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作者：翟崑等

嘎嘣脆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①]

发布时间：2011-08-03  作者：翟崑等  来源：《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7期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 “威胁者”的可能。未来几年，中国仍需要通过日益成熟的传统外交，以及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加强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



一、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



（一）中国作为“合作者”形象的确立



冷战期间，总体而言，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有时是朋友，有时又是对手。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划线，中国是印支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东盟等亲美国家的对手，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恰好相反。从七十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之前的朋友成为对手，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成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



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均积极发展，中国作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东南亚总体上接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期间发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国1991年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复交，并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开启中国崭新的形象塑造进程；二是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的无私表现，赢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的认同；三是中国与东盟基于在10+1和10+3框架中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合作，如中国第一个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于2003年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与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国际社会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经超过美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战结束至今20年的长跨度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取得长足进展，这一范例也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形象发展的驱动力



1、东南亚对中国大国形象的五点“感同身受”

     

一是对中国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感同身受”。双方都经历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致力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设。区别只在于，双方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难度、规模和成就不同。



二是对中国致力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战略取向“感同身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即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方针；第二代领导人与东南亚国家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双方关系的历史问题，并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与东盟共同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进程；现任领导人更致力于与东盟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对中国发挥特殊地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一些东南亚国家曾感受过古代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发挥的主导性地区作用，也曾一度感受过冷战期间中国在本地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区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则日益感受到中国奉行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地区主义，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地区作用。



四是对中国真诚支持东盟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感同身受”。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虚怀若谷与鼎力支持，东盟几乎不太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创建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并让“东盟方式”成为地区合作的价值和制度规范。

五是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惊叹但不能认同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则较为钦佩和羡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感受在东盟国家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共赢”是“合作者”形象的内核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



二是共赢的战略。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和东盟的共同选择，中国越来越愿意并主动参与由东盟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上世纪九十年代本地区迅速发展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均为双方合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作了预备。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加入TAC、确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奠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中国-东盟关系由此进入了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三是共赢的手段。从心态上看，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则，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制”的原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谦和大国”风度，为共赢打下基础；从方式上看，双方主要通过扩大共同利益（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搁置冲突利益（南海问题）的方式，由易到难地走向“共赢”；从层次上看，既重双边、又重多边，10+1、10+3等成为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主要平台。对此，美国国会研究局“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报告认为，“北京比华盛顿更全面地”介入地区组织，赢得了东盟国家的肯定与好感；从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定期多边会晤、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援助、教育与文化交流等，全面接触推进共赢。



二、当前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在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中，对华合作虽是主流，但也包含着制衡、竞争、防范、斗争等因素。



（一）“政治上应加强制衡的合作者”



从战后至今，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总体上逐渐趋好。以美国为参照，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冷战时期，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总体上较为负面，难以与美日相提并论。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启了中国形象塑造的新进程，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连续在缓和南海局势、应对非典型肺炎（SARS）等问题上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并坚持扩大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使中国的形象获得很大提升。2005年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国家形象也因此时常出现起伏。近年来，由于中国崛起速度加快、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及南海问题升温等原因，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起伏。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日加大对东南亚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加强与越南、印尼等国军事合作，公开主推南海问题国际化，改变战略、注重以舆论手段炒作“中国威胁”，中国国家形象塑造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东盟国家既需要中国支持其主导地区合作，又要拉美、日、印度制衡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某些领导人近年来发出的“美国制衡中国论”，也即是说，美国“重返”东南亚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结果。



（二）“经济上应加强竞争的合作者”



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②]在改革开放后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总的来看，仍处于上升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展现出“精神焕发”的经济形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美均未向东南亚伸出援手，而中国则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大大提升了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成为东南亚的“新希望”，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逐渐发展为“似可仰赖的成长型合作者”。“成长型”源自中国的高速发展，“似可仰赖”点出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心理，但重点还是构建新时代的“合作”关系。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CAFTA）从顺利谈判到实施遇阻、再到重回上升轨道的案例具有代表性，是观察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变化的重要指标。



2000年，借中国经济形象上升势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被首次提出，双方随即积极准备谈判。2003年，自贸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首年即取得巨大成功，双方贸易额增长42.9%，中国的经济形象得以提升。2004-2009年，双方陆续签订CAFTA系列协定，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出现逆转。按协议规定，CAFTA“货物贸易协定”将于2010年1月1日实施；但在2009年底，印尼工商界掀起DIZHI浪潮。印尼相关行业协会主席纷纷表示，CAFTA实施后，印尼化妆、家具、纺织、钢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受到廉价中国产品的冲击；同时，印尼国内失业率也将飚升，约 250万人将因此下岗。此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表示，尽管自贸区的实施总体上利大于弊，但也将对其国内产业产生冲击。一时间，人心惶惶。东盟10国中，印尼反对声音最强。该国政府为安抚民意，一面宣传自贸区的益处，一面考虑采取七方面措施：对中国产品实施“印尼国家标准”（SNI）；分阶段停止煤炭出口；加强对中国农产品的检验检疫；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控制中国进口商品的市场份额；采取免税、低息等方式促进国内制造业出口；草拟新贸易法令，保护国内零售商并促进出口。但上述措施效果不佳。不得已，印尼向中国提请调整部分“协定”实施方案。2011年2月，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尼提出的修改方案，并派团赴印尼修复经贸关系，达成总值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随后，风波逐渐平息。



CAFTA从推进顺利到实施遇阻，时间上与东亚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逐渐复苏到再次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打击重合。表面上看可能由于东盟国家经济受困迁怒CAFTA，但变化的症结实际上在于中国与东盟既互补又竞争的经济关系。这导致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形象具有矛盾性：东南亚国家视中国为增长快车、又视其为重大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后者比重不断加大。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视中国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东盟与中国的自贸协定最早签署、最先实施、成效最显著，体现出双方发展经贸关系的积极意愿；相比东盟的其他4个自贸协定对象方，中国的距离最近，且市场潜力最大。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担心被高速发展的中国所吞噬。印尼政府采取的六方面措施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对中国的担忧，包括：中国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将冲击其国内市场；中国与东南亚竞争外部市场；中国高速增长快速消耗东南亚能源资源。更重要的是，东南亚恐惧中国发展将带来未知后果，不利于我国树立可信赖的经济形象。



2010年下半年开始，CAFTA面临的形势又有所好转。东盟国家逐渐醒悟，要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尽快复苏，必须搭乘“中国快车”。201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1382.1亿美元，增长30.1%；中国自东盟进口1545.7亿美元，增长44.8%。东盟国家受惠于中国发展及与中国的贸易，因而逐渐接受CAFTA的全面实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逐渐认识到CAFTA对他们有利。而印尼也发现其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从2005年的12%增长到2010年的20%，愈发倾向于从促进本国全面发展及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接受甚至支持CAFTA。



未来一段时间，受美国影响，东南亚对我国经济形象的认识可能更趋中立或不确定。东盟国家既认识到自身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大实利；却又担忧无法与中国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依附中国，希望通过自身一体化并扩大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极力避免“依附于中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批评中国的“双赢”缺乏实质内容，担心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后对印尼等国造成冲击，在东亚地区合作上通过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国的深层心理。但若加强东南亚国家对以下两点的认识，则可缓和其对中国发展的不信任心理，从而改善中国的经济形象。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中国顶住危机打击，转变发展方式，为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可成为地区经济的“坚强后盾”。二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东亚地区产业链整合程度较高，相比之下市场整合还刚起步；而崛起中国的巨大市场为此提供可能。



（三）“安全上应加强防范的合作者”



考察中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安全形象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如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否对东南亚国家构成威胁，即所谓的“军事威胁论”是否存在。再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领土主权争端中是一个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负责任大国，还是一个蛮不讲理的霸权国家。鉴于多个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主权争端，故可将南海问题作为考察中国传统安全形象的主要指标。



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双方争端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争端升级，一些东南亚国家以各种形式占领南海岛礁，宣示主权，视中国为主权的“威胁者”。此时，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以消除地区紧张局势，积极营造周边安全环境。第三阶段即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盟关系全方位发展，东盟逐渐认识到中国有合作解决争端的意愿，但又防范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



一方面，东盟国家主张以合作、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先后与中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意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友谊，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东盟某些国家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和国际化，加速推进“抢占”南海的步伐。今年以来，越南不断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甚至以军事演习“相逼”。菲律宾公然指责自从今年2月以来，中国至少九次入侵其在南沙群岛的主权区域。印尼等国则大力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干涉力度。自去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南海涉及美“国家利益”的讲话以来，美国不断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强南海攻势。今年6月起，美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连续在南海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成为安全的“威胁者”。



实际上，中国根本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相反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始终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置于解决南海争端的首位。这是近期南海紧张局势升级并未引发军事冲突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杨洁篪外长所说，中国并未威胁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且与东南亚国家以友好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争议，维护睦邻友好。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未在南海问题上“胁迫”任何国家。副部长崔天凯再次此重申“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一道采取一种克制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态度”。



当前，虽然东盟国家仍对中国存在误解和不信任，但美国和东盟国家也意识到一味地将中国视为地区的“威胁”将不利于地区的和平发展。相反，南海地区需要中国充当“安全维护者”。于是乎，美国开始在亚太事务上与中国展开磋商；越南派遣特使访华，加强与中国对话沟通；越、菲元首则可能在近期访华的中，进一步与中国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拉大，南海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最主要的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形象。一方面，东盟赞赏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也基本认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另一方面，东盟部分成员国却又担心中国军力迅速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将来会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部分国家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美国化”，乃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于去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宣称南海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如何在解决主权纠纷的过程中，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非传统安全上应更负责的合作者”



随着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迅速发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问题也与日俱增，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中国，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影响东南亚，近几年频发的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扰乱湄公河流域多国。可喜的是，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基础好于传统安全问题，这是中国提升在东南亚形象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该领域，中国被东南亚视为“应更负责任的合作者”。



冷战结束后中国形象几经起伏。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整个世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程度远逊于现在，而且中国与东盟交往不多，东盟与中国之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彼此合作和了解较少。第二阶段是1997年至2002年，中国帮助东南亚度过1997年的严重金融危机，开始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三阶段是2003年，中国形象因为“非典”问题波及东南亚而一度受挫，经过迅速而有效的危机处理后，又有所回升。第四阶段是2004年至2007年，2004年中国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外援，救助受印度洋海啸冲击的印尼等国。东南亚随即出现 “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等善意言论。中国形象到达新的历史高位。第五阶段是2008年至今，湄公河水资源和环境问题频发，一些外国媒体指责问题是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所致，使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国部分民众信以为真。之后，中国迅速进行危机处理，改善了形象。但该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将长期困扰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



中国形象变化与其危机处理表现息息相关。1997年至2002年，中国与东盟积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帮助东南亚度过1997年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遭受危机冲击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及时出手相救，在危机深化时，又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条件苛刻的援助计划。中国在自身受到危机冲击、实力有限的情况下，及时出手帮助东南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助其稳定汇率，并向泰国、印尼等国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金融和物资援助。中国雪中送炭之举在东南亚立即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另一个是9.11事件后，2002年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成为双方合作的里程碑。



2003年初，中国因为“非典”流行而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一些东盟国家受到“非典”疫情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受到冲击。新加坡时任总理吴作栋取消访华，马来西亚更是暂时禁止中国游客入境。东盟十分关注中国随后的危机处理行动。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危机外交给出了令东南亚信服的答案，没让东南亚失望。4月中下旬后，中国每天公布疫情。尤其是4月29日，温总理应邀出席中国—东盟防治“非典”特别会议，提出与东盟建立疫病防治通报机制等措施，提议建立一项中国与东盟抵御“非典”及相关医疗合作的特别基金，并宣布中国率先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双方签订的《中国与东盟防治“非典”联合声明》是对《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有效及时的补充。中国与东盟关系多云转晴，使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敢于纠错、勇于负责的国家。同时，“非典”峰会是中国—东盟首脑首次就一个具体问题举行的特别会议。这种探索处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新合作模式，对将来双方处理类似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强化。



2004年底，中国救助受印度洋海啸冲击的东南亚国家，驱散了一度漂浮在东南亚上空的“中国威胁论”。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波及印尼、泰国等多个东南亚国家。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灾后迅速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人道主义救援。2005年1月5日，温总理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温总理专机给印尼海啸灾区带去16吨紧急物资。温总理的“专机外交”及其在会上情真意切的讲话和承诺得到受灾国欢迎。东南亚在不同时期曾出现过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被“中国机遇论”、“中国贡献论”及“中国是负责任大国论”逐步取代。



然而，2008年以来，湄公河流域旱涝灾害频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尤其是2010年春天大旱使流域下游的泰、越、老、柬等国一些民众面临重大考验。华盛顿史汀生研究中心、“国际河流组织”、“拯救湄公河联盟”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耶鲁全球在线”、《曼谷邮报》等媒体趁机煽风点火，指责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改变了河流自然防汛抗旱周期，阻塞沉淀物（肥料）运输，从而导致农作物产量减少，威胁到河流生物多样性，影响了下游民生。这使下游民众对华不满情绪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再度受损。2010年中国推出了系列措施，澄清事实，并与下游国家共克旱灾。3月11日，中国驻泰大使馆在泰就湄公河流域干旱问题举行说明会，引用湄公河委员会（由泰、越、老、柬组成）发布的新闻公告指出，湄公河干流水位下降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泰国北部和老挝干旱所致。他指出，中国澜沧江（即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段）流域面积占湄公河流域总面积的23.5%，但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约640亿立方米，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13.5%，中国开发上游水资源十分注意照顾下游利益。中国水利部从3月22日起向湄委会提供景洪、曼安两个水文站的水文资料，共同抗旱。中国还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在湄公河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保证河流可持续发展。4月4日，中国副外长宋涛出席湄公河委员会首次会议。湄公河委员会主席博德会见宋涛时表示，感谢中国作为湄委会对话伙伴派高级代表团与会，感谢中方在澜沧江汛期报汛、技术交流等方面给予了湄委会大力支持，尤其是近期应急向湄委会提供旱季特枯情况下澜沧江水文资料，此举对下游国家抗旱救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博德表示，中方此举还将促使有关各方共同解决这一区域其他的重要问题，如粮食安全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他期待着未来湄委会与中方交流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嘎嘣脆

总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东盟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全球和地区责任，却又认为中国是本地区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一再抱怨中国在东南亚大搞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包括去年以来湄公河沿岸国家将干旱问题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



中国在东南亚的非传统安全形象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并为提升中国在东南亚的整体形象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双方因为南海等问题发生摩擦之时，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入手，往往较为可行，且能对化解安全领域的僵局起到春风化雨之功效，是大有可为的。不过，中国形象的提升非朝夕之功，中国仍需投入更多精力，与东盟探索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机制，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成为双边全方位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湄公河是下游多国的“母亲河”，湄公河旱涝问题受到全球气候异常影响，加之国际上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似乎借助湄公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长期反华宣传，该问题将来仍可能频发，恐越来越复杂。中国要加强对湄公河的环保力度，通过英文媒体强化正确舆论的宣传工作，以正视听，消除东南亚国家的误解和疑虑，将湄公河变成“和平之水、合作之水、友好之水”。



（五）“文化上应更加谦和的合作者”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相互竞争、互相交融，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任务也变得更加紧迫，也颇为艰巨。作为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符号，“郑和”与“孔子”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品牌，在新的历史时期担负着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重任。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和为贵的友好外交传统，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公元1405年至1433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率领2万余人，由200余艘大小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在其影响下，东南亚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曾8次访华。与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不同，“郑和下西洋”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指出，“早在600多年前，郑和就率领强大的明朝船队多次到达马六甲，但他们没有侵占这里的一寸土地，反而给马来人民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为两国人民播撒了友谊的种子。”马中友好协会主席马吉德建议“政府在马六甲建立郑和纪念碑纪念马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印尼总统苏西洛称赞，“600年前郑和船队到印尼是和平友谊之旅。” 至今，一些东南亚人民仍把郑和奉为神灵,建庙供奉。如泰国曼谷的“三宝塔”，大城南部的“三保寺”(三宝或三保系对郑和的尊称)；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保山”、“三保庙”、“三保亭”、“三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垄”、“三宝洞”以及“三宝公庙”；泗水还建有专门纪念郑和的“拉都庙”等。



“郑和下西洋”在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中影响巨大,其中，郑和推行的睦邻友好政策取得极大成功, 增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信任和友好关系。这种影响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孔子学院”是新时期宣传和解释“和为贵”思想的重要载体，对建设“和谐东亚”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专门设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机构，一般下设在国外的大学或研究院等教育机构。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



目前，中国已在东盟6个国家建立18所孔子学院和14个孔子课堂，对促进东南亚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马来亚大学校长伊萨称，“建立孔子学院能使更多的马来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印尼大学校长索曼德利指出，“当前，印尼兴起‘汉语热’，印尼人渴望了解中国，孔子学院将成为中印尼文化的传播纽带。”菲律宾雅典耀大学校长尼布雷斯表示，“孔子学院今后可以使两国语言、商务及科学方面的学习交流更加密切。” 然而，由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及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宣传和解释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某些东南亚国家看到“汉语热”和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就大呼“文化入侵”、“孔教入侵”。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一批穆斯林强烈反对在马来西亚建立孔子学院，认为“孔子学院”是“潜在的威胁者”，部分穆斯林激进分子甚至认为设立“孔子学院”是认可“孔子”为孔教教主，这对只信仰唯一真主的伊斯兰教构成挑战。缅甸教育部则规定孔子学校不能以全日制学校形式出现，而且不能只用、只学汉语教材，只有教育部指定的缅甸语教材才是必修科目。对东南亚国家的这些误解，除了加大宣教力度，化解误读和担忧之外，还应改进宣教方式，如可尝试开展深层次的文化交流，重视与当地华人社会的结合，开设与东南亚文化有关的研究课程等，从而增进双方更深层次的理解。



总体上，东盟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大小国一律平等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方针，但又担忧其与中国在实力、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是否伤及其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在实际作为中并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认为中国在态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沦为人质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国虽然占理，但菲有些媒体却评论称“中国过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以及为何近年来华人问题在东盟多国发酵。



三、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今后，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抑或“成熟的战略伙伴”形象正逢其时。这既是服务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与“对外战略纲要”的需要，也是东南亚国家发自内心的期待，还是与美、日、印度等大国在本地区开展“大博弈”的战略需要。同时，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增长，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加速结合，已具备在东南亚推行该战略的基本条件。



（一）“合作者” 仍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主流形象



2010年以来，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大国形象受到冲击,而东盟有关国家在中国的形象也严重滑坡。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并未直接导致软实力的同步增强，中国前些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遭遇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再次证明“和平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是经过考验的大国，而中国无论从大国责任还是大国能力上，都未完全通过“考试”。而针对双方在各自心目中都暂时出现的负面形象，国外舆论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国内一些舆论也认为形势严峻，甚至主张放弃与东盟合作的悲观和极端论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崛起时业已塑造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策是被东盟国家所接受的；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伴随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曾出现各种“中国威胁论”，不同时期表现方式不同。如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世纪交替时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等。普遍认为，“中国威胁论”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这从未在根本上制约双方关系的发展，理由是：

首先，“中国威胁论”只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种论调，不可能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主流良性关系的发展；其次，鉴于每次“中国威胁论”出现之后，都会实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进展，所以不妨把不断升级换代的“中国威胁论”视为一种改善与推进双边关系的预警信号；第三，其亦是促使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的动力之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生的疑惧，经常对中国政策也缺乏了解，尤其是当前还很不适应中国的加速崛起等，致使“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成为“合作者形象”的一体两面，而扩大“中国机遇论”、压缩“中国威胁论”，也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睦邻政策的一贯使命。因此，在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相互适应，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的国家形象。



（二）中国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看，全球化与地区合作加深了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放缓，而中、印、东盟等新兴大国及集团迅速崛起，东南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跃升，国际机制变革提速，全球利益之争、话语权之争、模式之争更趋复杂。同时，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各国重要关切。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处在新起点上，中国利益遍及东盟各国，与东南亚形成广泛的相互依存，在本地区战略格局和秩序演变中的份量大增，东南亚对华期待与倚重日趋上升。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充分暴露西方弊端，中国模式渐成东盟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进程中的重要参照。



从挑战看，首先，在东南亚，“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同步发酵，使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面临双重制约。如单纯强调“韬光养晦”则被外界指责为拒绝承担国际责任，而一味主张“有所作为”又被视为“谋霸”；其次，对中国所处的地位，内外认知落差很大。东南亚多把中国视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强调“中国责任”。中国自知问题颇多，易将“中国责任论”视为恶意捧杀，担心稍有作为便陷入西方圈套；最后，中国快速崛起凸显观念政策滞后，导致内外心理期待错位。中国民众期待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对一些有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容忍度下降。但中国外交战略谋划滞后于实践，对寻求更大作为缺乏心理与政策准备。而东盟国家对华心态始终具有天然的忧虑和防备，政策调整主动性不够，反将中国合理诉求视为“过分强硬”。



（三）创造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国际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实力速增的新形势下，中国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或者是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形象，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该方略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须始终遵循的哲学理念与政治韬略。当年面对苏东剧变、内忧外患的危局，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应急性，但他也反复强调“永远不当头”是根本国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略与“避免枪打出头鸟”、“永不称霸”的思想一脉相承，均要求中国外交量力而行，理性应对，避免蛮干树敌，确保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也不能屈服于外部压力，并争取在东南亚有所作为。



创造性地坚持该方略，须针对新形势，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加大反思、调整与创新力度，更坚定地增强战略自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宜创造性地在东南亚坚持该方略。首先，谋划国家对外总体战略时须高度重视区位布局，积极主动推进周边稳定与发展，尤其应将东南亚作为周边的重要地区；其次，把该方略纳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思想体系之中，以“理性现实主义”更加坚定有效地维护拓展国家利益，但须更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和解妥协，防止墨守成规与急于求成两种极端倾向，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对东盟一些中小国家，宜更多展现大国风范，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再次，推进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强化涉及东南亚的政策研究的前瞩性与可操作性，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撑。最后，在具体行动上，力争对外行动与话语体系相辅相成、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相得益彰、日常性塑造与超常规塑造交相辉映。（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1]郭树勇.论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大国形象[J],毛**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11).

[2] 郭树勇.论大国成长中的国际形象[J],国际论坛,2005(6).

[3] 金正昆.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外交新课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 (2).

[4] 吴金平、罗会知.国家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J],东南亚研究,2004(3).

[5]王正绪.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 [J],现代国际关系,2009(5).





--------------------------------------------------------------------------------


[①] 本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课题的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翟崑。课题组成员：褚浩、宋清润、骆永昆、宋颖慧、陈庆鸿、张学刚、何胜。


[②] 一国的经济形象是指，该国经济总体情势在对象国公众心目中的投影，是对某国总体经济的描述性、信息性、推断性信念的总和。一般而言，经济形象是形成国家整体形象的基础之一；它的可塑性较强，可通过一定措施得到提升。由于宏观经济形象形成过程包括根据信息做出的主观推断，这给予我们通过案例分析对象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