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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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明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至今，东亚区域合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地区多边组织、论坛、会议、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合作形式，在本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诸多领域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区域多边合作进程之中。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可能对未来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主要根据对自身利益的判断来应对东亚区域合作，对于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合作形式可能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对于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区域合作形式则可能采取积极推动的立场。

[关键词] 美国；东亚；东亚区域合作

冷战结束后至今，东亚地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着重要变迁，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强势发展。这属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在进程方面所发生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区域多边国际制度的构建，其最高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有地区意识的地区共同体。虽然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且其前景也不太明朗，但是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并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它很可能对未来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东亚互动关系的性质。71本文试图分析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待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态度，并且判断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有关“东亚”与“东亚区域合作”概念的界定
要回答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讨论“东亚”以及“东亚区域合作”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界定，可能导致人们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在我看来，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属于社会建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观念的对话与较量。

“东亚”无疑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包括今天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那个地理区域。具体来说，今天东亚地区国家共有16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72 此外，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些非国家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有人把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纳入东北亚范畴之中。73

但是，“东亚”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文化概念，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因此，“东亚”概念的含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尚不确定，也并非一成不变。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但是“东亚”概念和“远东”概念一样，本身却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人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为使用。西方人所说的东亚（有时与“远东”概念混用）一般包括如下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74 这也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区域，即传统的东亚概念之含义。奥地利学者魏格林教授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75 因此，“东亚”概念（以及其它很多类似概念，如“近东”、“中东”等等）的产生本身包含着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概念逐渐为其所指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所普遍接受与使用。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东亚”正在从一个外来的概念变成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是东亚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尽管如此，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所指地理区域范围尚未形成共识，“东亚”概念仍然处于社会建构过程之中。具体来说，“东亚”概念既有比较狭窄的定义，也有比较宽泛的定义。前者指的就是东北亚与东南亚，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东亚地区，即“小东亚”地区。后者指的是主要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但比东北亚和东南亚范围更广的地理区域，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大洋洲、南太平洋国家，甚至是南亚的印度，往往也被纳入“东亚”的范畴，这属于扩大了的东亚地区，即“大东亚”地区。76 还有的人干脆使用比“东亚”地理范围更广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简称“亚太地区”）的概念，而且实际上“东亚”和“亚太”这两个概念有时是被加以混用的。

有关“东亚”概念的不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于东亚地区秩序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比如对美国在东亚的作用、正在崛起的中国给东亚带来的影响之判断），属于不同观念的对话与斗争。这集中反映在有关“东亚共同体”的认识上。有关东亚共同体的最早想法可能来自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20世纪90年初所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其成员就是后来在1997年创建的东盟-中日韩或者东盟+3（1999年以前是9+3，此后为10+3）会议的国家，即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据有的学者考证，在1999年前后，东亚官方层面上出现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77 在2001年11月第五次东盟+3会议（文莱）上，根据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1998）设立的“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题为《通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建议推进在经济、金融、政治和安全、环境、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并且提出了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即创建一个“以本地区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以及和平、繁荣和进步的东亚共同体”。78 在2002年，10+3会议“东亚研究小组”79的报告中再次提及“东亚共同体”，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80 以上两个报告所说的“东亚共同体”之成员范围，同10+3会议成员范围基本一致。2003年底召开的东盟-日本高峰会议，正式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作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步骤之一，第八次东盟+3领导人会议（2004）决定于次年年底在马来西亚召开第一次东亚峰会。就在讨论和确定东亚峰会成员国的时候，相关国家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主张东亚峰会成员国扩大到10+3以外的地区，甚至允许美国参加东亚峰会，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倾向于在10+3框架内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最终协商的结果是，从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开始，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超出了10+3会议成员国范围，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非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主党政府鸠山由纪夫首相所倡导的“东亚共同体”之成员大体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六个东盟对话伙伴国家，基本上与目前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范围相吻合，尽管他强调东亚共同体的核心是中日韩三国。或者说，在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的框架内，“东亚”概念实际上被定义为“大东亚”，而今后如果美国等国参加东亚峰会的话，那么“东亚”概念又将与“亚太”概念的含义接近，从而成为一个更加开放与宽泛的概念。

同样地，今天人们谈论很多的“东亚区域合作”的含义也不甚明确，存在着多层次、交错的内容。实际上，当下大部分有关东亚区域合作的例子或者属于小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理范围的次区域合作，或者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理范围之跨区域合作。其中，属于次区域合作的例子主要包括：东盟的扩大及其提出和致力于建设东盟共同体（包括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有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讨论；包括图门江开发计划、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在内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等。而属于跨区域合作的例子则主要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博螯亚洲论坛等等。迄今为止，真正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的例子似乎只有一个，即东盟-中日韩会议（东盟+3会议），以及在东盟+3框架内或与东盟+3框架密切相关的区域合作（比如清迈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即使是东盟+3会议这一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它实际上也并没有涵盖所有东亚地区的国家，因为东北亚的蒙古、朝鲜以及东南亚的东帝汶都还没有被纳入这一区域合作框架之中。另外，如前所述，虽然“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的最初设想也属于在东盟+3框架之内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但其后来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东亚地理范围，而且还有更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总之，不管是“东亚”还是“东亚区域合作”，都是处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概念，其含义的界定不甚明确，人们对此远未形成共识，使用者们根据对东亚秩序的不同理解以及自身利益的判断，或使用较狭窄或传统的定义，或使用较宽泛的定义。所以，我们在判断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的时候，就有必要分别讨论美国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与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之不同态度，不宜笼统地谈论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立场。

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

在讨论完“东亚”和“东亚区域合作”概念的含义之后，我们对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这个问题，就难以给出“是”或者“不是”这样简单的回答。本文作者认为，从逻辑上分析，美国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把美国排出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的阻碍者，但美国可能充当宽泛意义上的、把美国包括在内的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也就是说，美国会主要根据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分别对狭窄或封闭的东亚区域合作以及宽泛或开放的东亚区域合作采取不同的态度。当然，实际情况还要比这样的判断复杂得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会是如此的黑白分明、静止不变。

自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黄埔港开始，美国就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之一，而且其在该地区的利益日益增多、影响不断增大。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导国家，并始终努力保持此种地位。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地区介入了多场战争或武装冲突（如中国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等等）之中，并在该地区构筑了一个主要由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先后缔结有美泰、美菲、美日、美韩、美蒋军事同盟条约等等）所形成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多个国家（如日、韩、菲、泰）驻扎军队并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虽然后来有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被废除（如美蒋军事同盟条约），美国也把某些海外军事基地（比如在泰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归还给所在国家，但是美国在东亚所构筑起来的军事同盟体系迄今依然是美国在该地区保持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如此，在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关系还得到了强化，美国也同一些东亚国家（某些东南亚国家、蒙古国）签署了有关美国使用当地军事设施的双边军事合作协定。此外，美国在东亚地区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与该地区形成了十分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比如今天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额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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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后蓬勃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可能损害或削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其他利益。这是因为，把美国排出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特别是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对美国在东亚构筑起来并努力长期维持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无疑是个挑战，会影响美国在当地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以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状态81，也为美国制造一个竞争对手（类似欧盟那样的地区行为体）。此外，诸如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那样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还会损害美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不少美国学者就认为，东亚一体化挑战美国利益。比如，一位美国学者就明确指出，“东亚地区主义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挑战。”82 因此，美国显然对于可能挑战其在东亚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损害其在东亚经济利益的排他性区域合作形式会采取冷淡、不欢迎、甚至是阻碍的态度。实际上，正如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所说的，与美国支持欧洲多边主义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直在东亚坚持了双边主义立场，从而为不同的地区秩序奠定了基础”。83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强劲“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迁。这也使得一些美国战略家十分担心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能导致一个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家集团，担心“中国试图影响该地区新兴的政治机制的结构，鼓励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84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与塑造者之一，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大约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85 这是中国外交“新面貌”的重要表现86，有中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中的“新国际主义”87。今天，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意在本地区增加自身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在中国的某些周边国家中国热取代了对中国的恐惧，尽管仍然有一些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或焦虑。所以，美国和有的东亚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强调东亚地区主义要建立在不排除美国、普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以此应对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总之，我们根据逻辑推论可以认为，美国为了长期维持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应对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对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倾向于采取冷淡、不欢迎、甚至是阻碍的态度，特别是反感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动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或者“大东亚”区域合作，尤其倡导“亚太共同体”、“太平洋共同体”建设。美国有意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宽泛的东亚区域合作或者亚太区域合作，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出于阻碍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向前发展。本文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详尽与具体的分析。

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狭义与广义的）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多种多样，美国的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甚至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实践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美国对于东亚次区域合作形式的态度，总体上来看比较冷淡，但其相关政策前后有所调整和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东盟的态度以及美国与东盟的关系。

冷战后东亚地区次区域合作的最主要个案就是东盟的扩大及其倡导的东盟共同体建设。美国在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发展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兴趣不大，而是倾向于继续保持或发展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菲、泰、新）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关系。东盟曾积极促成召开美国-东盟峰会，但是美国并不领情。迄今为止，美国与东盟尚未缔结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它倾向于同一些东盟成员国谈判或签订双边贸易协定。88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对于东盟倡导下建立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安全领域内的跨区域合作形式—东盟地区论坛也不太重视。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赖斯曾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这让东盟国家很不高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初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十分注意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她就任新职不久后的东亚四国之行中，访问了东盟成员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会见东盟秘书长，并且明确表示美国有意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前往泰国参加东盟与美国外长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并且在东盟与美国外长会议上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这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强烈信号。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到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且在此期间参加首次美国-东盟首脑会晤。另外，奥巴马政府也表明了积极介入湄公河流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

但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强调“重返东南亚”、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并非出于支持和推动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考虑，而是担心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下滑。

其次，美国对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的态度基本上是不欢迎，甚至极力阻碍。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东盟+3会议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包括东亚峰会）的态度。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主张。但是，此建议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在东亚出现一个全部由东亚国家所组成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不仅如此，美国还游说其盟友日本和韩国反对马哈蒂尔的倡议。89 因此，日本、韩国以及某些东盟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反对马哈蒂尔的倡议。马哈蒂尔后来披露：“美国出于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强烈反对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出访日本和韩国，并要求两国不要与这样的倡议有什么瓜葛。某些东盟国家也被建议不要支持成立东亚经济集团。当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以及美、加、墨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候，美国竟然却不允许东亚国家进行对话。”90 然而，1997年夏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盟-中日韩会议这一完全由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所参加的区域合作形式，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包括东盟和中国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该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建成）、东盟+3财长会议达成的以双边货币互换为主要内容清迈倡议（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以及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创立亚洲共同货币单位（The Asian Currency Unit, 亚元）的设想等等。美国虽然对东盟+3会议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它对这种排挤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还是反感的。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东盟+3的地区框架把美国排除在外，而把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包括在内，并且让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有损美国在东亚的利益。91 作为一种应对措施，美国与一些东亚国家分别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包括2003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正在谈判之中的美国-泰国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于美国这样做的意图，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说得很清楚：“一旦东盟同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92

此外，在10+3会议倡导建设“东亚共同体”并且开始筹备东亚峰会的时候，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此表示质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开表示，美国不认为有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93 美国作为在东亚有很多利益和重要影响的超级大国，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东亚峰会这一东亚共同体建设重要步骤之外。94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国没有出席第一届东亚峰会这一问题，明确表示中方认为东亚合作的进程应该坚持开放透明的原则，反对搞排他性的、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区域合作95，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峰会之外的96。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自民党小泉政府曾希望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东亚峰会，新加坡等国领导人也表示无意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之外。97也有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难以完全排除美国参与”98 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一度表达了与原来自民党政府不同的观点。比如，外相冈田克也曾明确表示，美国不是“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但此话立即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鸠山首相赶快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参与”极其重要。为此，美国有战略分析家警告，日本如果主张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那么这将是一个愚蠢的做法。99 根据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所有国家都可以申请参加东亚峰会。此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申请参加东亚峰会并获得准许，使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不只限于东盟+3框架内的国家。由于美国在2009年以前没有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因而没有参加2005-2009年间的历次东亚峰会。美国自从2009年7月正式加入该条约后，就有资格参加未来的东亚峰会，尽管它至今还没有明确表态是否参加东亚峰会，只是表示要“加大正式参与的力度”。100

自从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的成员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理范围之后，美国有战略家表示“美国应该大力支持东亚地区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包括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把东亚看作一个全球性的或者跨太平洋的伙伴……”101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甚至于2009年10月在北京明确表示，美国将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并称该表态已经获得中国认同。102

最后，美国积极倡导和推动超越传统东亚地理范围的亚太区域合作。其典型例子是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态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是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倡议下成立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大多数东亚国家和经济体（台湾、香港）参加了该组织，其成员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等环太平洋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它集中体现在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发表的《茂物宣言》上。由于该组织的跨地区和开放性很符合自从里根总统以来美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思想103，因此美国政府对它采取了积极支持和推动的态度，如倡议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希望把亚太经合组织塑造成为“大东亚”区域合作或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制度框架。对于美国的意图，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企图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通过经济和商业手段维持自己在东亚霸权地位的工具。104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亚太经合组织特别重视，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所感兴趣的是亚太观念，而不是东亚地区主义，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符合美国人的这种理念。105 1997年以后，随着东盟+3框架的启动，加上亚太经合组织议题过于广泛、成员数量过多等原因，该组织的作用和重要性明显地在相对下降。然而，美国对于这个有美国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区域合作组织依然怀有厚望，希望在未来进一步激发其活力。106 澳大利亚等国支持美国的此种立场，并主张建设“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2008年6月阐述了“亚太共同体”的设想，建议在2020年以前建立亚太共同体。107 陆克文所说的亚太共同体的范围比东亚共同体要大得多，前者除了东盟十国加中、日、韩、澳、新、印六国之外，还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智利等国，其范围大致与亚太经合组织相同，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不包括印度。从2009年6月开始，陆克文派亚太共同体特使访问有关国家，向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解释他的构想。他还计划在2010年12月邀请各国代表到澳大利亚讨论这一构想。108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于美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表现出极大热情。2005年6月，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署了一项经贸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于2006年生效。其成员国之间彼此承诺在贸易、服务与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其核心内容是关税减免，目标是到2015年相互间去除所有贸易壁垒。TPP是APEC框架下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制度性安排，也是一个涉及太平洋东西两岸、连接东亚与澳洲及美洲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成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实现自由贸易目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现实途径。2008年11月，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宣布参加TPP谈判。次年12月，美国也正式宣布参加TPP谈判。2010年3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举行，来自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以及澳大利亚的经贸官员出席会议。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未来更多的亚太国家可能表达加入TPP的意愿，从而使TPP发展成为涵盖亚太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一个大自由贸易区。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美国参加的另外一个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范例，也是迄今为止美国介入程度最深、兴趣最大、最积极推动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这是因为六方会谈的主题是美国在冷战后所关心的防止核扩散和反对核扩散问题，美国也是这一（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当事方之一。美国高度赞赏中国在推动六方会谈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有的战略家提出可以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自从2003年以来，美国参加了多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与有关国家（主要是和朝鲜）进行谈判。六方会谈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美国对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态度也表明，美国主要是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来应对东亚区域合作的。

结 论

“东亚”、“东亚区域合作”都是处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概念，其含义的界定尚不确定。“东亚”概念既有狭窄的定义，也有宽泛的定义，有时甚至与“亚太”概念相混用。与此同时，各种东亚区域合作的设想共存和竞争。两个概念的界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相关国家之间的观念与利益斗争的体现，也充分表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虽然已经起步、“东亚的地区构建（region-building）正在向前走”109，但它还处于比较低级的水平，其前景也不太明朗。所谓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道路将是漫长、艰难和曲折的，因为这个地区的行为体在观念上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依然是本地区的主导范式。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历史问题、政治理念以及文化观念等等诸多冲突或争端，主要地区大国之间（比如日本和中国）互不信任和相互防范。中国的崛起和积极介入东亚区域合作之中，在得到欢迎的同时，也让一些东亚国家担心它会恢复其历史上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110

美国虽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美国冷战时期在东亚地区所构建起来的军事同盟体系一直存在到今天，其中的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甚至得到强化，该同盟体系是美国维持其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多，同该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势必努力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和维护其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并积极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之中。因此，对于正在兴起的东亚区域合作，美国主要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而作出反应。美国对于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包括封闭性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倾向于采取不欢迎甚至阻碍的态度，而对于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开放性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则采取积极参与并推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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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后蓬勃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可能损害或削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其他利益。这是因为，把美国排出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特别是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对美国在东亚构筑起来并努力长期维持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无疑是个挑战，会影响美国在当地充当“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以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状态81，也为美国制造一个竞争对手（类似欧盟那样的地区行为体）。此外，诸如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那样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还会损害美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不少美国学者就认为，东亚一体化挑战美国利益。比如，一位美国学者就明确指出，“东亚地区主义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构成了挑战。”82 因此，美国显然对于可能挑战其在东亚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损害其在东亚经济利益的排他性区域合作形式会采取冷淡、不欢迎、甚至是阻碍的态度。实际上，正如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所说的，与美国支持欧洲多边主义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直在东亚坚持了双边主义立场，从而为不同的地区秩序奠定了基础”。83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强劲“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结构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迁。这也使得一些美国战略家十分担心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可能导致一个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国家集团，担心“中国试图影响该地区新兴的政治机制的结构，鼓励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84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对东亚区域合作表现出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与塑造者之一，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大约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85 这是中国外交“新面貌”的重要表现86，有中国学者称之为中国外交中的“新国际主义”87。今天，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意在本地区增加自身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在中国的某些周边国家中国热取代了对中国的恐惧，尽管仍然有一些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或焦虑。所以，美国和有的东亚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强调东亚地区主义要建立在不排除美国、普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以此应对中国的崛起与东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

总之，我们根据逻辑推论可以认为，美国为了长期维持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应对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对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倾向于采取冷淡、不欢迎、甚至是阻碍的态度，特别是反感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动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宽泛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或者“大东亚”区域合作，尤其倡导“亚太共同体”、“太平洋共同体”建设。美国有意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宽泛的东亚区域合作或者亚太区域合作，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出于阻碍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向前发展。本文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详尽与具体的分析。

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狭义与广义的）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多种多样，美国的对它们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甚至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实践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美国对于东亚次区域合作形式的态度，总体上来看比较冷淡，但其相关政策前后有所调整和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东盟的态度以及美国与东盟的关系。

冷战后东亚地区次区域合作的最主要个案就是东盟的扩大及其倡导的东盟共同体建设。美国在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发展与东盟这个地区组织的关系兴趣不大，而是倾向于继续保持或发展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如菲、泰、新）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特别是军事合作关系。东盟曾积极促成召开美国-东盟峰会，但是美国并不领情。迄今为止，美国与东盟尚未缔结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它倾向于同一些东盟成员国谈判或签订双边贸易协定。88 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对于东盟倡导下建立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安全领域内的跨区域合作形式—东盟地区论坛也不太重视。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当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赖斯曾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这让东盟国家很不高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初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十分注意发展与东盟组织的关系。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她就任新职不久后的东亚四国之行中，访问了东盟成员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会见东盟秘书长，并且明确表示美国有意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前往泰国参加东盟与美国外长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并且在东盟与美国外长会议上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这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强烈信号。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到新加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且在此期间参加首次美国-东盟首脑会晤。另外，奥巴马政府也表明了积极介入湄公河流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

但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强调“重返东南亚”、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并非出于支持和推动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考虑，而是担心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下滑。

其次，美国对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的态度基本上是不欢迎，甚至极力阻碍。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东盟+3会议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包括东亚峰会）的态度。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主张。但是，此建议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在东亚出现一个全部由东亚国家所组成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不仅如此，美国还游说其盟友日本和韩国反对马哈蒂尔的倡议。89 因此，日本、韩国以及某些东盟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反对马哈蒂尔的倡议。马哈蒂尔后来披露：“美国出于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强烈反对成立东亚经济集团。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出访日本和韩国，并要求两国不要与这样的倡议有什么瓜葛。某些东盟国家也被建议不要支持成立东亚经济集团。当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以及美、加、墨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时候，美国竟然却不允许东亚国家进行对话。”90 然而，1997年夏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盟-中日韩会议这一完全由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所参加的区域合作形式，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包括东盟和中国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协定（该贸易区已经于2010年1月1日建成）、东盟+3财长会议达成的以双边货币互换为主要内容清迈倡议（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以及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创立亚洲共同货币单位（The Asian Currency Unit, 亚元）的设想等等。美国虽然对东盟+3会议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它对这种排挤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还是反感的。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东盟+3的地区框架把美国排除在外，而把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包括在内，并且让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有损美国在东亚的利益。91 作为一种应对措施，美国与一些东亚国家分别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包括2003年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及正在谈判之中的美国-泰国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于美国这样做的意图，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说得很清楚：“一旦东盟同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92

此外，在10+3会议倡导建设“东亚共同体”并且开始筹备东亚峰会的时候，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此表示质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开表示，美国不认为有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93 美国作为在东亚有很多利益和重要影响的超级大国，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东亚峰会这一东亚共同体建设重要步骤之外。94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国没有出席第一届东亚峰会这一问题，明确表示中方认为东亚合作的进程应该坚持开放透明的原则，反对搞排他性的、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区域合作95，在美国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峰会之外的96。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自民党小泉政府曾希望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东亚峰会，新加坡等国领导人也表示无意把美国排除在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之外。97也有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东亚共同体建设“难以完全排除美国参与”98 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一度表达了与原来自民党政府不同的观点。比如，外相冈田克也曾明确表示，美国不是“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但此话立即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鸠山首相赶快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参与”极其重要。为此，美国有战略分析家警告，日本如果主张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那么这将是一个愚蠢的做法。99 根据东盟外长会议决定，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所有国家都可以申请参加东亚峰会。此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申请参加东亚峰会并获得准许，使东亚峰会的成员国不只限于东盟+3框架内的国家。由于美国在2009年以前没有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因而没有参加2005-2009年间的历次东亚峰会。美国自从2009年7月正式加入该条约后，就有资格参加未来的东亚峰会，尽管它至今还没有明确表态是否参加东亚峰会，只是表示要“加大正式参与的力度”。100

自从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峰会的成员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理范围之后，美国有战略家表示“美国应该大力支持东亚地区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包括最终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把东亚看作一个全球性的或者跨太平洋的伙伴……”101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甚至于2009年10月在北京明确表示，美国将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并称该表态已经获得中国认同。102

最后，美国积极倡导和推动超越传统东亚地理范围的亚太区域合作。其典型例子是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态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于1989年，是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倡议下成立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大多数东亚国家和经济体（台湾、香港）参加了该组织，其成员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等环太平洋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它集中体现在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发表的《茂物宣言》上。由于该组织的跨地区和开放性很符合自从里根总统以来美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建设“太平洋共同体”的思想103，因此美国政府对它采取了积极支持和推动的态度，如倡议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并希望把亚太经合组织塑造成为“大东亚”区域合作或亚太区域合作的主要制度框架。对于美国的意图，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企图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通过经济和商业手段维持自己在东亚霸权地位的工具。104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亚太经合组织特别重视，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所感兴趣的是亚太观念，而不是东亚地区主义，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符合美国人的这种理念。105 1997年以后，随着东盟+3框架的启动，加上亚太经合组织议题过于广泛、成员数量过多等原因，该组织的作用和重要性明显地在相对下降。然而，美国对于这个有美国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区域合作组织依然怀有厚望，希望在未来进一步激发其活力。106 澳大利亚等国支持美国的此种立场，并主张建设“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2008年6月阐述了“亚太共同体”的设想，建议在2020年以前建立亚太共同体。107 陆克文所说的亚太共同体的范围比东亚共同体要大得多，前者除了东盟十国加中、日、韩、澳、新、印六国之外，还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智利等国，其范围大致与亚太经合组织相同，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不包括印度。从2009年6月开始，陆克文派亚太共同体特使访问有关国家，向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解释他的构想。他还计划在2010年12月邀请各国代表到澳大利亚讨论这一构想。108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于美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表现出极大热情。2005年6月，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署了一项经贸协定，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于2006年生效。其成员国之间彼此承诺在贸易、服务与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其核心内容是关税减免，目标是到2015年相互间去除所有贸易壁垒。TPP是APEC框架下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制度性安排，也是一个涉及太平洋东西两岸、连接东亚与澳洲及美洲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成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实现自由贸易目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一种现实途径。2008年11月，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宣布参加TPP谈判。次年12月，美国也正式宣布参加TPP谈判。2010年3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举行，来自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以及澳大利亚的经贸官员出席会议。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未来更多的亚太国家可能表达加入TPP的意愿，从而使TPP发展成为涵盖亚太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一个大自由贸易区。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美国参加的另外一个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范例，也是迄今为止美国介入程度最深、兴趣最大、最积极推动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这是因为六方会谈的主题是美国在冷战后所关心的防止核扩散和反对核扩散问题，美国也是这一（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当事方之一。美国高度赞赏中国在推动六方会谈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有的战略家提出可以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构建东北亚和平机制。自从2003年以来，美国参加了多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与有关国家（主要是和朝鲜）进行谈判。六方会谈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美国对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态度也表明，美国主要是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来应对东亚区域合作的。

结 论

“东亚”、“东亚区域合作”都是处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概念，其含义的界定尚不确定。“东亚”概念既有狭窄的定义，也有宽泛的定义，有时甚至与“亚太”概念相混用。与此同时，各种东亚区域合作的设想共存和竞争。两个概念的界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相关国家之间的观念与利益斗争的体现，也充分表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虽然已经起步、“东亚的地区构建（region-building）正在向前走”109，但它还处于比较低级的水平，其前景也不太明朗。所谓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道路将是漫长、艰难和曲折的，因为这个地区的行为体在观念上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依然是本地区的主导范式。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问题、历史问题、政治理念以及文化观念等等诸多冲突或争端，主要地区大国之间（比如日本和中国）互不信任和相互防范。中国的崛起和积极介入东亚区域合作之中，在得到欢迎的同时，也让一些东亚国家担心它会恢复其历史上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110

美国虽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是东亚地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美国冷战时期在东亚地区所构建起来的军事同盟体系一直存在到今天，其中的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甚至得到强化，该同盟体系是美国维持其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多，同该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深。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势必努力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和维护其在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并积极介入东亚地区事务之中。因此，对于正在兴起的东亚区域合作，美国主要根据自身利益的判断而作出反应。美国对于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包括封闭性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倾向于采取不欢迎甚至阻碍的态度，而对于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开放性的东亚区域合作形式则采取积极参与并推动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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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世事

两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