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大选年”的复杂影响（转）

嘎嘣脆

辨识“大选年”的复杂影响

发布时间：2012-06-26  作者：陈向阳  来源：瞭望 2012年06月23日


　　面对国际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要淡定、从容、自信、包容，另一方面也要有的放矢、积极预防各类风险





　　2012年原本就是国际形势的多事之秋，加之一系列重要或敏感国家扎堆换届与大选，导致国际与地区形势更加纷繁复杂、格外热闹、极具不确定性与戏剧性，判断与因应当前国际形势，务必充分考虑“大选年”的复杂效应及其深远影响。



三场大选牵动全球



　　若干关键与重要的大选成为国际热点话题，选情复杂多变、波诡云谲，选战异常激烈，尤以眼下正在进行的三场大选牵动国际社会神经，即埃及与希腊的第二轮选举，以及美国的总统大选。



　　埃及第二轮总统大选已于6月16～17日举行，由前总理沙菲克与穆斯林兄弟会所属的自由与正义党领袖穆尔西对决，埃及选民对这两位候选人都有顾忌，对沙菲克是不满其穆巴拉克旧政权色彩，担心“革命”之后又“复辟”；对穆尔西则顾虑其伊斯兰宗教色彩，担心其上台后推行宗教化与限制个人自由。而选举前夕埃及最高法院于6月14日作出的两个裁决又使得选情更加扑朔迷离，一是裁定去年底与今年初选举产生的埃及议会应予解散，二是裁定前总理沙菲克可以继续竞选总统。这两个裁决明显不利于穆斯林兄弟会，明显有利于得到军方支持的沙菲克，有可能对选情造成不小的冲击，也将使败选一方难以轻易接受选举最终结果，导致选后埃及政局难以消停、政治过渡更加曲折。埃及大选的实质是以穆斯林兄弟会等为代表的新势力，与以军方和前政权为代表的旧势力之间，以及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之间的激烈较量，较量难见分晓，埃及向何处去仍然还是个问题。



　　埃及大选不仅关系到“阿拉伯之春”如何演变，而且关系到美国的中东利益乃至其“转向亚太”的战略大计，美国对埃及大选高度关注、心态矛盾：既“唯恐天下不乱”与大肆干涉，以促进“民主变革”、抢占道义制高点、极力争取阿拉伯国家民众；又要防止伊斯兰尤其是极端势力趁机坐大、改变前政权亲美与亲以色列的政策，因而害怕剧变与期待平稳过渡。对于埃及最高法院在大选前夕作出的两个敏感裁决，美国一面强调“埃及人民应有一个自由和透明的政府”，要求埃及当局对此作出进一步澄清，一面认为埃及为促进区域稳定发挥了安全合作伙伴和领导者的持久作用，“期待继续与新政府密切合作。”



　　希腊第二轮议会选举同样也在6月17日举行，决斗双方针锋相对，激烈反对财政紧缩的左派政党联盟主张中止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救援协议，而中右的新民主党则强调避免希腊违约，国际舆论热议“希腊退出欧元区”，希腊选举结果将决定持续多时的欧债危机能否好转，而欧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走势，因此可以说希腊政局“劫持”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官方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的保守派政党赢得了选举胜利，欧洲和整个世界“松了一口气”。



　　而2012“大选年”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大选11月6日才举行，但民主、共和两党的争夺战已趋白热化，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8月27～30日举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于9月3～6日举行，眼下奥巴马总统由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负面因素选情告急，而罗姆尼则在成为共和党的“共主”之后行情不断看涨，故有传言指奥巴马届时将拉上“高人气”的国务卿希拉里联袂竞选，美国总统大选可谓“好戏还在后头”。



“大选年”的多重影响



　　“大选年”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国际形势具有多重影响。



　　一是国际关系“国内化”，选举国家的内政成为国际关系的一大焦点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内政治因素成为左右2012年国际关系的关键变量，各换届国家无不以内政为优先考量、主要精力无不“内向”。



　　二是深刻影响“国际大气候”。导致今年国际形势与往年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变”与“不确定”势必成为年度“关键字”与“关键词”；影响换届国家本身，如国内政治版图被改写，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思潮重新洗牌，而内政的变化又将影响到外交领域；影响大国关系，尤其是美俄关系与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俄三角关系。由于美国对普京“东山再起”百般阻挠，加之普京与奥巴马互不出席对方举办的重要多边峰会，致使美俄角力加剧、“互疑”加深。



　　三是左右“两大危机”，即欧债危机与西亚北非政治危机。对欧债危机而言，主要是受法国与希腊大选的影响。法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之一，社会党的奥朗德上台后将带领法国“向左走”，法国经济政策重点将从“紧缩”转向“刺激”。而希腊作为危机的“重灾区”，第二轮选举竞争惨烈，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难以排除，欧债危机及欧元的前景也因此充满变数；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政局动荡来说，多个业已“变天”的国家举行大选，最终何种政治模式占上风尚难确定，但伊斯兰政党纷纷崛起，极端与恐怖势力浑水摸鱼，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矛盾不断加剧，叙利亚危机加重，未来的“新中东”实在难以乐观。



　　四是刺激“两个核问题”，即伊朗与朝鲜核问题。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奥巴马政府唯恐以色列对伊“动武”干扰其选情，力图暂时稳住以色列，怎奈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进展”心急如焚，迫不及待地要在伊“核武计划”实现“飞跃”之前“解决”之，甚至放言其军事打击伊朗不会“事先通报”美国。以色列还利用在美国的犹太人势力千方百计对美国舆论施加影响，力争把美国“拖下水”。与此同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不遗余力地攻击奥巴马的伊朗政策“心太软”，故伊核问题将与美国总统大选如影随形、相互激荡、复杂互动；在朝核问题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处于政权交替期，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业已全面接班，韩国将于12月举行总统大选，半岛南北矛盾冰冻三尺，互不示弱，不排除双方再度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朝核“六方会谈”年内重启希望渺茫。



　　五是致使全球治理“停摆”。竞选期间各选举国主要精力对内，内政“压倒”外交，外交服务与服从于国内政治斗争，对外难以妥协，反倒容易逞强与斗狠，各方参与多边合作的外交重大决策将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停顿与停滞，进展与突破只能留待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其中气候谈判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今年到期，气候大会将在多哈举行，全球应对气候问题正处在“节骨眼”上，却偏偏遭遇2012“大选年”与全球治理“推诿年”。



　　六是导致原本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雪上加霜。世界仍处于西方金融与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下，各国选战主要是“拼经济”，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一些国家纷纷推行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拉抬选情、争取选票，导致国际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国际经贸摩擦趋于普遍化与激烈化，从而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近期美国再度蛮横阻击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与新能源产业即为佐证。



　　七是催生大国内外战略调整，加剧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俄、法、美三大国的大选无不孕育对内与对外战略调整，调整无不涉及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方方面面，“调整”与“改革”不仅成为2012“大选年”的“主旋律”，而且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最强音，其广度、深度与力度实属空前。大国内外战略调整具有不少共性，包括着眼于进一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点是与高失业率作斗争，政策设计侧重民生，力求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注重在危机之年强化国家安全，维持大国地位，应对眼前挑战兼顾长远打算。特别是，各大国纷纷拼经济、拼市场、拼出口、拼教育、拼创新、拼新兴产业，势必导致制造业竞争加剧、围绕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水涨船高，乃至彼此“撞车”、相互摩擦。各大国力求通过主动调整，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新秩序的制高点，并在新一轮大国战略角逐中占据主动有利位置。



淡定自信应对“大选年”



　　“大选年”也给中国内政外交带来复杂而多维的影响：



　　一是中外关系中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政治化，国外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甚嚣尘上，针对中国的经贸摩擦集中爆发；二是与中国存在海洋领土争端的个别国家，误判中国对外强调“维稳”与避免冲突，妄图趁机对华强硬、挑衅与“占便宜”，例如近期菲律宾一再挑战中国对南海黄岩岛的主权；三是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在大选之中及大选之后可能出现消极变化，个别邻国大选还可能导致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化；四是有可能对中国的内政造成一定的干扰，乃至影响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稳定。



　　面对2012“大选年”所带来的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性，中国一方面要淡定、从容、自信、包容，另一方面也要有的放矢、积极预防各类风险。一是高度关注、有效应对有关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搞保护主义与对华示强冒险，针对有关国家大选换人之后对华政策新变数制定应变预案；二是对内加强公众教育，改进宣传，妥善引导，理直气壮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扩大共同珍惜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共识；三是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对外战略运筹，通过科学、公平与和平发展，为“大选年”之后更为激烈的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作好充分准备。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