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双重稳定”——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局势紧张的相关性及破解之道 作者：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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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双重稳定”——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局势紧张的相关性及破解之道

发布时间：2011-04-11  作者：袁鹏  来源：《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第2-3期合刊


        当前，东北亚安全形势与中美关系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逆转趋势。一方面，一度因六方会谈合作而大有希望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合作局面，因朝核僵局、“天安号”事件、中日“钓鱼岛风波”、俄日“北方四岛问题”而风云突变，使得东北亚格局有重回冷战状态的风险，构筑一个和平稳定的东北亚格局似乎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自“9·11事件”以来享有长达八九年时间稳定状态的中美关系，也突然出现转向。中美之间围绕对台军售、**、谷歌、人民币汇率、南海等问题的博弈，使得两国关系呈现出全面竞争的态势。不少国际观察家甚至预言，中美有走向“新冷战”的风险。尽管胡锦涛主席访美使得一趋势得到遏止，但中美结构性矛盾升级和潜在冲突失控的风险性在增大。

        本文认为，东北亚格局与中美关系同步逆转的趋势，具有某种内在联系。而要破解当前僵局或危局，必须追求所谓“双重稳定”，即，东北亚地区真正的和平稳定，有赖于中美之间形成长期战略稳定战略关系；而中美长期战略稳定格局的塑造也取决于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有效合作。这种“双重稳定”的追求，将有助于中美关系和东北亚安全格局同时突破瓶颈，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与稳定，从而为中美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合作框架。



一、中国学者关于东北亚格局及中美关系的不同观点



        由于自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一直攸关中国的和平与发展，涉及到中国的重大甚至核心利益，因此关于如何看待东北亚的安全形势，并如何规划中国东北亚安全战略，历来是中国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大体而言，形成了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理由是美国不仅是全球霸主，也一直不放弃亚太地区领导权，东北亚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在该地区的绝对主导权是美国大战略的应有之义。而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谋篇布局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遏制或者牵制中国的崛起。因此，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速及中国影响力扩大，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将更加深刻。基于此种判断，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张中国应加强同东北亚地区其它力量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与日、韩、朝等国的关系，重中之重是以新思维突破中日关系的瓶颈，奉行所谓“战略集中原则”，利用次要矛盾对付主要矛盾，应对来自美国的更大挑战。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挑战对手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因为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仍将是一个亚太区域性强国，还很难对作为全球性霸权的美国构成实质性挑战，但却无疑对同属区域性强国的日本构成真实战略压力。百余年来日本自视为东北亚地区格局的主导者，也被美国视为其东北亚地区的代理人。中国崛起很显然首先冲击的是日本而非美国的战略核心利益，而作为域外大国，美国希望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实现所谓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e）。因此，此派学者认为，通过发展中美关系来牵制日本的力量和战略倾向，是更加合理的政策选择。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日其实是一家，二者之间本质上没有区别，长期以来东北亚格局是美国主导、日本协从，美日同盟为基轴。所以硬要人为区分美日，利用矛盾，不仅不现实，而且不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现实的战略选择是实质性加强同俄罗斯、朝鲜的关系，同时尽可能拉住韩国，来应对美日同盟的挑战。

        第四种观点认为，东北亚地区的真正麻烦制造者是北朝鲜。由于北朝鲜一意孤行和不负责任的核武化，以及不能与时俱进对外开放改革，才导致东北亚局势骤变，中国外交甚至被其“绑架”。所以中国应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意识形态窠臼，加强同美、日、韩等国家的合作，共同劝服甚至威慑朝鲜弃核，并推动朝鲜实现经济、政治改革，以此实现半岛无核化、中朝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日韩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开创东北亚战略安全新格局。

        第五种观点认为，处理21世纪国际关系，要有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心态，尤应摆脱简单的敌友划线论和传统威胁观，不适合将某个特定国家视作固定的安全威胁，而应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及与中国的利益攸关度，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合作，以协作和合作的方式去共同构建一个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的东北亚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中美两国是典型的战略对手关系。因此主张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而应通过累积实力、团结更多的国家去展开同美国的真正战略较量，通过战略较量来使美国真正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美注定要合作，这是由两个大国之间的天然属性及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时代条件赋予的，也是被过去30年证明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此派学者主张通过合作形成中美利益共同体，进而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立价值共通体，建立一种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既有遏制也有接触。相应的，对美国的定位也应是“非敌非有”，策略上则是斗争与合作两手，中美是敌是友取决于中国的主动塑造和两国关系的互动。



二、东北亚格局的新变化



        东北亚地区原本是21世纪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中日、中韩经济关系的迅猛发展，中日韩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而且，区域内的政治关系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包括中韩关系的大发展，韩国一度出现“疏美亲中”的动向。日本也在逐渐调整思维，福田路线、鸠山路线显示“疏美入亚”的政治潮流。中日韩首脑会晤机制可被视为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新变化的重要产物和象征。但是，这样一种积极的变化在2010年出现了逆转，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紧张气息。突出表现为中日关系围绕着钓鱼岛、东海问题的博弈日渐升温，“渔船事件”几乎酿成中日之间新的全面对立，两国民间的愤怒情绪日渐累积并开始转为抗议行动。中韩关系也因“天安号事件”出现变故。韩国对中国的态度也降到近十年来的低点。相反，美韩、美日关系全面转暖升级，相关军事演习持续不断，导致该地区成为世界上军事活动和军事演习最频繁的区域之一。朝鲜方面在拥核之后更加自信，一度神秘的金正日三子金正恩突然公开亮相并被确定为朝鲜接班人，更给扑朔迷离的东北亚局势增添了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新的变局主要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本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化。中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GDP在2010年赶超日本，使得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某种历史性变局。持续一百多年的“日强中弱”局面被实质性打破。由此引发日本的战略焦虑、不适，甚至恐慌。而中国则自信心上扬、自豪感上升。彼此战略心态的变化不可避免投射在各自的对外政策上。随着朝鲜拥核，朝核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也出现戏剧性变化，经济上朝鲜虽然明显落后于韩国，但军事上朝鲜则占上风。这一态势促使韩国对朝政策明显朝强硬方向转变，而朝鲜对韩政策则更敢于以硬碰硬。二是源自该地区相关国家的战略调整和角色转型。最大的战略调整来自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将重返东亚作为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加大力度投入在东北亚的布局，包括在关岛的军事投入、同日韩盟国军事关系的升级换代以及推动构建“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由于这种转向，美日、美韩关系一度松散的状态得到明显遏制，并且出现了急剧升温。驻韩美军战时指挥权移交的时间表从2012年延迟到2015年，日本普天间机场迁移问题最终基本上按照美国的目标实现。由此使得美国重新主导美日韩同盟关系，美日、美韩同盟体制得到再次巩固。而日本政府新一轮的右倾化趋向，使得“疏美入亚”的战略方向出现转向，“近美牵中”成为当下的战略选择。拥核后的朝鲜，解决了初步的生产与安全困境，开始运筹小范围的经济改革和有节奏的政权交接安排。凡此给东北亚的既有格局造成新的冲击。三是偶然因素的诱发，包括天安号事件和钓鱼岛风波。前者使美韩同盟关系大幅拉近，中韩政治互信急剧减弱、民间友好气氛受到冲击，朝韩对立严重加剧，军事冲突风险增大。后者使中日领土争端陷入僵局，民间对立情绪明显升级，由此引发两国关系何去何从的深度困惑。

        这三大原因，从根本上而言是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固有特点所决定的。该地区是21世纪仍未走出冷战状态的最典型区域。冷战色彩的美日、美韩同盟体系依旧，因冷战而导致的半岛分离局面一如既往，领土争端、军事对抗、大国博弈等冷战色彩极强的因素在此地仍然特别明显。冷战阴影不除，该地区潜在矛盾必然会因为各种变量而发酵，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冲击东北亚和平稳定局面的恒定因素。历史问题也是此地结构性矛盾所在。突出表现在中日、韩日、中俄、俄日之间，深刻的历史记忆往往成为掣肘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因素。然后是地缘因素。由于该地区既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又是大国博弈的主要舞台，还是连接俄、中、朝、韩之间的通衢或跳板，所以自近代以来即成为各国博弈的焦点。正因为如此，该地区最被看好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一波三折，且经济一体化没有带来政治关系的相应发展。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脱节甚至反向而行，构成了该地区的一大特色，使得这个地区安全形势处于异常复杂的状态，既博弈竞争，又有所限制；既着力合作，又难有突破。因此，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始终处在一种瓶颈状态。有助于突破这种瓶颈的三大机制性建设，包括朝鲜及半岛无核化机制、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机制、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等，一个也没实现。这种局面如果不改观，未来可能存在几种风险，导致东北亚安全格局更加不稳定：一是朝鲜拥核自保之后，进一步追求核武化、实战化，使无核化目标更难实现。由此容易产生连锁反应，推动韩、日核武化进程。近期韩日国内相关拥核言论已经不断涌现，是危险苗头。二是由于中日、中韩、中美目前的博弈，有可能导致美与日、韩双边同盟走向三边，进而反过来强化中朝关系以及中俄关系，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准两极”格局，不利于该地区的整体发展。三是围绕着钓鱼岛、北方四岛及东海、黄海等领土领海的摩擦，在缺乏相应机制的前提下，有可能失控，进而演化为军事冲突。因此，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急待寻求突破。



三、中美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令人气馁的是，中美关系也正在出现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新变化。不仅自2001年4月1日“撞机事件”以来持续长达八、九年的稳定状态出现变数，而且奥巴马执政初年对华积极合作、示好的政策也出现转折性变化。两国围绕气候变化政策的争执、谷歌事件的纠缠、对台军售及**问题上的斗争，以及在人民币汇率、南海、黄海等问题上的博弈，充分显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以往的新特点。一是全面性。跟以往围绕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的冲突不同，此轮争执的激烈程度虽不及1999年“炸馆”与2001年“撞机”，但却涉及中美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冲击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尊严，充分显示两国关系已然形成“利益深度捆绑，利害高度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二是深刻性。如果说以往的矛盾是“超”与“强”之间的利益冲突，那么此轮的博弈更像是霸权国和崛起国，甚至“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博弈。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历史上大国兴衰的那一幕正在中美之间上演的印象。由此使得这一轮中美之间的斗争更加深刻。三是全局性。中美关系不仅攸关中国同周边的关系，甚至关系到中国整体外交形势，而且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战略机遇期。处理不慎，将断送中国和平发展全局。四是危险性。正是由于上述三个特点，使得中美之间的这轮博弈对抗性、风险性、危险性大增。双方在南海、黄海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即使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存在货币战争的风险。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双方似乎又在重演一度有所降温的“政治战”。海战、货币战、意识形态战环环相扣、彼此关联、此伏彼起，使得危险系数更大。而无论是那种博弈，对双方而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也必然会深度影响亚太各国的利益。

        从2009年度“中美国”、“G2”论弥漫，乐观主义情绪住在中美关系，到目前国际媒体关注中美紧张是否会导致冲突，这一戏剧性变化，首先源自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及由此引发的两国战略心态上的微妙变化。从实际力量对比看，10年前中国GDP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10年后则已是三分之一强。中国GDP超日而成为世界第二，比美国最乐观的估计提前整整五年。更重要的是两国力量发展态势的反差。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世博、六十周年国庆，彰显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崛起势头，金融危机应对得力亦使得中国经济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刮目相看和认真对待。反观美国，连续遭受911恐怖袭击和915金融海啸重创，经济低迷，失业高启，民意低沉，甚至一度大行其道的美国模式也遭到诟病。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之“实”与“势”的变化，投射出来的是双方战略心理相应出现变异。美国战略自信下降、焦虑感上升，中国则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彰显。这样的心态变化，导致彼此在看待同一事物时视角和做法相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只是重复过去三十年的做法，不解中方为何“超强反应”；中方则认为现在到了同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了。由此使彼此之间较劲、角力、斗气。

        其次，是美国的战略调整使然。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并把战略重点由反恐转向新兴大国崛起，由无节制的对外扩张转向有限战略收缩与克制，以及实力基础的再造，将拼经济视为国内政治的重点。凡此无不与中国相关，中国遂成为美国战略调整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一态势的变化，恰恰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崛起相向而行，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在亚太地区展示得尤为鲜明。

        第三，是偶然事件和第三方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天安号事件”引发中美在黄海问题上的摩擦，以及越南、马来西亚等第三方的拉拢请求，使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意图有了外力的作用，因而顺势而为，致使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紧张升级。

        第四是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中国外交新特点使然。民意、媒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明显增大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外交决策。中国的利益多元化、多样化也在影响外交。由此使得中国已经很难制定自上而下、相对统一、恒定的对美政策，领导人或决策层的意志无法像过去那样被贯彻落实。

        由此可见，中美之间当前的局面还具有持久性特征。即使因为两军关系的转圜和高层互动可以控制风险，但是这种相对长期的、深刻的战略竞争状态短期内将很难避免。由此可能带来多重风险。一是两国在海洋、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潜在军事冲突增大。一旦出现摩擦，在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深刻变化前提下，将更加不容易控制。二是围绕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等领域的博弈升级。在金融领域展开的斗争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引发新的中美货币战。三是彼此战略界对对方的深度疑虑，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那么彼此视对方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手的观念，将可能强化，进而使得中美对抗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尽快突破瓶颈，寻找中美长期战略稳定的有效路径，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的一项紧迫战略任务。



四、“双重稳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事实上，东北亚地区形势的骤变与中美关系的突变，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关系的变化。由于中美关系在2010年以来持续紧张，使得两国在看待东北亚地区一系列事态上立场大不相同。比如，对于“天安号事件”，美国相信韩国的说辞，并同相关国家参与调查，认定是朝鲜所为。而中方则认为，该事件的调查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权威性，朝鲜也有他们的说辞，因此不宜仓促下结论，更不宜急于对朝采取高压行动。如果中美关系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状态，中美理应在此问题上深化协商合作，但因为事件前后中美关系总体呈紧张态势，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各不相让，致使美韩单方面对朝采取系列军演，并炒作所谓“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将驶入黄海参演，引发中国不满，并产生美国借“天安号事件”遏制在黄海中国军力发展的联想。由此使中美双方博弈升级，而韩国则加紧捆绑美韩关系，中朝关系亦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全面回暖升温局面。再比如，由于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引发双方围绕中日“钓鱼岛风波”及东海问题也立场不一致，美国明显偏袒日本，使东北亚形成美日对中国的传统安全格局。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紧张也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天安号事件”的突发，中美关系持续缓和的态势原本可以继续；如果“钓鱼岛风波”没有发生，中美日之间的互动原本将更为顺畅；如果没有金正日两度访华，美国也不致对中朝关系的最近发展感到担心。由此可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与中美关系的稳定已经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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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要破解中美关系与东北亚局势同时趋于恶化及发展瓶颈的“双重难题”，必须从中美关系与东北亚稳定的结合部位入手，也就是探讨中美如何实现在东北亚地区的实质性合作，由此达至所谓“双重稳定”。换言之，要中美关系稳定，必须实现东北亚地区的稳定；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也必须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东北亚地区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预留了空间。环顾亚太地区，在西北亚地区，已经存在相对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其主要功能是着眼反恐、反***、反极端宗教势力，并兼顾领土及边界安全，无论组织结构还是主要议题上，很难再度形成中美主导的区域机制。即使美国今后以某种身份参与其中，也很难想象形成中美合作框架。东南亚地区，则有更成熟的10+1、10+3机制，且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已经步入正途。要想在该地区形成中美合作态势，至少面临几层障碍：一是该地区区域性机制长期为东盟主导，在这一格局之下中美有效合作难度较大，且易引发东盟国家反弹。二是因为该地区涉及南海，中国与东盟多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以及中美围绕海权的矛盾。一旦美国介入，势必会导致海权、主权矛盾相互纠结，从而使这个地区格局更加复杂化。正如近期美国介入南海所引发的一系列的矛盾所揭示的那样。因此中美在该地区合作谈何容易！而东北亚地区则尚无成熟的多边机制。中美在该地区进行合作完全有可能促使形成一个中美主导、多方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实现美日韩同盟安全体系与中国等新兴力量的对接，为突破长期制约该地区发展的冷战结构创造条件。

        其次，中美在东北亚地区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一个是半岛无核化，以及整个东北亚的无核化。中美都反对朝鲜拥核，都不希望日韩跟进走“核武化”道路，都希望该地区长期保持和平稳定局面。二是地区的和平稳定。尽管彼此对和平稳定的内涵理解不尽相同，但现阶段美国的战略重点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朝鲜半岛的稳定符合其现实利益。三是都愿意探讨在该地区形成兼容中美双方利益的多边合作机制。四是都希望借助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趋势获得更大经济利益。这样广泛的共同利益使得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再次，中美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利益各有短长，为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美国虽在绝对力量上远超中国，但东北亚地区对美而言并非核心利益区。不仅历史上美国从未真正控制该地区，而且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是借助与日、韩同盟体制间接控制该地区，因此美国并不希望将资源与力量过多投入此地而干扰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战略布局。换言之，美国始终对在该地区达成某种秩序性安排抱有兴趣或希望。对中国而言，从力量对比态势看虽不如美国，但由于东北亚被视为攸关中国生存、安全及发展的重大利益区，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因为其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整体安全环境及东北振兴大业。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力量和利益不对等，及相应的双方在此战略投入的不对称，有可能成为两国战略合作的起点。

        最后，中美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经验，即通过数轮“六方会谈”机制逐渐累积的政治互信和合作经验，逐渐摸索的合作方式。同时，双方已多次探讨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及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的可行性，凡此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日、韩、朝、俄等区域内国家，也不希望当前紧张状态持续下去，这将为中美合作营造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



五、中美合作路线路图



        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索构建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框架。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出自西方的经验总结，既解释不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也难以摆脱大国兴替的宿命，需要推陈出新。既有国际关系现实，无论是以“核恐怖平衡”为基础形成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还是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形成的美欧战略稳定关系，都无法被中美关系所复制。中美关系的长期战略稳定只能靠中美两国自创新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崛起具有几个新特点：

一是中国崛起并非当今世界大国崛起的孤立性现象，而是整个非西方世界崛起中的一环，或者一部分而已；印度、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南非也都在世界各个板块同步崛起。因此，与其说是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结构性挑战，不如说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整体思考如何应对各个地缘板块不同力量同步崛起的现实。而显然，这只能通过协商、合作一途。

        二是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与既有国际体系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独立自主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体系相融合，通过建设性参与及建设性改革，处理同既有国际体系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的经验，也必将成为今后处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主要途径。而这条途径应该是合作而非冲突的。

        三是中国虽在迅速崛起，美国则并未出现急剧衰落。尽管遭遇经济的、金融的、安全的困境，但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先优势在相当长时期仍将无法取代。当前美国的衰落，更多是霸权主义行为的受挫和以强力方式主控世界的能力减弱，并不意味着绝对实力的绝对下滑。因此，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因为在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的世界里，完全能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同时起舞。

这三大特点意味着，中美之间完全有可能规避历史上大国兴衰必然导致的军事冲突的历史周期律。新一轮的国际体系变迁，包括以联合国改革为标志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以G20和IMF改革为标志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再造，以“无核化”为旗帜的国际安全秩序的重塑，以及以气候变化峰会为标志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搭建，为中美两国在新一轮的秩序建设中通力合作，提供了新的的历史机遇。因此中美合作不仅是中美两国彼此内在需求，也是时代的要求。

        而当前中国的崛起更多是作为区域性大国在亚太的崛起。美国为挽回其衰势，保持其战略主导权，则在进行某种主动的战略收缩，明显出现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趋势。换言之，在未来5-10年，中美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的新的战略任务。在亚太地区能否和平共处直接关系到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也将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由于东北亚地区是一个仍处于冷战阴影，深受冷战遗产影响的地区。中美如何共同努力走出冷战，是合作的重要前提。而冷战结构最明显的标志，则是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美日军事同盟体系的存在，以及美国在亚太前沿军事部署。为此，推动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新兴关系预示着欧洲的冷战结束一样。中国能否与美日同盟实现对话、接触，意义重大。近年来，中美日三方都有学者或官员通过一轨或二轨探索三边战略对话的可能性，且几近成为现实。但由于国内政治或偶然事件的影响，这一对话并未展开。而在经历中美围绕黄海问题的博弈，中日围绕钓鱼岛的风波之后，三方应该说都有了战略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不仅有摆脱冷战阴影的意义，更有抑制未来潜在冲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渐将中美韩、中美澳等对话启动起来。也不排除中国与美国相关同盟各方展开对话与交流。

        三、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另一主题，显然是围绕朝核问题的半岛（及东北亚地区）无核化问题。而六方会谈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成功、也最有成效的对话机制。在朝鲜有意重返六方会谈的前提下，中美双方应该把握契机，以超越韩朝天安号事件、日朝人质绑架事件的胸襟，去推动相关各方重回六方对话。将朝核问题加以控制，并推动朝鲜弃核。在此基础上，中美还应该积极探索如何防止日、韩拥核言论上升到政策层面，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无核化局面，真正捍卫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四、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长期以来，由于相关机制的构成主要针对朝核，并以朝鲜的弃核作为重要前提，使得该机制的构建一波三折，或者进一步退两步。新时期东北亚的安全形势显然已从以朝核为中心，扩展为朝韩、朝日、中日、中韩、中美、俄日等全面的战略摩擦。这就需要中美突破思维定势，超越朝核来推动构建一个以东北亚地区大安全为考虑，以东北亚各方的广泛参与为形式，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新兴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无疑将会成为东北亚地区百年来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将宣告东北亚地区面向未来的新的政治气象。（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