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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十二: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现状及中国学派的建立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现状
1、学科理论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历经了大发展的30多年。中国国关学界开始有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
①理论学习阶段是指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开始具有集体意识,把知识导向理论研究提上研究议程,其标志是学理理论的借鉴和应用。具体表现有:a)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有了较大发展;b) 国际关系学界和学术期刊开始重视引进和应用国外理论研究成果;c)美国主流理论成为中国学界学习的主要对象。
②如果以理论流派划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过去30年里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状态。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占据总量的78%。其中以自由主义比重最大,占研究成果总量的1/3。
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评介型和经验型研究成果都出现了大幅度上升趋势,。尤其是经验型研究成果大幅度增加,并且使用个案研究方法、以中国经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应用和验证的文章越来越多。当然,也要意识到,中国创新理论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准上。
2、中国国关学界的建设主体的现状
目前占据中国国关学界重要位置的一批骨干,其最初的成长和教育是在毛**时代完成的,且大多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在国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到美英等国完成深造的过程。他们的思想表现为多种历史经历和多元理论逻辑的混合体,具有相当的过渡性质和可变特征。
现在中国国关学界的多数研究人员和教师没有深刻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信念;也不那么“迷信”西方的学说;其中很很少有人愿意钻故纸堆和“重振国学”。其结果之一就是,国关理论的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赞同者和批评者。国关学界进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状态。
二、建立国关理论的中国学派
1、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社科领域存在着两种观点:1是一元论。认为自科和社科同属科学,两者从根本上没有区别,都存在规律并等着人们去发现。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国关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普适的,因为规律的存在是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科学理论因之必然具有通则性质。理论可以有学派之分,但不能有带有国别标签的学派之分。社会科学同样亦然。因此,任何试图创立国别学派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本土性命题甚至也被称为假命题。
2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价值中立。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征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
秦认为: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本土性,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地缘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但是,因为人具有共性,所以研究人的理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表明理论具有普适意义。比如社会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理性选择。我们说理论必然具备文化地域的胎记,并非是要用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用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颠覆另外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我们只是推导出一个事实:社会理论的文化地域胎记是必然的。英国学派发源于英国,根源是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欧洲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经历等等。美国的主流理论主要的思想和实践根源是来自美国集体经历的,尤其是美国二战之后的民族记忆。无论是霸权稳定论、权力过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起源于美国的问题,带有美国的本土特征。
2、中国学派的思想和实践渊源
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是来自修昔底德和霍布斯等,实践渊源是二战前后和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的现实;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是洛克和康德等人的思想,实践渊源则是资本主义体系内国际关系的实践;英国学派更多地接受了格劳秀斯的遗产,也更多地从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的外交及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了灵感,后来又从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营养。如果说可以出现中国学派的话,它的思想和实践渊源是1、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2、中国近代主权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3、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
3、中国学派的理论硬核
由于理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解决问题,所以理论硬核的形成往往与核心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核心问题产生核心理念,从核心理念形成理论硬核,从理论硬核发展成理论范式。而这类重大问题往往是本土性问题。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和霸权护持问题;英国在二战后的年代里已
经不再关注霸权问题,所以,英国学派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国际社会;而第三世界的重大问题是贫困和发展,所以产生了依附理论。目前,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
我们的基本假定是:中国是一个上升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经历着从体系外国家向体系内国家的转型。作为这样的国家,必然面对一种重要的关系,即上升大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可能具有和平与否两种可能。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打破和平。自由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就上升大国的和平社会化过程而言,现实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而中国恰恰是一个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的最佳个案。所以,考虑大国怎样融入国际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问题和知识问题。因此,也最有可能形成中国学派的核心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起始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追溯至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为关于上升大国和平社会化过程、甚至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化的一般性理论,也应该是国际体系发展过程中符合人类希望的走向。所以,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具有实践向度知识向度和目的向度的问题。
不同的经验往往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国际社会的理论诞生在英国,依附理论的根基在拉美,和平研究的发源地是北欧,地区一体化的研究起始于西欧,皆因不同的地域文化经验催生了不同的理论假设,而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就在于地域文化的实际经验与原有理论之间的不相吻合。中国国关学界也会经历这种“大惑过后有大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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