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四）

嘎嘣脆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对外关系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极左外交政策的根源。
2、“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影响。
●教学要点
在60年代中期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被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为极左思潮，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外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出现混乱局面。然而，毛**、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及时排除“左”的干扰，扭转了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将极左思潮对外交的干扰和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否认正确的外交路线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进而全盘否定“**”前的外交路线。否认了建国17年来正确的外交路线，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和“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的路线。在否定过去路线的基础上，极左分子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思想，并将北京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次，极左分子还大造外交部的反，实行夺权。四人帮说，外交部是“***部”。1966年3月的使节会议后，外交部决定，所有的驻外使节夫妇都要到山西临汾参加“四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学习毛**著作和批判“四不清“干部。1967年初，外交部决定驻外使馆、领事馆人员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先后将驻苏联、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大使撤回，时间长的达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将绝大多数驻外使节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馆务工作由临时代办或其他人员主持。由于使馆的主要领导回国，致使一些驻外使馆陷入因难局面。这些人员回国后，绝大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66年夏季，在四人帮的支持下，红卫兵****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在****派控制下的外交部一片混乱。他们提出，外交约束不了革命力量，要敢于革命，敢于****，推翻旧的外交惯例，创造一套全新的外交惯例。外交部长等一大批领导者被DADAO，被批判，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处于困难局面。
二、几乎陷于中断的外交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下，中国外交以宣传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他们说，宣传毛**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中国的一些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像章和语录，利用使馆新闻公报、其他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宣传“文化大革命”，有的还上街散发传单，向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在对外交流中大送“红宝书”，出访演出中，必念革命性极强的“毛**语录”。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关系。1967年，尼泊尔首都有少数人到中国使馆的橱窗前闹事。中国使馆向尼外交部门提出了口头抗议，尼方表示不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就此事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受侮辱的人员表示慰问。我方使馆人员认为可不再提交书面抗议了。但是，康生则主张：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方向尼方提出了“强烈抗议”，致使两国关系紧张。
1967年6月，在民主德国发生中国使馆的一辆公务车与德方的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的事故。中国大使馆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向民主德国提出最强烈抗议，怀疑德方在搞政治阴谋。后来，证实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
在所有的外交纠纷中，最为严重的是“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火烧英代办处。据有关材料记载：****派进入英代办后立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宙、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两辆汽车也都被烷。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经赶来的消防队员的全力扑救，大火在午夜被扑灭。此间，在上海发生了红卫兵闯入英驻沪领事馆的事件。在发生火烧英代办这种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事件不久，又发生了包围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坐镇指挥的竟是一个16岁的小女孩。
在极左思潮的泛滥及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的指挥煽动下，中国的外交这时四面出击、DADAO一切，国家关系以是否信仰毛**思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为划分敌我的界限。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关系紧张。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也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越南3个，波兰2个，尼泊尔1个)。中国这时完全处于孤立地位。
三、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从1968年起，毛**、周恩来采取措施、逐步地消除外交上的不正常状况。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在Tiananmen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一大批外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表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陆续派出了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并在各种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自认，主动修复关系。由于毛、周等领导人及时地、负责任地纠正了“**”初期对外交工作的干扰，特别是毛**亲自掌握对外关系，虽然“**”在国内仍在继续进行，而外交工作却能在较快的时间内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中国外交的混乱局面也得到基本控制。从60年代末开始，在正确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相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比之对国内工作的破坏，程度要轻，时间要短。
●思考题
1．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哪些干扰?
2．毛**等是如何扭转中国外交混乱局面的?
3．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什么样的思考?

第八章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学习本章重点掌握
1、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作用。
2、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历史背景。
3、在中日关系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为什么在70年代初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4、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特点。
   ●教学要点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调整了对外战略。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在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同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到1979年底，中国已同12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中国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1973年2月，毛**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搞得很凶，向世界各个角落伸手。1974年1月，毛**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太平正芳时又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
毛**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在制定本时期外交政策过程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报告中，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元帅们的建议对中央的外交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二、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战后以来，美国到处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使其国力大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战略，并处处得手，而美国感到力不从心。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加与苏联斗争的筹码，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采取了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在他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即：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越南化，以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力地位”、“谈判时代”和“伙伴关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打开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就通过美国《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同中国接近的主张。他上台后于1970年10月1日向美国《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随后，尼克松于当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时，要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欢迎尼克松政府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这样中美之间就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中国同样面临着调整对美政策的必要性。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中国重新调整了外交战略。其次，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交面临重重困难，陷入困境。中国对外关系几乎陷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国际环境的日益恶化。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需要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调整对美政策是其中的关键。
因此，6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年4月，经毛**决定，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民间往来形式表明中国松解中美关系的实际行动，使小球带动了大球。同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做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是一个长期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的元首访问。机场上虽然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的人群，但中国的接待热情同到，彬彬有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的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表明美国20年来敌视中国、不承认中国政策的破产。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这一重大成果，有利于中国双向反霸方针的调整。
2月28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终于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订下了良好的基础。《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78年春，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转机。中国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也是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卡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下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美双方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建交公报，中美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第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只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它非官方关系；第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第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中美正式建交之日，就是美台“断交”之时。12月29日，台湾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离开了华盛顿。1月1日，台湾驻美“大使馆”正式关闭“使馆”。4月，美国从台湾撤走军队。1980年1月1日，美国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中美接近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大约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双方经过改善、徘徊、建交的三个发展阶段，最终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
1980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里根政府采取所谓“双轨”对华政策，一方面表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围绕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与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斗争。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重申了中美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国再次声明它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是最后解决。
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中的承诺，中美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斗争也一直时有发生，但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向上的发展势头。到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根本原因是两国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两国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针对苏联的扩张，不失时机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条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20多年来不顾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高涨的呼声，一味仰美国的鼻息、视美国的眼色行事。所采取的那些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政策，在国内遭到了日益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进入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领导人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日本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直面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另一方面对盟友美国搞“越顶外交”颇为不满，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浩大声势压力下，1972年7月5日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的田中角荣，在当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首相表示，“关于外交，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就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提出三条基本原则，即：（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新政府的态度并及时作出积极反应。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来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首相举行了多次会谈，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4年1月，中日签订了贸易协定；4月，双方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1978年2月，中日签订第一个民间长期贸易协定；同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条约中，日方终于接受中方关于载明“反霸条款”的重要主张。这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政治基础。
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以更大的步伐向前发展。
四、 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一）缓慢发展时期
中国同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历经缓慢发展、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三个时期。在70年代以前，关系处于缓慢发展时期。主要原因是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美国的牵制。同美国结盟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也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至 60年代末，这类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仅有法国等6个西欧国家。
（二）全面发展时期
进入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西欧某些国家逐步结束它们的殖民统治，使原来在外交政策上同美国捆得很紧的西方国家，毫无顾忌地同中国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10月和11月，中国先后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又同奥地利建交。与这三个国家建交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发展的新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同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此后，在中美关系解冻的推动下，中国又迅速同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卢森堡，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圣马力诺同中国建立了总领事级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交的过程。1975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的关系。此后，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在1979年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7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0多个，仅此期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近70个，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中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至此，中国已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同西欧国家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不存在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而有着息息相关的共同利益。西欧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中国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中国同西欧国家各有优势，共同合作的领域极为广阔。因此，双方都愿意在互相等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使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建交后不久便访问中国，中国的领导人也访问了对方国家。双方领导人在互访中，就重大国际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同时，还达成了一些协议和协定，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合作也十分活跃。
●思考题
1、7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2、《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4、70年代，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建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名次解释：《乒乓外交》、《“八·一七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天下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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