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困境及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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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庆立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的理论，试图勾勒出日本“亚洲身份”构建过程中围绕“脱亚”和“入亚”而不断整合和重构的轨迹，并从日本政治文化的角度解读“亚洲身份”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日本“亚洲身份”游离给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得与失。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特征体现为既可以依循己利随时放弃，又可以因应时势寻求“回归”，“亚洲身份”之于日本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关键词：亚洲身份 脱亚 入亚 蝙蝠性格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脱亚入欧”为理念，在“亚洲身份”的界定上始终处于摇摆和游离状态，一直摆荡于“脱亚”与“入亚”之间。日本的亚洲身份缘何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整合和重构？导致日本亚洲身份界定不清的深层原因又何在？亚洲身份的游离到底给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得与失是什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无疑是饶有兴味的课题。实际上，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本来是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将亚洲视为野蛮、落后的对象而进行侵略的结果。“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注:参见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这正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义无反顾地抛弃“亚洲身份”、倡导“脱亚入欧”的根源所在。时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不愿承认日本为亚洲国家，就是因为亚洲被赋予了落后的符号体系。

日本的亚洲身份既包括地理位置处于亚洲的物质性因素，也涵盖对亚洲区域概念认同的观念性因素，日本的亚洲身份是由行为体日本这一自我与以亚洲诸国为首的诸多他者在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本文仅从日本界定亚洲身份过程中遭遇困境的角度进行论述。

一、日本“亚洲身份”构建的历史轨迹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的过程中，依据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往返于“脱亚”和“入亚”之间，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脱亚入欧阶段（1868—1933年）

面对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避免沦为类似中国局面的境遇，构建近代民族国家，成为摆在明治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在亚洲身份的界定上，面临着向“东”还是向“西”的价值观抉择问题。1873年，岩仓使节团成员在回国后起草的《任务书》中指出：“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们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生产，无不绝超东洋。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注:大久保利岩使節団の研�C、宗高書、1976年、189頁。)这就是开国初由学习西方主张演化而来的“脱亚入欧”意识，它最先在政府决策层中明确产生。明治政府外相井上馨宣称：“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惟其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注: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9页。)这说明日本朝野上下已形成举国一致的欧化意识，成为推动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的原动力。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对朝野各界的欧亚观进行了理论提升和概括：“我*本国虽处亚细亚之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为此，“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东亚，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亦不因系邻邦而稍有顾虑，须依西洋人对待其之方法加以处分。”(注:慶応義塾纂福沢吉全集�C（第十）、岩波書店、1960年、239—240頁。)

“脱亚论”否定了依据地域划分东西洋的价值尺度，而以文明为衡量标准，在“文明开化”的名义下，极力推进日本与亚洲的差异化，借助西洋“文明—野蛮”的二元逻辑，使近世就已兴起并被明治政府继承的亚洲侵略思想正当化。(注:参见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1894年7月，日英在伦敦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约定五年后废除英国在日本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后，日本又与美国、意大利、俄国、德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收回了领事裁判权，欧美列强也承认了日本的独立地位。日本迈出了“脱亚入欧”身份转变的重要一步。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协约》，相互承认和尊重两国在中国和朝鲜拥有的“特殊”利益，并附有海军配合行动的秘密协定。通过这一同盟，日本的欧洲身份得到确认，也意味着日本“脱亚入欧”目标的基本实现。

日本通过“脱亚入欧”抛弃了亚洲身份，并追求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西方身份，这种身份的转化和定位是由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寻求各自利益的契合点上构建而成的。“这种结构关系同时又建构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即以扩张为本性，以侵略为利益。从此，日本的身份就由被侵略的对象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其主要国家利益也由保护本国的政治经济权益变成了侵略他国。”(注: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2期。)日本之所以主张“脱亚”，是出于对非亚洲身份的追求以及对西方弱肉强食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日本与亚洲的对立和加入西方阵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终极目的无非是想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染指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同时也蕴含着最终难免要与欧美走上对抗之路的悖论。

（二）排欧主亚阶段（1933—1945年）

一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形成了西方列强联手制约日本的局面，否定了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获得的特殊地位，使日本丢失了许多趁火打劫获得的利益。面对西方的压制和排挤，日本认识到自身不为西方列强接受的尴尬处境，“脱亚入欧”战略遭受重创，“西方国家”的身份难获认同，但这也促使日本由“脱亚入欧”向“排欧主亚”方向转变，通过重新建构亚洲身份实现其“称霸亚太”的战略目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这是日本转向“排欧主亚”的一个重要信号。1932年底，日本又坚决拒绝了西方国家要其放弃“满洲国”的要求，并于次年3月宣布退出国联，由此开始走上了“排欧主亚”之路。1940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打出“帮助东亚各国从欧美侵略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旗号，宣称“拥护王道从日本扩展到整个东亚，进而到全世界，是扶卫皇运的具体体现。但从世界形势看，以欧洲为中心存在着阻碍大业的霸道势力，不排除霸道势力，就不能完成八纮一宇的大业”

(注:石原莞爾選集•6�C、たまいらぼ社、1986年、152頁。)，力主排除欧美旧势力，充当“东亚盟主”，主宰亚洲。

“主亚”的身份重新界定后，日本以亚洲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亚洲的解放者”自居，鼓吹亚洲国家要想重新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必须在日本的领导下共同把西方殖民者赶出亚洲。其实质是日本深感自身难以抗衡欧美，需要通过掠夺和整合东亚地区的资源、牺牲亚洲各国的利益来达到抗拒欧美、称霸亚洲的目的。由此，日本似乎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身份转变，将自身由一个侵略他国的殖民国家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伤害和奴役的亚洲一员，在“解放与复兴亚洲”的口号下使自己的侵略行为正当化，进而对亚洲诸国进行侵略。

（三）脱亚入美阶段（1945—1991年）

冷战格局形成后，日本将其身份定位为既为“西方一员”又系“亚洲一国”的双重国际政治立场。1951年10月15日，吉田茂首相表示:希望日本在“坚决投靠自由国家群”的同时，“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做贡献的立场上”。 (注: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87页。)这一立场传递的信息是，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日本投靠西方自由国家阵营，同时也难掩其维系战前地位继续充当亚洲盟主或代表者的野心。实际上，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西方价值观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而日美同盟的确立，又使日本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入美”居于主导地位，“脱亚”意识依然植根于日本人的心灵深处。正如天儿慧指出的：“二战后由原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的亚洲各国，不少持亲共、反美、中立的态度，与亲美、加入自由主义阵营的日本的立场截然相异。‘亚洲’的概念在二战后成为比二战前更加遥远的存在，日本是‘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注:天儿慧：《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战后日本人的“脱亚”意识也可从学界的论调中窥见一斑。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提出的“海洋国家论”认为：“目前给日本赋予国际政治上的定位还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日本既不属于东洋，也不属于西洋，不具备任何确立自我认同的构件。”“日美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纳入到美国的势力圈之内，同时随着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美国采取不予承认的政策，结果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断绝。……如此一来，留给日本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脱亚’，作为‘远西’之国尽全力谋发展。”(注:高坂正尭著作集•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C（第一）、都市出株式会社、1998年、131頁、143—144頁。)但当西方观察家审视日本时，许多人还是会从亚洲这个身份来界定日本，认为日本只是亚洲中较发达的国家，还不属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群体，而这也使日本常常面临定位上的尴尬。

战后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对美奉行追随路线，而对亚洲诸国则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后，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自主外交之间：面向美国有利益可得时，就对美一边倒；运用“亚洲身份”能有效与欧美周旋时，则倡导自主外交。日本构建亚洲身份，更多的并不仅仅是基于身处亚洲的地理因素的考量，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一身份的不断整合和重构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四）亲美入亚阶段（1991—至今）

日本亚洲身份的摇摆游离，并未因为战后依附美国而停止，只是在亚洲区域的勃兴和冷战后中国崛起的态势呈现之际，亚洲身份的界定问题才凸显出来。日本在区域认同上经常陷入双重认同的两难境地，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标榜自身是“西方一员”，在地理上则强调本国是“亚洲一员”。正如日本学者兴梠一郎所言：“尽管日本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日本国民似乎很少把他们自己看做亚洲人。不幸的是，他们对西方国家比亚洲国家更熟悉。亚洲看起来像被他们抛在脑后的一个美好而古老的记忆，因而一些东西不得不被‘重新发现’。现在日本似乎正在寻找它已经失去的亚洲身份。”(注:兴梠一郎：《日本人的亚洲观》，《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1期。)

据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经济的增长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6.6%增加到80年代的8.5%。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的经济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在不断上升的亚洲和相对衰落的西方之间如何安身立命？日本不得不对自身的亚洲身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对于资源匮乏、市场狭小而经济又处于严重衰退的日本而言，亚洲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日本踏上“入亚”之路。

亚洲区域的蓬勃发展，使日本各阶层认识到单纯的“亲美路线”已经行不通了，新形势应该重新评估和界定自身的亚洲身份，最为稳妥的策略无非是采取“双头鹰”战略，即不失时机地既“亲美”又“入亚”。评论家若宫启文指出：“在美国压倒优势逐渐变小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亚洲在日本人心目中的比重加大了。可以认为，现已进入明治以来被歪曲了的‘亚洲意识’恢复本来面目的重要时刻。”(注:若宮啓文戦後日本政治の中のアジア意、中央公�C1995年2月号。)石原慎太郎也认为：“重新意识到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这一事实的人们，在今天大多切身感受到了自己所属亚洲的活力。”(注:マハティール•石原太郎NOといえるアジア�C、光文社、1994年、44頁。)

冷战结束后，尽管日本国内存在着“脱美入亚”和“亲美入亚”之争，但分歧仅体现在对美关系上，至于亚洲身份的界定则很明确，大多主张“入亚”，即便是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也宣称日本为亚洲国家。日本在冷战后转而积极寻求亚洲区域的身份认同其实不足为怪，原因在于此时之“亚洲”已远非往昔之“亚洲”，已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地区发展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增长飞快的地区。新加坡评论家卓南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日本国内‘美国乎？亚洲乎？’之类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重视（亲美）派’与‘亚洲重视（亲亚）派’之间看法的对立，但认真分析，却纯粹是以日本利益为依归的‘日本重视派’。” (注:卓南生：《日本告别战后——亚太新格局与日本舆论导向》，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第127页。)

从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亚洲身份的不断游离与重构，并有意使之含混不清，源自日本始终将作为他者的亚洲视为利益指向性的“标的”，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利己主义”国家性格。日本亚洲身份的界定和转换是以利益至上为准则，无休止地追求现实利益。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的民族根性，使其成为观察“国际体系重心”所处位置的“风向标”，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重心位置发生转移，日本亚洲身份开始摇摆，最终义无反顾地倒向强势的一方。日本构建亚洲身份的特征体现为既可以依循己利随时放弃，又可以因应时势寻求“回归”，亚洲身份之于日本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二、日本构建“亚洲身份”困境形成的内在机理

日本“亚洲身份”的构建经常摆荡于“脱亚”与“入亚”之间，往往依据自身利益得失及国际格局的转变，对其身份进行见风使舵式地解构和重构，给人以前后矛盾、无所适从之感。日本亚洲身份的界定缘何摇摆不定、含混不清，需要从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把握和阐释，方能廓清迷雾。

（一）摇摆骑墙的“蝙蝠性格”

冯梦龙在《笑府•蝙蝠骑墙》中写道：“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此时蝙蝠称自己不是鸟类而是兽类。后来麒麟过生日，百兽朝贺，蝙蝠又未至。这次它称自己有翅膀能飞，是鸟非兽。这则笑话，讽刺蝙蝠是一个投机的骑墙派。《伊索寓言》中也有“蝙蝠、鸟和野兽”的故事：鸟类与兽类宣战，蝙蝠没有参战。鸟类要求蝙蝠加入，蝙蝠称自己是野兽。后来，一些野兽劝说蝙蝠加入野兽行列，但蝙蝠回答说自己是鸟。当鸟和野兽宣告停战和平时，交战双方明白了蝙蝠的欺骗行为。蝙蝠来到鸟类当中，遭受敌视，蝙蝠去野兽那里，也被驱赶，遂使蝙蝠陷入“非鸟非兽”的窘境。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过程中所体现的摆荡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民族性格与蝙蝠相似，权且命名为“蝙蝠性格”。这一概念似乎能较为形象和通俗地解释日本的民族特性。

“蝙蝠性格”的特征体现为：其一，利用自身既有翅膀又有牙齿的生理特征，力图有效地周旋于鸟类和兽类之间，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身处亚洲，同时又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成员之一，利用这两种身份在东西方之间游走、摇摆；其二，蝙蝠在鸟兽之战中利用自己的生理特征适时选择加入胜者的一方，与强者为伍，崇尚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日本与蝙蝠的选择如出一辙。因此，“蝙蝠性格”一词既可以形容和概括日本在亚洲身份界定中游走于“脱亚”与“入亚”之间所遇到的与蝙蝠“非鸟非兽”相同的窘境，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与强者为伍、崇尚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性格的生动写照。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深刻地指出：“日本是一个很不一致的国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真正属于亚洲，在亚洲我们也很孤立，在文化、艺术、政治、社会上都是如此。有时我们认为，我们脱离了亚洲，成了欧洲文化圈的一员。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既不真正属于欧洲，也不真正属于亚洲。我们是非常孤立的。”(注:转引自包霞琴：《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出“蝙蝠性格”给日本自身定位带来的两难之境。

我国学者王屏认为：“近代日本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画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画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西洋。”(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7页。)这也正是根植于日本民族特性中骑墙摇摆的“蝙蝠性格”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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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当下的时空意识

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有鲜明的当下意识，即充分关注现状，不背负历史包袱，没有终极的伦理价值目标，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战略。在西力东渐的形势下，明治政府领导人及时顺应时代潮流，毅然以“脱亚入欧”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进行身份转变。日本自由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年），曾倡导“诚之道”或“道之道”，认为“诚之道”就是“今天日本应该实行的道”，为使“诚之道”得以实现，在时间方面它应该限于“今天”，空间方面它应该限于“日本”。“把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导向极端时，它对有限的人伦组织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民族中心主义乃至国家至上主义，它对时间的特殊性的极端强调的结果是机会主义，即导致与特定的状况相妥协。这很容易转变为忽视各地人类均须遵守的普遍法则的倾向。”(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4—265页。)福泽谕吉也认为：“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必须考虑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换言之，只要适应时间和空间，任何事物也就不完全存在得失的问题了。”(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4页。) “有用的”就是合理的，而不论事物是否为真、善、美。由此可见，福泽已把实用主义作为他思考和讨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中注重当下的时空意识，形成了颇具日本特色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导致日本亚洲身份的构建经常依据自身国家实力的强弱、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亚洲地域势力的消长而进行“变色龙式”的调整和转变。“由于在日本文化中轴里并不存在一种终极的伦理价值目标，日本这种机会主义的大战略在缔造和执行过程中不但没有受到伦理或者意识形态的束缚，反而得到了特有的文化情结的支持，结果使得日本的大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18世纪王朝外交时欧洲各国所具有的那种灵活性与多变性。”(注: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5页。)这种民族性格决定了日本在采取行动时崇尚实用主义，其外交政策的调整经常依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应对。一味寻求强权的机会主义性格，决定了日本的亚洲身份经常摇摆于“脱亚”与“入亚”之间，这就可以理解日本领导人为何有时自称为西方一员、有时又以亚洲一员自居，身份指称的变化随时取决于当时的语境和情势变化。

（三）自卑意识与优越意识的交错

日本亚洲身份的游离和模糊不清，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民族根性中崇拜强者与蔑视弱者的政治文化有关。无论是日本的“脱亚”意识还是结盟战略，都源自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崇拜和具有自卑感，而明治维新成功后又对落后的亚洲具有溢于言表的优越感。1875年9月，《朝野新闻》曾载文道：“而今量度我*本帝国开化之进步，已超越顽愚之支那，凌驾固陋之朝鲜”，日本已成为“东洋之巨”。大隈重信曾在1908年说过：“我国虽然基于武力而跻身于世界一等强国之列，但在知识方面同欧美先进诸国相比仍因相差甚远而常怀劣势之感。”(注: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日本成为亚洲唯一摆脱殖民统治并加入西方列强行列的国家，这无疑增强了日本面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因此，“日本一直把亚洲作为落后地区，或是回避、或是以指导者身份出现在亚洲面前。日本一方面重申日本是亚洲一员，另一方面强调自己作为领导者的独特性，认为它比其他亚洲国家在本质上要优越得多。”(注:包霞琴：《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田中宏认为：“日本人对于欧美非常崇敬，但对于邻近的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却老是鄙视。”实际上这还是自近代以来日本人心灵深处对欧美具有的自卑感和对落后亚洲拥有优越感的外在体现。

日本游离于欧亚之间，使其形成了具有整合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意识，大隈重信充满自信的论述可为佐证:“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我国即处于此等地位。具体说来，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因此，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注:日本、世�C、富山、大正元年。)

摇摆骑墙的“蝙蝠性格”决定了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过程中，以“脱亚”和“入亚”为媒介有目的地游走于西方与东方之间，以期两头获利，全盘通吃；注重当下的时空意识主导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以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为依归，不断重构和整合亚洲身份以期适应变动的时势；自卑意识与优越意识的交错，既使日本有效周旋于东西方之间，又使日本陷入了既不为西方认同也难获亚洲信任的“非鸟非兽”的窘境。具备上述政治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似乎就不足为奇了。

三、日本“亚洲身份”游离的得与失

日本在亚洲身份构建过程中有意识地游离，是根源于日本政治文化传统、基于自身国家利益主动选择的产物，同时深受国际秩序力量博弈的影响和制约。日本政治文化中依附强者的“蝙蝠性格”给日本国家战略的制定打上了鲜明的国家利己主义烙印，决定了日本在构建亚洲身份过程中始终与强者为伍，及时顺应时势做出身份的界定和调整。日本的亚洲认识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当亚洲处于衰落之际，即向蔑视的方向发展，并不惜抛弃亚洲身份与之决裂；而当亚洲趋于兴盛之际，日本人的亚洲观念就向认同方向回归，其亚洲认识的价值取向完全以日本的国家利己主义政治目标为准则。

日本在构建面对西洋的亚洲身份时，亚洲国家的存在为其行动提供了基础和比照的对象。对日本而言，亚洲身份的有效性体现在：日本并非单独抗拒西洋，而是与亚洲国家一道，“亚洲”为其提供了行动基础；同时，亚洲邻国近代化过程中落后的现实，帮助日本树立了在亚洲的优越意识，从而增强了日本抗衡西洋的信心。日本在构建自身的近代化民族国家身份时，之所以十分注重亚洲身份，并乐此不疲地游走于“脱亚”与“入亚”之间，实际上是出于一种防范陷入身份困境的考虑，即在自身的“入欧”身份不为西洋国家认同时，亚洲身份可以为日本提供进可攻、退可守的平台。

显然，身份游离使日本能够及时顺应时势，把握机遇，获得了追赶和超越先进国家的主导权，而鲜有束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保持了国家独立完整并实现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战后日本则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实施经济中心主义路线，最终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成为冷战的最大受益者。

根深蒂固的“脱亚”意识，成为制约日本与亚洲诸国实现和解的最大障碍，也使日本一贯将自己看做是西方国家，难以将自身真正融入亚洲集体。在1994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亚洲只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显现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状态。这使日本意识到“目前还没有‘作为亚洲代表发挥作用’的领导能力和威信”。可见，即便日本谋求“入亚”，也需要获得亚洲各国的认同，日本的“入亚”之路并不平坦。同时，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态度暧昧，经常成为引发亚洲诸国之间争论的焦点，使其经常在亚洲陷入孤立。内心深处对亚洲的优越意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没有进行深刻的彻底清算和反省，充当亚洲盟主的思想潜滋暗长，在这种亚洲观的主导下，日本无法与亚洲诸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从而导致亚洲诸国对日本存有很强的警惕感，这也是日本“或欧或亚”身份游移不定所付出的代价。

日本“亚洲身份”界定的模糊性特点，容易导致其无法确定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也难以制定具有长远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而且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性格尽管具有灵活机动顺应时势的优点，但不免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呈现摇摆不定、前后矛盾、顾此失彼之弊，从而破坏了自身的国家形象和声誉。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和亚洲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确实有必要对百年来亚洲身份的游离所带来的利弊得失进行反省和清算，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和亚洲地区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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