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陆昕(以下简称陆):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塑造作用,有时会留下鲜明的烙印。阎学通(以下简称阎):是的,应该说我身上就有比较明显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烙印。我母亲是河北大学的教师,所以我是在河北大学的宿舍区里长大的。在那个环境里,人们看重的不是级别而是学问,从小耳濡目染,很自然地我就觉得只有做学问才是值得崇尚的事情。这点对我影响至今。陆:那时您是一个学习出色并且很要强的小孩子吗?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憧憬?阎:这个回答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不是一个功课特别棒的学生,从读小学到读博士都是如此。我也不是那种非常要强的性格,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争取当第一名。另外,我从小就以为人生就是上学读书,毕业教书,好像再也干不了别的似的。陆:您完全没有想到16岁时自己的生活会有巨大的改变———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且一呆就是9年吧?阎:是的,巨大的改变。大批学生突然到兵团,当地组织完全没有准备。一个连接受150多人,根本没地方住。连队把牛从棚里撵出去,扫扫牛粪,铺个席子,我们就睡在牛棚里。有一个冬天,因为大雪封路,我们3个月没有吃到盐和青菜,只有水煮黄豆和发糕。没有柴火,我们把周围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最后就是拆自己住的,拆到只剩下最后一层板棚,那个棚的缝都漏天。当时极“左”思潮极其严重。黑龙江的5月份,水面还结着冰,拉播种车的时候不让我们穿靴子,只能光着脚去踩在水里,腿上划的全都是血道子。扛稻种包,最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要扛160斤的稻种包在高低不平的稻梗上走4里地,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里。然后再想法挣扎着爬上来,接着扛。坚持着走到了头,一躺下眼前就一片漆黑,根本站起不来。相当残酷!这么说吧,我小时候什么苦都不能吃,但是兵团的经历把我变得什么苦都能吃。 陆:16岁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在那样的环境里,男生聚在一起经常会骂街、说脏话吧? 阎:当然。在建设兵团,不骂街、不说脏话的人就容易被人视为异类,就会很难在这个圈子里生活。只有跟着骂人,而且骂得非常难听、肮脏,才容易被这个群体接受。这就是我所经历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当然,比较而言,我还是属于脏话说的少、坏事干的少的人,因为少年受的知识分子家庭教育使我知道那样做并不高尚。比如,打架我通常都是做后勤,很少做第一线的主力。 陆:听起来真有些类似丛林状态呀,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是如此恶劣的环境,对您的打击很大吧? 阎:我只能这样说,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强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有些人被打死,所以对生活的残酷有些习惯了。我父亲也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当年许多人都经历了这种艰苦环境,而且还得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是个勇者。跟人家一起打架、救火、防洪、种地、修路,每天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连一个希望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的想法都没有。可以说,在那种状态下,生和死对我们而言是没有区别的,人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时的政治要求是扎根边疆,我是所谓干部里面少有的咬紧牙根儿就是不表态的。我这人只要说了就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因此我张不开这个嘴。这也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我可以不说实话,但是我不能说假话。这一点也许反映了我16岁之前所受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就是那种所谓的清高。 陆:回顾建设兵团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它对您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阎:最重要的一点,它把我的性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时候,我最大的特点是胆小怕事,不敢跟别人打架,凡事都退避三舍。到兵团以后人逐渐变了,因为我必须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在建设兵团,第一是艰苦,第二是无政府。打架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兵团知青绝对是个无法无天的群体。这个性认知与国际关系个环境把人变得胆大,敢于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难。所以有的时候敢于做那些无赖的事,坐火车不买票,警察来抓就逃跑;没钱住旅馆就到医院的病房偷着睡一觉,护士来撵就偷着溜进另一间屋。这样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性格,或者说使我有了一种新的性格。所以,现在我的性格有两面性。有时候我表现得非常不怕死,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谨小慎微。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会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我自己认为,一方面,我受知识分子家庭影响的那种清高是深入到骨子里改变不了的;另一方面,兵团给我的冒险精神使我的这种清高不能够与其他行为一致。比如,跟我父亲比起来,他就是真君子。即使路上一个人没有,他也不会闯红灯。他坚持君子慎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也不屑于违反公共规则,而我的清高就达不到这个境界。 陆: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些改变呢? 阎:1973年开始允许知青当兵和上大学以后,我们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才开始偷偷看书、学习。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总是觉得人还是应该上学读书,但从没考虑过上大学以后做什么。当时我们都以为大学毕业后还要被分配回农村教书,还看不清国家有变化的可能。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虽然从教育改革看出国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能发生质的改变。 陆:是不是因为心理上已经有些麻木了? 阎:不是麻木,是恐惧。我的这种恐惧心理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你们很难想像,十几年里我一直做的一个梦,就是我回到农场办回城手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单位不给办,我拼命想离开那个地方,可总也不成功。从1973年知青有回城的希望开始,这个梦就一直跟着我,直到1988年,整整15年哪。每每夜半惊醒都是因为这个梦。 陆:1978年您考入了黑龙江大学英文系,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语言学的,这应当反映了您那个时期的兴趣点吧? 阎:是的,我当时写的是有关声音如何在大脑反映系统中形成有意义符号的问题。说实话,我喜欢自然科学,对人文知识兴趣不大。我在文学、历史、艺术这些人文知识方面没有什么爱好。大学时,语言学是我惟一的课外兴趣。因为我觉得语言学带有科学性,逻辑性很强。毕业时我曾考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但是没考上。我喜欢做带有科学性的事情,这跟我后来的研究偏好很一致。 陆:大学毕业后您就被分配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进行非洲问题的研究。 阎:对,有人问我怎么从事了国际关系研究,其实这不是我想做的,而是国家分配我做。1982年,在我们培训班中,很多人都选择做事务性工作,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搞研究。以前都是不受信任的人(比如右派)才去做研究工作。那时我对国际关系根本不懂,但是我就主动要求做研究,全部的兴趣在于能够做学问,而完全不在乎它有什么用。不管人家发表什么文章,我都特别羡慕,就希望自己也能写篇文章发表,所以工作做得津津有味。 陆:1984年您到国际关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您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大吗? 阎:当时学校没有比较好的课程设置,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看书。从学术上来讲,这一段时间我没有什么进步。应该说,读完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可我仍不了解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陆:1987年,您受中美非洲协会资助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这应该是您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机遇和转折吧? 阎:是的。我得到的资助是半费,所以经济上非常紧张,暑假必须打工。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真正的艰苦是上课听不懂。课后反复听录音,还是听不出来老师说的是什么。比如,老师讲“现实主义”,我不知道这个流派是什么学说;说“基欧汉”,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更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所受的教育跟美国的完全接不上轨,知识结构差别太大,所以到美国后只能靠自己多看书来弥补。伯克利的博士制度非常严格,学生在每个关口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平均有1/3的学生不能拿到学位。我太太当时都做好了我读不下来回国的准备。可是对我来说,拿不到学位,就没脸回国,真所谓骑虎难下!经过兵团的锻炼,我自认为是很坚强的,但是第一个学期,我还是大哭了一次。当时真是后悔到美国读书,因为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对我来说,一生中没有哪个阶段的知识收获像在伯克利这么大。一个学期下来得读几十本书,恨不得不睡觉地读。 陆:那么,是否可以说是经过伯克利严格的训练,您才明白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才真正进入国关这个领域。 阎:一开始也是糊里糊涂。第一个学期听不懂,囫囵吞枣;第二个学期听懂了,但是笔记做得还不行;第四个学期才觉得自如了。等我觉得自如了,课程也念完了。资格考试这一关对我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考试,我把两年学的东西整理了一遍,这时才豁然开朗,明白了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政治学是什么。应该说,通过资格考试后,我才真正进入这个领域,这时在伯克利已经读完3年了。此后又做了两年的博士论文。 陆:非常辛苦地拿到博士学位,现在想来,这个过程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阎:这个时期的训练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使我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这也是我后来取得一点学术成就的主要原因。科学方法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搞研究。这对做学问来讲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读博士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在中国读博士也一样。受过真正博士教育的人,他的学术倾向性会改变他的生活态度。就像上山下乡把我改造了一次,在美国读博士的5年又把我改造了一次。第一,强化了我小时候形成的那种知识分子心理,看重知识而不看重权力和财富。第二,使我的生活乐趣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只崇尚读书,而是把读书作为娱乐。这段博士教育使我的学术乐趣变得非常明确。以前只想读书,但不知道为什么读书。读完博士学位后我读书的目的性明确了,只读与国际关系有关的书,而且研究的面越来越窄。我只研究与中国有关的安全问题。以前我是做什么研究都行,没有专业方向意识,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国际关系研究是什么。 陆:这期间,您对哪本书印象最深刻? 阎:那肯定是沃尔滋的《国际政治理论》,这本书对我影响大是因为当时我读书的时候它正在火。不是一个本书把我改造了,而是读的过程。读了这么多以后,自然就形成一种认识,觉得这一套好用,觉得他这个有道理,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发生。 陆:切身体会,您如何评价中美不同的教育背景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阎:我认为,中国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还没有实现高度的科学化。科学化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方法论的教育,这点上中国比较弱。在中国国关学界,北美的海归派比较强调科学研究方法,是因为他学了,所以知道这些方法确实有用。有些人没学过方法论就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否定应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不知其然的基础上。 陆:很多人选择留在美国,而您当时也是全家都在那儿。 阎:我也考虑过。但是在美国,中国学者想在社科领域取得成就很困难。研究国际关系终究无法完全摆脱个人的民族立场。回到中国,我能在政府的研究机构搞研究。当时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做的事。另外,可能我的民族情结比较重。这并不是我到了美国才有的。所有人都会自然地有民族情感,也就是群体认同感。我之所以选择回国,还不是民族情感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我的物质欲较低。我跟很多人不同的一点是,我享受工作胜于享受生活。 陆:回国后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您自己是如何设计的? 阎:我当时回国的学术目的是想推动我国的对外政策研究。在美国,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人很多,而在中国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几乎是零,只有职能部门的研究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中国对外政策的教材,都是中国外交史教材。当时,国内没人研究我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动机是什么,对外政策制定的机制是什么,对外决策机构的合理性,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是什么。我至今也没能做到这一步,但是我一直去努力打开这扇大门。1993年我写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1995年写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在这之前,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没有这样的。我一直都认为,中国学者应该评估中国自己政策的成败,总结成败的原因,否则就无法降低错误决策的概率。 陆: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那么久,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阎: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环境的特殊性使我把学术研究与对外政策研究结合到了一起。这一阶段,我提出了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当年我写《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时,“国家利益”这个词还是很忌讳的。我从事了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研究;批评美国的安全观念是“冷战思维”;我还长期研究台湾问题;从1994年起,我质疑“以经促政”的效率,一直强调对台湾分离主义必须采取遏制政策。此外, 1990年我论证冷战后国际格局已经定型,是“一超多强”格局,这个看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政治上还是有争议。再有,我提出中美之间有结构性矛盾。后来我写了关于中国崛起的问题, 1998年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3-8-8 09:35:57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微信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