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施展：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岸上的猪

　　——关于“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的对话

　　时间：2012年3月

　　地点：北京

　　主持者言

　　王利

　　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简称“英印问题”，其实质究竟是什么？

　　首先是个历史性问题。从英国角度，属帝国史范畴，英印问题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所谓“第二帝国”的建构过程——如果说美洲是第一帝国的核心，那么印度则是第二帝国的核心。从印度角度，属民族解放史范畴，正是在对英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印度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英帝国史与印度民族解放史分别受到不同史观的指导，体现出历史叙述的不同意图。前者往往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前提，强调经历过经济政治现代化（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的英格兰民族如何发展壮大为不列颠进而形成“日不落帝国”的主客观条件；后者往往以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特定历史处境出发，强调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强调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性。前者在于揭示普遍性，论证英格兰民族如何顺应历史大势并发展创造了普遍性，使民族性成为普遍性的助力；后者在于揭示特殊性，论证印度民族如何不得不在英帝国主义强迫下进入现代世界，以避免民族性成为普遍性的阻力。其实，着眼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两种史观的基本意图是趋同的：英帝国史描述了英国民族国家由内而外建立帝国、塑造世界的过程；印度民族解放史则描述了印度民族国家在被帝国主义进而被世界由外而内塑造中的独立斗争过程。方向迥异，过程不同，但共同揭示了在世界秩序大格局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主题。

　　其次是个相互性问题，即英印二者之间的相互性。马克思批判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曾提出“双重使命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亚洲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的批判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内在有机规律，一方面揭示了以印度为代表的“旧的亚洲社会”就是英国崛起时要面对的世界，对东方的统治技艺是考验英国能否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局限性而成为世界民族的试金石；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就是印度民族国家所要面对的世界，认识之、摆脱之、进而融入改造之则成为衡量印度民族主体性的尺度。通过认识对方而实现自己、发现世界，体现了英印之间相互塑造、双向建构、共同生长的相互性关系。考察这一相互性关系的重大事件是1857年印度起义，这是英印相互性关系的拐点。之后英帝国统治政策发生重大调整，从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间接统治改变为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当然蕴含着强制与暴力，但也包含着理性化的规训与建设。按照狭义的殖民地定义，印度并不是帝国的“殖民地”（colony），而只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属地”（possession）。恰恰是1857年之后英国直接统治属地印度的帝国主义，为自由贸易的世界帝国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展示了“以法为和平王冠”的自由秩序的可能与限度。

　　最后是个同一性问题。同一在哪里？同一在世界秩序的构造上，同一在世界主义的大势上。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是且仅是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但却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形式。回溯近世五百年世界秩序的构成，一种被称为“现代性”的巨大力量形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席卷全球。东西方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所形成的种种对立，大约都可以追溯到现代性对世界秩序的普遍规定性上。由于现代性拥有其特定源头与物质力量，也由于现代性之“魂”必须附着于民族性之“体”，所以人们往往专注于具体民族如英国或印度进入现代性的成败得失，专注于英国对印度的强制和印度对英国的反抗，而忽略英印问题作为整体性合题所体现的世界历史意义。对这一意义的探询其实就是对承载世界历史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揭示，也就是要将马克思与韦伯进行综合。马克思的视角是政治-经济，强调从物质生产方式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韦伯则着眼于文化-政治，强调从比较文化和比较宗教阐明理性化的复杂机理。二者结合，即揭示出构成现代性世界秩序的三大基本要素：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与普世文明。其中，民族国家提供政经结构和军事保护，资本主义创造世界市场和交往形态，普世文明则提供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形成了世界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结合的普遍性结构。三者之中，资本主义是核心。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有当其与民族国家充分结合时才能达成，也只有找到恰当的普世文明表达时才能获得世界认同。英印问题即是这三大要素辩证结合的一种历史样态。

　　总而言之，“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具有历史研究的特征，更具有一般性理论的内涵。这就要求不仅要将民族国家和帝国视为主体，还要呈现民族国家、帝国与世界秩序在特定历史关头的相互建构过程，较为客观公正地揭示历史性、相互性、同一性的根本指向与实质内涵。在根本上，“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必须追问，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才能成长为担当世界历史的主人民族。

　　一、问题的提法

　　王利：去年初我们举办了季度会议“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会议设计曾得到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叶海林先生大力支持，谨致谢忱。会议共分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的是“近代印度的背景：从莫卧儿帝国到殖民体制形成”，由北大历史系昝涛副教授和北师大历史系郭家宏教授来谈，主要是以1857年之前的历史为主。第二个部分是“英帝国对印度的治理秩序”，由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周红江博士和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张笑宇来谈，前者侧重于英印治理结构的印度人化问题，后者认为殖民帝国的特点是将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带在身上，但第二帝国遇到了异质文明提出的帝国治理挑战。第三个部分圆桌论坛从英国为主转向印度为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邱永辉先生从印度宗教文化切入，提出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第四个部分则由民族主义入手，主题是“民族主义和现代建国”，主要是由我和叶海林来谈，我着眼于印度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叶海林谈“从伊克巴尔到真纳”，着眼于巴基斯坦的建国历程。第五个部分讨论“英印帝国的两个边界”，由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李晨阳先生谈英国侵占缅甸的目的，由你谈“阿富汗的宿命与霸权之争”。

　　回顾会议，显著特色在于凸显了英-印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1857年为时间节点，兼顾了英帝国与印度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两个面向。从贯彻原初意图来看，“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所涉及的许多层面已经打开，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英帝国视野中的印度问题”这样一个命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似乎在当时并未完全展露出来，而我们关注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如俄国问题、非洲问题、甚至碳问题等等议题也在激荡着对英印问题的思考，我还是试图在总体性视域中来处理英印问题。

　　施展：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在一个话题之下——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内在一致性问题。

　　王利：对。将我们一直在关心的许多问题联系起来，互相冲撞，互相刺激，反倒迟迟难以对英印问题进行定位和突破。其实后来主要受到两本书的冲击，我们也多次探讨过。一本是《帝国》，奈格里与哈特合著，这部书体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点，但实质上是在论证美国主导的内在性世界秩序的构成，是以今天甚至未来重新审视过去五百年，但总觉得跟我们要达成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叙述存在断档。这个断档需要的是对大国崛起、霸权转移和世界秩序构造的历史叙述，这个任务由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完成。

　　施展：有趣的是，奈格里与阿瑞基都是从资本主义曾经的中心、如今的相对边缘地区意大利出来的。这有点类似于我曾经着力研究的迈斯特，他也出身于一个曾经繁华、后沦为边缘的地方。边缘人的这种身份可能会使他们有着一种特定的身份焦虑与问题意识，从而在观察世界的时候总能提出一些格局很大的东西，发人所未发。

　　王利：乍看上去，支配我们思想的似乎都是意大利人，这是欧洲的边缘，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的边缘。奈格里与阿瑞基的思想其实还是沿着斯密、马克思、列宁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动态分析，只不过他们能将19、20世纪的历史经验很好地整合进来，既有理论，也有历史。

　　在这两本书——尤其是阿瑞基著作——的冲击下，我的会议发凡迟迟没有落笔。当然这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在提出命题、形成论断方面总是无法摆脱他们魔咒式的支配。现在希望尝试以对谈的形式激活一年半以来的思考，也试图将印度问题纳入到总体性的追问之中。

　　所以，首先就要讨论问题的提法，或者说今天讨论印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现在对印度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比如说中印比较视角。这两个国家毗邻，在历史、地理、人口、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规模体量上的相似性，人们常常在比较现代化或者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两国的异同，甚至还提出龙象之争之类的说法。应该说，此类比较是现在最常见的。另一个就是从地缘安全的角度出发，关心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地缘关系。印度洋在当今世界秩序中具有战略枢纽作用，这种作用与今天谈到的英印帝国有很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些意义对于今天我们讨论印度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突破这种局限性，需要更新一种视角，重提一种视野，就必须与以往所探讨的系列问题联系起来。

　　施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英帝国视角来探讨的原因。实际上，我们自觉不自觉有一个误区，觉得历史上有一个现成的印度帝国被英国占领，被占领之后经过多年的抗争又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印度民族国家。这并不是事实。印度在历史上更多是一个地理概念，通过普拉西战役，英国对这个地方进行了递次占领，最后到达了一个有效的自然边界。自然边界的东部是缅甸，再往东就是密林，已经超出了有限行政能力的范围，北部边界是喜马拉雅山山脉，西北部是阿富汗，这些构成了扩张的自然地理边界。在该自然地理边界之内，英国对一个相当程度上来说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印度进行了占领。占领之后，英国用自己的一系列的物质过程、法律过程、政治过程，对它所占领的这块庞大的土地进行了全新的塑造，这个全新的构造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印度的来源。因此我们要理解印度问题，必须要回到英帝国的视野下。惟有如此，才能对印度的问题做一个完整的理解。

　　但是我读了一下你的这个对话提纲，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首先你的确是深受阿瑞基的影响，采用的大量结构、框架、分析的方法都是按照他的路径展开的。此外，我还想说的是，第一，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不能就今天的印度来谈印度，因为今天的印度无论是从政治层面，还是阶级层面皆是由英国塑造出来的。第二，    你的提纲之中给人一个回溯全景式的印象，仿佛英国对印度的占领、塑造事先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循序渐进，最后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有效的整合。实际上，以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英国的占领更多是纯粹的物质过程的展开。这个物质过程展开的动因是欧洲争霸、财富聚敛。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英国无论是在东亚、南亚、美洲，更多是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解决问题——什么事来我就用什么相应的方案去应对。这些就事论事的安排配合着英国在整体国际自由贸易、在印度的攫取税收、收敛贡赋，所有这些行动带来的结果是英国“心不在焉”地获得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获得这个帝国之后，英国想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匹配，使得对印度的治理一方面理性化，再一方面正当化。这也是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印度从法权上、政治秩序上与英国发生了结构性的勾连。

　　王利：所谓回溯全景式的历史叙述，当然要提防。但是阿瑞基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提供了对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分析，他的力量体现在对霸权转移的历史阐释之中。他所揭示的历史过程与我要谈的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容后再谈对英印问题的处理。这个总体性问题就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生成过程。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和向东老师的碳对话中已经提出，是以“碳的生产方式”的名义提出的，涉及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是“碳”这个具有人为性的议题，“在辨证意义上改变了物质生产过程，从而改变了人的生产性的存在方式”。（《大观》第四期，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页）碳的生产方式其实是五百年来物质生产方式大变革的典型反映，物质生产方式的无限性在物质生产方式本身中获得的内在约束，表现形式即是美国主导的碳经济-金融秩序、欧洲主导的碳道德-政治秩序，以及中国所代表的碳的生产-生成秩序之间的均衡。恰如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资本本身；物质生产方式的自我生长和自我约束促使人“终于发展到可以这样来表达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历史意识”。（《大观》第四期，第277页）向东老师还提出：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张力之网收敛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核秩序，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之网收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碳秩序。更深刻的地方是，因为这种碳秩序的约束，物质生产向中国聚集具有某种‘终极性’。换句话说，持续两百年的产业迁徙过程可能在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中进入某种‘终结’状态。可以借此大胆预测的是，在30-50年之后，人类自身的生活、思想及物质生产的地理分布格局可能就会进入‘终局’，会进入稳定的均衡状态中。”（《大观》第四期，第277页）

　　我们对碳的讨论似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为本质上是在讨论近代形成的物质生产方式过程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世界历史的主题，并且塑造了生活世界的意识诸形态。英印问题要和我们这三年来探讨的很多问题相结合，结合在哪里？一定是结合在这样一个物质生产方式过程之中。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左倾者愿意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右倾者喜欢用现代化理论，都在刻画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你追我赶进入现代轨道、相互竞争的过程。其实从大格局来讲，我认为可以回溯性地用一个历史过程、三个世界和两个不均衡来解释。

　　施展：就你刚才对物质过程的强调以及对向东对话的引用，我觉得你的表述中有一点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你一直在大谈特谈物质过程，但是如果只谈物质过程就是去政治化了。这里面的物质过程是一个前提、一个外在约束条件，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某种制度表达、理论表达。

　　王利：可能概念界定上还不是很清楚。物质生产过程并不是纯粹指物的增长，我试图借用马克思的“社会生产方式”概念，物质生产方式同时包含两个内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三个世界”我们都很熟悉。当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这个提法有很强的冷战格局背景。他在1950-60年代接见亚非拉客人时曾提出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今天我们关心的印度就是民族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人们在探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时候也在沿用三个世界的划分，一类是发达经济体、一类是不发达经济体，一类是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比如说金砖五国。

　　施展：或者是G20减去G8。

　　王利：假如以这五个国家来分析，俄国之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面三个则是以前的殖民地国家，经过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取得今天独立自主的地位。

　　借用向东老师的分析，在三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两个不均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称之为相对不均衡；新兴市场国家与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绝对不均衡。以前是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来维系绝对不均衡，那么在反帝的世界浪潮之后，形成的是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建立的高潮。现在所形成是具有较大规模体量的发展中大国走出了现代化道路，占据了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就取代或断绝了其他亚非拉国家以重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向东老师在非洲实践的理论前提，与碳对话中提到的中国制造业的世界终极性相一致，其延伸命题就是中国与世界秩序尤其是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内在一致性问题。

　　一个历史过程、三个世界、两个不均衡，就形成了观察英印问题的新视野，也形成了重新理解世界历史的新视角。我们一直试图寻找物质生产过程自我生成与自我约束的机制，而在三个世界所形成的两个不均衡中，绝对不均衡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更为严峻。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同处于化解两个不均衡的结点上，需要将印度的成长与中国的成长置于物质生产方式历史过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无法正确认识印度，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因为在我看来，二者在化解两个不均衡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互补关系——当然，现在人们的讨论还偏重于两国竞争以及地缘安全。但是，当将印度的讨论以及中国在世界中存在的自我意识逐渐澄清后，才可能超越一些权宜性方案，而将两国的研判和行动纳入到具有客观必然性的世界历史轨道之中。

　　二、英帝国：通过统治印度创造世界秩序

　　施展：我前面之所以反复强调英国对印度的塑造，强调我们理解印度要回溯到英国，是因为实际上英国在近代的自由贸易秩序基础上给定了一个现代的政治秩序。而英国之所以能够给出现代秩序，恰恰在于其在治理印度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王利：英帝国是通过统治印度而创造世界秩序的。

　　施展：在这个背景下，印度是英帝国崛起所必不可少的一个质料因，英帝国以此为基础构造出世界秩序，将整个帝国打造为一种形式因，而动力因则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

　　王利：借用1953年剑桥大学两位青年学者加拉盖尔（J.Gallagher）与罗宾逊（R.Robinson）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来概括第二帝国的实质是非常精准的，阿瑞基恰恰也是在用这个说法来阐发英国。“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19世纪，伦敦同时成为世界工厂，金融、贸易的中心以及世界性军事安全的提供者。

　　施展：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世界秩序的海洋安全提供者。

　　王利：对，陆地上的竞争对手很多，如欧洲的法国，亚洲的俄国，美洲的美国等。

　　施展：陆地上的某种不安全恰恰是海洋安全的提供者赖以崛起的原因。

　　王利：“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定义内涵丰富，但在本质上指向世界秩序。因为它界定了同时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不列颠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英国试图建立起与世界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即所谓自由贸易，或自由帝国，但却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方式建立的。自由贸易与帝国主义既有矛盾，又有统一。

　　施展：未必是依照某种明确的意识去建立，而更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展开过程，之后形成一种汇合趋势。

　　王利：你又在提醒我不要犯事后追溯的错误。

　　施展：你的意图是要给出英帝国承载世界的精神运动的历史结构。

　　王利：当然，不列颠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创造、一种赋形，我的关注重心在于盎格鲁-撒克逊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性民族。

　　施展：我对于事后追溯这样一个做法并不反对，只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需要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而已。

　　王利：当然，毋庸置疑，需要自觉的反省。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中即已承认，英帝国是在“心不在焉”中建立起来的，也提醒我们要对所谓英格兰具有整体性、有意识的世界建构方案持怀疑态度。但是，当从历史出发观察英国领导世界秩序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是有一些规律性可循的。这就是我们将“大国崛起、霸权转移与世界秩序的构造”理解为一个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的原因。

　　对于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政经结构与构造过程，阿瑞基在《漫长的20世纪》中有非常充分的说明和清晰的论证。主要体现在讨论英国体系的第三章“工业、帝国、‘无限的’资本积累”，讨论热那亚体系与荷兰体系的第二章和讨论美国体系的第四章也有涉及，其实这部书分量最重的就是对英国体系的讨论。因为它承上启下，既有对荷兰体系的继承和积累，又在美国体系面前体现出式微与衰落。

　　简单说来，阿瑞基的核心论点是：在内政上英国实现了地主阶级的领土统治能力（territorialism）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所谓地主阶级的领土统治能力，即是近代历史上最显著的政治主体：民族国家。阿瑞基从政治经济结合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根本之处在于二者结合的方式。热那亚体系体现为热那亚金融资本主义与西班牙帝国形成了经济与政治的交换关系，荷兰率先实现了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于是对热那亚体系形成了继承与替代。

　　施展：保护成本内部化。

　　王利：但是荷兰由于规模体量较小，生产能力不足，逐渐被空心化，金融资本逐渐超越了物质资本或生产资本，热钱逐渐向伦敦转移。相比于热纳亚体系，英国能够成功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实现了保护成本的内在化，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规模体量，发生了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实现了生产成本的内在化。通过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同时实现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内在化，这是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统治的辩证关系的第一个方面。

　　对外方面，也就是在营造世界秩序上，英国改变了重商主义，而推行自由贸易，这就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这三个要素整合为一的过程。阿瑞基援引了波兰尼《大转型》重点讨论的“双向运动”，认为最后形成了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等三大政策。这样就使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伦敦，也把犹太金融家和银行家吸引到伦敦来，依靠可靠的货币传统和国家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都在英国汇聚起来。

　　“在英国积累体制兴起和全面扩张的时候，英国不仅是个全面发展的民族国家，因而是个比联省共和国更大、更复杂的组织；而且它正在征服一个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领土帝国，因而它的统治集团和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对世界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无与伦比的支配权。这就使得英国资本家阶级能够做到荷兰人已经做到的事情——把为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化为自己的有利条件，‘生产’自己资本的自我扩张所需的全部保护，而又无须依赖外国的、往往是敌对的地主阶级统治组织来从事作为自己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基础的大部分工农业生产。”（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施展：先看一下这个心不在焉的过程。阿瑞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近代的霸主，一定是流动资本和军事力量的结合。流动资本在早期处在热那亚商业集团的手中，而军事力量在西班牙的手中，两家共同带来了世界秩序的运转。再看一下荷兰，荷兰用资本支撑起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网，支撑这个网络的最大财富来源于荷兰对于东印度群岛的占领。对东印度群岛的占领带来了巨大的香料贸易，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利润，从而支持进一步的海外扩展。与荷兰相比，英国的海外扩张并不是很有优势。而且，英国同时还要和法国、西班牙进行争霸。这个争霸过程需要大量的军费支撑，这恰恰形成了对流动资本的聚合，这个聚合是荷兰来承担的。所以英国和荷兰相比并不处于有利地位。

　　英国并没有占领印度洋群岛，但是在普拉西战役当中成功占据了孟加拉。在这一地区，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通过掠夺获得了一大笔财富，能够一下子把英国对荷兰所有的外债全部还清，这对荷兰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我记得阿瑞基说过一句话，一个大的资本家——一个大债主，最害怕的事情一是债务人破产，二是债务人还清全部债务，这会使得他的流动性过剩，使他手中的大量资本必须投入到风险更大的地方。英国还清全部贷款，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荷兰资本必须在法国等地冒险投资，最后大折其本，退下霸主地位。

　　但是，英国占领孟加拉仍然只是一个纯粹赋税性的结果，并没有从孟加拉直接带来像荷兰那种香料贸易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积累。对英国而言，真正的财富积累还要依靠过了几十年之后的工业革命到来才能实现。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印度从此对英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香料贸易更多类似于某种奢侈品的生产，或者是奢侈品贸易，它可以带动荷兰这种城邦国家的兴起，但无法带动一个大国的崛起。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品贸易成为可能，这种规模的生产和贸易才能带动一个大国的崛起。它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大众时代的到来，这个大众时代的到来反过来推动了英国此后一系列的变迁。印度作为英国重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在此间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