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神话与现实——开罗会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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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邹谠博士的成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在芝加哥出版，汉斯·摩根索应邀为之作序。《国家间政治》的作者慨然写道：“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患了精神病。” 其时，距离“丧失中国”的历史现实已有14年之久。而到了1972年，巴巴拉·塔奇曼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获颁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奖，又旁证了某种“中国情结”远未自美国政治家和公众的脑海中散去。在该书1970年的初版中，塔奇曼曾用“逆风之沙”（Sand against the Wind）来形容二战期间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全部努力，而另一位研究者赫伯特·菲斯早在更先的1953年就使用过类似的词语——“中国纠结”（The China Tangle）。

　　对患有“丧失中国”神经病/精神病的美国大众，以及无可奈何于“中国纠结”的研究者而言，以下事实是不可想象的——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在开罗召开的、很大程度上仅是过渡性质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丧失”和“纠结”的那个国家被赋予了神话般的历史意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会前与丘吉尔的谈话中，即自信此次会议“具有重大之意义，影响所及，定能奠定将来世界之和平” ，颇显自得。同年12月19日，蒋在党政训练班第28期学员毕业聚餐会上作题为“参加此次开罗会议之观感”的演讲，大谈会余所见印度、埃及一般“殖民地人民之缺点”，言语中已经以大国领袖、非殖民地的独立国家领导人自居 。到了1944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开罗会议的成果更是被蒋抬到了空前的高度：“去年年初，由于本党几十年的奋斗，达到了我们革命初步的目的——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后来到了年终又参加了开罗会议，发表中美英三国宣言，认定东北和台湾，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决定在战后仍要归还中国，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

　　于是，直至今日，中美两国学界乃至一般舆论对开罗会议的观感，其分歧竟与六十余年前几无二致。经由民族革命、方得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自觉”主体的中国，赋予了开罗会议这一事件以浓厚的象征意味——如果说1840～1940年的中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保持“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是隔绝于“世界历史”之外、缺乏“自由的实体精神”的纯粹客体，那么在经历了一百年抵抗-融入交织的历史后，以开罗会议为标志，中国已经进入这种现代话语体系下的世界历史，成为了一个被承认的主体。对这种“被承认”的满足感，不仅见于当时的领导人所称“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之类表述，即在今日，涉及诸如钓鱼岛、台湾等领土/主权问题时，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发表的宣言仍被中国政府作为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引述（1）。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乃至美国全球战略的诸种英文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以过渡的角色出现，其重要性不仅落在随后进行的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以及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之后，甚至也不如史迪威事件那般棱角分明、冲突直接——邹谠教授在他的杰作中就只用了不到一个页码去分析开罗会议的价值。而围绕《开罗宣言》法律效力的争论，以及这一宣言在钓鱼岛争端等具体问题中的无力，又旁证了那种对开罗会议极尽吹捧、甚至以其为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最大外交胜利的观点，实在颇多水分——那种乐观主义的“胜利”话语，难道不是首先需要以现实的权力政治作为基础才能得到伸展吗？

　　此次“开罗会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会议，需要面对的正是“神话”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一方面，相比于鸦片战争以来始终被动挨打、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中居于完全“客体”地位的历史，开罗会议是1943年初不平等条约废止之后，中国第一次以较为自主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在会前、会中的各种活动，无不体现了其正以更为能动的方式习得西方中心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准则与规则，并通过（主要是）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径，在这一国际社会中界定并争取自身利益的可能性。而中国自1937年以来坚持抗战的努力，乃至中国在战后亚洲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同样也籍由此次会议得到确认。但另一方面，“胜利”也好，“大国”也然，始终是特定语境下形成的话语，其内涵必须由界定者的关注点，以及赖以实现的权力政治基础来奠定。一个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畅想，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国”理想，终于因中国在1944年战局中暴露出的孱弱实力，美苏协调构建战后国际体系的现实，乃至华盛顿-重庆在总体目标上的分歧等现实因素，成为了永不可能化为现实的神话。而如何协调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这类偏差，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争取并实现自身的利益，不仅是值得反思的历史课题，即于中国当下的国际战略，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门户开放”的神话：到1940年为止的美国对华政策

　　在1937年中日战争演变为全面化之前，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以“门户开放”（Open Door Policy）作为核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致信参议员博拉，对“门户开放”的要旨进行分析。依他所见，海约翰在1899年初提“门户开放”时，意在维护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经济性的，即“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这种对平等贸易和反垄断经济主张的提倡，首先出自美国本身的经济特点和国内政治主张。其二是政治性的，即“为得此项机会均等，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 这一特征因为诸如民间传教士和教育界之类非官方途径与中国建立的密切关系，乃至中国在辛亥革命后采用形式上的民主政体给美国民众带来的亲近感，在现实和想象中都得到了强化。乔治·凯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门户开放”的提出实际上是“美国为美国观而战斗”，并且是“一个神话” 。

　　“门户开放”的“神话”性质在于，它首先是对于一种既成秩序的承认，而非带有实践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指导性纲领。在庚子之变后俄国侵入中国东北，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东京决定全面对华开战等关键时刻，“门户开放”既未能保护中国的“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亦未能在东北、华北地区保全“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在多数时候，与其说是美国对“门户开放”的坚持与维护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倒不如说是中国在幅员上的过分庞大以及各国在华势力的相对均衡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日本还是俄国）在中国推行排他性的独占政策；而美国甚至还曾经由兰辛-石井协定（1917年，其中有“因中日两国领土接近而给日本带来特殊利益”等字句）之类权宜之计，在一定的现实背景下削弱过“门户开放”的效力。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门户开放”重新得到公认的1922-1931年，它也始终未能增加美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处理现实政治问题时的实践经验，更未能赋予华盛顿与中国国民政府在针对同一目标时，统一协调和调度政治与军事资源的可能性。在华盛顿体系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美国满足于在亚洲获得最低限度的利益保证，即经《九国公约》再度表述过的在华“门户开放”原则，以及《四国条约》载入的“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的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一款；在此之外，则奉孤立主义与经济路线为圭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1931年日本武装入侵东北之后，史汀生以“不承认主义”作为回应——从道义（即邹谠和费正清强调的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维护“门户开放”的角度，不能放任日本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破坏；但美国不愿也不必以战争作为维护《九国公约》的手段，后者因为有悖于经济原则，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剔除在可能的应对手段之外（2）。日本则以华盛顿寄望的经济收益作为“回报”——1931-1935年，美国对日贸易出口总额高达8.45亿美元，为对华出口总额3.75亿美元的两倍以上；美国对日进口总额20.7亿美元，更是对华进口总额2.75亿美元的7倍多 。这种交易当然不是两厢情愿的，但至少到1937年为止都是华盛顿可以接受的。甚至到1937年12月“帕奈”号事件（进攻南京的日机炸沉在长江上护侨的美国炮舰“帕奈”号）发生时，华盛顿依然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接受日方的道歉和赔款，继续唱着“不干涉”的高调。

　　而华盛顿企图采用经济手段对国民政府给予的有限支持，却显得异常迟缓、效果不佳：1933年9月第一笔5000万美元棉麦贷款与中国国内棉价走势相悖，仅成交1/3，成为失败的经济案例；1936年签署的白银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国的币值，并在1937年后间接缓解了抗战军费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但作为白银协定先导的《白银购买法》却是以中国白银外流、经济动荡为开端的。直到中日全面开战后一年多的1938年9月，美国终于决定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数额依然有限；而第二笔2000万美元华锡贷款和2500万美元钨砂贷款协议则到1940年才达成。1940年11月30日，华盛顿终于宣布一次性对华贷款1亿美元，但此时美日矛盾本身已经公开化了，且贷款只能用于购买非军需品和稳定财政。简而言之，华盛顿虽指望“中国能够有力量保卫自己的主权”，但始终坚持对华援助的力度与时间必须服从于日美关系的发展，美中两国政府在一开始就出现了战略路线上的分歧。

　　美英两国在亚洲政策的协调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在1935年和1937年，华盛顿明知伦敦无暇东顾，依然执着地希望英国作为盟主担当解决中日问题的旗手；而当英国在1940年开始转入对日强硬、希望尽早将美国拉进战争时，美国政府依然拒绝提前作出结盟的保证，以免损害战略机动性。因此到1943年为止，美国在亚洲从未形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合理模式，亦缺乏这种经验——虽然华盛顿自己并未察觉到——这在战争过程中将成为其战略规划上的致命短板。

　　从1922年华盛顿条约签署到1940年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间，美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介入都是最低限度的，“她不愿意并无能力有目的地使用军事力量以保持或恢复远东的力量均势”。 这符合威尔逊主义破产之后的孤立主义空气。当然，华盛顿本身对“最低限度介入”的效果难称满意：中日战争的全面化毕竟破坏了1922年以来亚洲权力结构相对平衡的格局，也彻底颠覆了“门户开放”的基础，这是美国所不乐见的。而1939年在欧洲开始的战争则给全球权势的重新分配提供了机会，这使得美国得以将亚洲问题与其全球战略相连，置于一个总体性的军事-政治安排之下。

　　早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的1940年，赫尔国务卿就明确宣示了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缔造和平时的目标：美国将以“对自身利益最为有利的方式”，通过其“道德和物质影响力来创造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 。罗斯福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开罗会议前一个月，他在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在这场全球性的战争中，没有哪个问题是美国不感兴趣的，无论是军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这种主导性的、带有超地区特征的霸权，在相当程度上将由英国“禅让”，并且必须挫败德国、日本等可能的挑战者，即它是单极性的。正是在这种单极战略设计中，“使中国成为大国”变成了必要的。

　　荷裔美籍国际政治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在1942年出版的专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指出：“一个现代化的、拥有4亿5千万人口、充满活力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不仅对日本、而且对西方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地位也将构成一种严重威胁。” 鉴于战后美国的超地区霸权必须排除日本重新成为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乃是一种必需。此外，尽管美国尚未对苏联在战后亚洲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有明确的概念，中美特殊关系在美国“指导”国民党政府解决其内政问题——主要是共产党问题——并与苏联和平共处时，至少不至于损害华盛顿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