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执政开启一个矛盾的时代

一往直前

习李执政开启一个矛盾的时代

丁咚  文


习李执政的时代注定将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时代，一个为了“老路”和“邪路”之争不断纠结困惑的时代，一个在维护旧体统和开创新格局之间犹疑彷徨的时代。

过去这段时间，习李体制的最顶层的那几个人的一举一动以及初步的政策导向是对上述观点的最好注脚。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访外地首站选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深圳。此举打破了往届领导人开局先“朝圣”的惯例，同时他还亲身实践了自己倡导的“新风”，借此向外界展示了他领导下的中国***决心尽力消除腐败、继续推动改革的形象。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深圳期间，他也通过对苏联亡党亡国却无一个男儿出来抗争表达惋惜之情，流露出其政治性格的另一面，即将固守中国列宁主义体制的底线，绝不容许“越轨”走西方“邪路”的任何可能，为此不惜像个“男儿”那样挺身而出，坚决捍卫。

可以佐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迹象。无论是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还是成都《看历史》杂志被勒令暂时停刊，或者是以超级迅速出台全国人大网络管理条例，都鲜明体现了执政者的强势立场和以强制手段遏制意识形态开放的意志。

它同样表现在，最高领导人一面高调呼吁尊重宪法权威，恪守法治精神，并提出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一面又对作为国家强力机构的武警部队发出“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维稳动员令；李克强副总理一面表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一面又提不出新的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一面在反腐败问题上表现出高姿态，一面又以向公众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委婉表达对改革的保留态度。

苏东剧变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党的领导人心中迄今仍残存着恐惧心理，以致谨慎戒惧，在治党治国理政中处处表现出来，由此对中国的改革大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干扰和破坏。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部分扭转了局势，但在此后长达十多年里，对苏联亡党亡国教训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性改变“中和”了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果，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各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其突出表现是重庆事件的爆发。

在面对危机时人的本能反应是自我保护，以寻求绝对安全感。一个组织亦然，当然最好是对国家政府、强制力量、社会组织、公共舆论和公民进行全面有效掌控，但归根结底在于党自身的团结和强大。邓小平曾说过，只要党团结了、有力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就是新领导层将“整党”放在执政优先位置的原因。树新风、反腐败以及加强党员管理和组织建设，其根本着眼点都是要维护党的形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是习李体制着力的第一个重大战略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长久以来执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都明显涣散，党内形成了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整党”尤其是反腐败的阻力巨大，在政党中心体制下，很难将反腐推进到底，也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必然结局：反腐难以奏效，党的形象难以改善，强大和团结都无从说起。

执政党不仅在自身建设上囿于已有格局、几乎无法腾挪，而且在如何进行改革方面也是矛盾重重。它既想通过改革改善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赢得民众的真诚拥护，又不想丧失改革议程制定者和改革主导者的角色，更不想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及其所依存的列宁主义体制的权威，损害伴生在其中和周围的利益集团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并着意防范走西方“邪路”和毛氏“老路”之一切可能性。不过，其侧重点已经从邓小平的“主要防止左”转向“左右并防”、“特别是防治右”。这是一个不着形迹但却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正因如此矛盾、犹疑和彷徨不定，中国未来改革之路仍很漫长而艰难，而这也是冲突产生之源。在一种内在的紧张的局面中，人心长久沉浸于等待、恐惧和不安的边缘，或许会发生意料不到的突变。

（本文发表于2013年2月6日美国《侨报》，原题：习李执政将“左右并防”？原文地址：

http://opinion.uschinapress.com/ ... 20130206/32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