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第二步现代化与周边邦交软实力

岸上的猪

　　当前中国要实现“中国梦”，也即是要实现第二步现代化，通过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和平崛起。而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未有所谓大逆转，尽管有战略信任问题，但绝非是一种对抗关系。当下中国只要沿着改革开放、合作发展的道路一直前行，再加之新一代领导人应对周边挑战的“更自信、更有进取心、更有新风格”，使中国有与世界更良好互动的自信。
　　就当前的历史阶段，“中国梦”很大程度上实质是指，中国第二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一个目标预期。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完成了第一步现代化的预期目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果，来到了第二步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今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学论坛上，风靡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言，这成功仅仅意味着只完成了一半的现代化。今后的20~30年里，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可能会在2018年实现经济总量（GDP）超过美国达世界第一，成为一个最终具有全部现代化特征的国家。
　　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梦想，也就是实现第二步现代化，也就是通过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实现和平崛起。世界准备好了接受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了吗？中国准备好了自己成为一个融入世界体系的现代化大国了吗？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本质是自己的内部发展问题，而第二个阶段则需要面对自己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历史的经验是英国与美国的经济起飞时期，都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处理好自己的发展对国际的冲击成为中国第二步现代化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如果说实现中国崛起的百年梦想，需要一个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需要有利的对外关系，那么新时期的国际关系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如何面对转型期的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这成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十几年来做学问思考的最主要问题，也成了本专题记者采访盘点第二步现代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动因。
　　周边大局基本稳定
　　张蕴岭指出，中国拥有30余个接邻、近邻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缘环境，也生成一个特殊的“周边”概念，因此，周边外交，周边关系，周边形势，周边合作，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周边关系和环境反复多变，尤其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华裔秩序”被打破，各种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二战以后，新中国成立，中国本身结束内乱和衰势，本来可以重建周边关系和秩序，但是，冷战一下又把中国和周边国家分裂了，一些关系变得具有对抗性，甚至多次发生战争。直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才与所有的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十七大上提出周边是中国对外关系首要的新定位。在中国看来，尽管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但周边已不再是中国的大麻烦，也不是包袱，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资源。
　　张蕴岭强调，这一复杂转变，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改善并深化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所做的三件大事：第一，与所有周边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二，解决划定边界的问题除印度和不丹外，完成陆上边界划定；第三，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参与、推动区域合作，构建以共利为基础的对话合作机制。
　　“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与一些国家关系不正常，断交或敌对，如今都实现了正常化，可以说在周边地区没有一个敌对国家。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带来了利益和发展机遇，这个转变具有重要的涵义。”张蕴岭说。
　　当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竞争问题。中国成为地区和世界的加工制造业中心，产品很有竞争力，经济实力增大，影响也就提升，周边国家自然担心中国会垄断他们的市场，用尽他们的资源，会主导地区秩序。竞争是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比如，中国与欠发达国家大都是贸易顺差，这对他们不利。中国要成为周边国家的发展动力源，要为他们提供市场，提供投资，今后可以通过转移产业到周边国家，尤其是向欠发展的国家，以增加他们的当地制造能力，改善他们的贸易平衡。
　　至于会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这多虑了，不可能成为事实。现在，周边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像日本和韩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不会接受中国主导；二是有些有自己的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中国难以主导；三是现在的合作机制是大家平等参与，不可能改建为上下结构的主从关系。还有就是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还在，要制约、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把战略重点移到亚太来，实际上重点是东亚，要保住他在这个地方的地位，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日本原来是东亚的经济老大，占据着最大的市场，现在由中国替代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性警惕和防备增加了。因此，这个地区有拉近与中国关系的内在动力，也有防中国做大的“共识”。
　　张蕴岭认为，中国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领土问题，像中印边界为划定，有时出现紧张。另外是东海、南海的争端升温。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强大了，会不会运用武力解决争端，会不会夺回声称属于中国的岛屿，海域等。结果，本来比较平静的地区也出现紧张，原因是中国对主权利益的捍卫增强，对方加强了主权护卫和利益诉求声音，特别是加强了对其所占领土、海域的防卫。这都是争端升温的背景。
　　中国第二步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张蕴岭仍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指出，虽然中国与个别国家存在海上争端，但中国周边大局势基本稳定，没有一个反华包围圈。即便美国在加快“重返”步伐，拉拢更多盟友支持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没有形成围拢中国的统一阵线。
　　中美也不完全是战略对抗关系，双方还有很多共同利益与共同关注点。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避免与美国对抗，促进对话合作，周边各国也是采取“两面下注”，或者“多面下注”的战略，即便有争端，有矛盾，还是要发展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因此，和平、发展、合作还是大局，没有国家愿意打仗，中国也不愿意打仗。
　　张蕴岭认为，周边不是中国实现中国第二步现代化的障碍，正确估计和应对周边形势非常重要。如果评估过于悲观，那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紧张，会采取过度的政策反应。周边对中国仍有很大的战略操作空间，中国在处理与发展周边关系时应更主动，更积极，更有信心。
　　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
　　在出现近代以来少见的大好形势下，这两年周边争端突然间升温，使得很多人惊慌失措，但张蕴岭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讲述了自己七十、八十年代的经历，那时候的中国对外开放刚刚迈出很小的步伐，但中国的改善已经激发了世界对一个进步中国的欢迎，中国也因之与世界建立起初步的开放互动联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想为改革开放找出理论根据和现实的政策，成了张蕴岭建构自己的学术基础的起点。
　　在张蕴岭出版的第一本专著《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里，他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世界国家间经济关系变化的基本规律，书中写道：“事实上，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小的世界，而且还生活在一个愈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不断扩大的贸易交往，日益增多的资本流动，加速发展的技术传播和信息交流等等，这一切都使得各国经济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张蕴岭利用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间，大量阅读有关著作，收集资料，访问名家，几乎倾尽全力，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学院的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书看了个遍，复印了两大箱子，借助带回国的好几箱数据，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40多万字书稿。但当时根本没有课题费，出版业也没有资助，这本写于1985~1986年的著作，1989年才出版。
　　张蕴岭表示在学术上努力寻找一条路，认准了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微笑淡然地说，“人们常说做学问要坐冷板櫈，但搞与现实联系的研究，板櫈并不冷，真研究起来还是有点热血沸腾，有激情才出思想。”
　　这部专著不仅对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准确预测，比如“各国经济间交往程度愈深，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关系则形成一种愈益增强的内在稳定机制。尽管矛盾和冲突贯穿于国际经济关系运动的全过程，但是，稳定与发展成为共同利益要求的主流。”此外，他看待东西方关系的视角在今天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他的书中写道：“在未来的发展中，东西方经济关系可能不再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政治对抗关系的附属物，而是更主要地沿着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所要求及开拓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无疑会对政治关系产生影响，即经济上的新型相互依赖关系成为新型政治关系发展的温床。”这也成为张蕴岭之后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他表示，改革开放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选择，而是一种发展规律，任何国家，要持续发展，都要不断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方向不会变，因为中国要遵循规律，那就是不断改革，更加开放，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不会往后退。现在，中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的办法。张蕴岭言谈话语充溢着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他表示，保持乐观、积极很重要，这是一种精神，有这种精神可以帮助你开拓，助你成功。
　　周边环境与周边关系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政策，新战略，新的开拓与进取。比如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很不容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不好。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开展对话，参加东盟外长会议，进行对话，后来被东盟接受为全面对话国，一步步地改善，到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了增进与东盟的合作，中国第一个签署东盟的友好合作条约（TAC），第一个构建自贸区，第一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为了加强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合作，中国积极主动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中国的城市命名，体现的是“上海精神”，“上海精神”是指大家在上海达成的合作共识。如今，面对新的形势，需要合作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大家都要这样做才行。
　　张蕴岭说：“涉及到领土争端问题，不能太急躁。有人主张，如今中国强大了，应该动用武力拿回属于我的领土。领土争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还是靠谈判。谈判需要有耐性，急了不行。涉及领土的问题，优势谈判拖得很长。东方文化讲究战略、策略，讲究方略，倡导不战屈人之兵。在局势紧张时，要先能稳住大局，再思考下一步，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准备着，还是要共同创造一些氛围，尽可能找到双方的共同关注和接受点，找出可继续往前走的方式和道路。”
　　他谈到在南海与中国争端最严重的越南，每当形势特别紧张的时候中越两国的领导人就会出来对话，找出缓和这种矛盾，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办法。中越虽有南海争端，但大家都清楚需要冷静，需要合作。中印两大发展中国家也共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需要加强经济关系，领土争端只是国家间关系的一部分，处理得好只是一小部分，还有更大，更多的共同利益点。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的那种秩序结构，现在是共同参与，共同发展，相互依赖，多层机制，这样一种关系，需要我们新思维，新理念，新方式，以开拓的精神来看待，来推动。
　　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
　　张蕴岭在社科院欧洲所待了十年，对欧洲一体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欧洲国家在经受两次世界大战重创后，通过联合的道路实现了和平发展与稳定，带给他很深的感触，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的意识，那就是东亚、亚太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1993年张蕴岭在离开欧洲所到亚太所当所长后，就马上建了第一个中国的APEC政策中心，后来建立了东亚合作中心，把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的发展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
　　2000年，中国提出与东盟构建自贸区，他是官方专家组成员，负责起草论证报告。与东盟构建自贸区，是一个新事情，是开拓性工作，需要创新。他在调研中发现，东南亚地区当时还未真正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担忧中国加入WTO后，外资更多流向中国，向中国开放市场会受到损害，于是提议，先选择一些能让东盟国家受益的部门先期开放。缅甸曾提议，先搞一点“早期收获”（earlyharvest），先行开放的想法得到认同，对顺利开展自贸区计划起到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