最大的华人群体。但对印尼这个亚洲第三人口大国来说，他们只占印尼全国总人口的3.5%。(注:关于印尼华人的人口数字缺乏官方的准确统计。印尼国内关于华人数量的估计从600万到1000万不等， 但是较多的报道认为是700万，本文从之。)他们中的98%以上已加入印尼国籍， 极少数未入籍的华侨也通常是因为交付不起入籍所需费用所致。在苏哈托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印尼华人在政治上始终受到排斥，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强迫同化的压制，但是华人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并未失去。印尼独立以后，印尼社会在扶持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主导下，试图努力培育印尼土著民企业家，以改变华侨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但是印尼独立后，"它所继承的仍然是一个由荷兰人操纵的经济体系，而那些在外国出口商和仅能糊口的农民之间充当中间商的华人则扮演着辅助的角色"。(注:〔法〕布赖恩·梅著、克勤等译、黄书海校:《外国记者眼中的印尼》，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尼社会要求荷兰人为其培养土著民企业经营者，以求实现经济印尼化。然而，"印度尼西亚土著民一方面想当商人，却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他们的特权委托给华人。他们除了收取他们那份利润外，自己就不花什么力气了"。(注:同上，第74页。)因此，从那时起，印尼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对华人的依赖即形成了惰性，并且统治集团的高官显贵通过这种渠道获得经济利益又是最为可靠和有效的。官场中的腐败之风对华人经济的索求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华人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空间。加之苏哈托时期在加快印尼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环境，使华人经济在排华的风潮和强迫同化的氛围中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几十年来，印尼华人经济不仅在商业领域取得大规模的发展，而且在工业资本和金融业方面形成了显著的优势。据了解，除印尼国家控制的能源、采矿、交通、通讯等行业外，华人在加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房地产开发业、银行业等方面均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其资产总量占印尼社会私有资本的70%左右。在印尼的300家大财团中，华人财团有197家，占66%；在印尼的240家银行中，华资银行有155家，占65%；1996年印尼十大纳税户中，8户为华人。这几组数字表明， 印尼华人经济对于印尼社会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印尼华人创办的企业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就业机会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等，对印尼社会的发展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印尼华人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官方和民间应有的尊重。华人或被视为"经济动物"而受到鄙视；或被视为控制印尼经济的集团而遭到非议。统治集团对华人经济的利用(特别是权钱交易方面)所造成的印尼社会的不满，往往使华人成为政治动荡的牺牲品和转嫁社会危机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