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之后吗？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2）——作者：佩里·安德森

木玉曦

这正是产生出阿瑞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所追溯的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霸权的框架。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原型霸权之后，他的叙事转向了三个强大的近代霸权：第一是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然后是19世纪的英国，最后是20世纪的美国。这个序列的驱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在于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周期。最先进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里，资本主义扩张最初是物质性的，即对商品生产的投资和对市场的征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竞争降低了利润，以至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集团能够控制竞争对手，发展出降低最终价格的技术或者产品的空间。在那个时候，霸主的积累转向了金融扩张，竞争的国家在领土扩张的冲动下就流动资本进行竞争。随着对抗，往往是军事冲突的升级，霸权崩溃，产生一段时间的体系性混乱。从这一混乱中，新的霸权力量最终产生，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物质扩张的周期，新的霸权力量有能力服务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这个序列中，每个继起的霸权都更为全面，比上一个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

　　我们今天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坚定和清晰地认为，在美国领导之下的战后资本主义物质扩张在1960年代就逐渐消逝。自从1970年代初的危机以来，兴起的是金融扩张的周期，美国用它来保持其过时的世界权力。阿瑞吉同样很早就预测，这一轮金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在其内爆之后，美国霸权会走向终结性的危机。这个预测的第一部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发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之中，阿瑞吉观察到，美国霸权的黄昏具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那就是，和荷兰或英国霸权的衰落很不同的是，军事权力和金融权力之间的分野已经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压倒性的全球优势，虽然它逐渐下降到一个负债国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钱柜转移到了东亚。以前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随着一个霸主的凋零，体系性的混乱近在眼前。

　　从这一场混乱之中将会产生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认为有三种可能性：或许是另一场有可能摧毁整个星球的世界大战;或许是欧洲和美国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国的痉挛性回归;最后，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现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市场社会，在其中，霸权业已消失，因为在国家之内的阶级差别不再严重，国家间的关系基于相互尊敬和平等，换而言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在东亚。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为自信了。战争的危险减退了，一个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国的可能性也变得遥远。他的最后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刚刚在中国露面，其中心论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它对于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前景。看起来，好像全人类将要把霸权作为不平等的权力的结构甩在身后。阿瑞吉的临时性结论，以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和基欧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所作出的并无不同的判断。我们现在能够期望迈向一个“霸权之后”的时代，但并不是基欧汉理解的资本家间合作的和谐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最终被超越的世界。

　　那么，对阿瑞吉来说，美国的霸权已经奄奄一息，被不断上升的外债、军事冒险主义和中国崛起所削弱。阿瑞吉过去是对的吗?现在是对的吗?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债权人敢于催逼，因为害怕美国崩溃给自己带来的结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对于美国来说，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经济压力。而在华盛顿的这个被认为是开明的、多边主义的新政权，就像那个被认为是愚昧和单边主义的旧政权那样，相信它最终会胜利。确定无疑的是，从这些华盛顿轻易挨过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战可相提并论的失败。而就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和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之内，不会轻易打挑战美国权力的主意。那么，阿瑞吉的猜测的另一面，即一个遵照斯密的方针实现的、以东亚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场社会的长期愿景，又会如何呢?不管这个前景是多么诱人，必须质疑它的现实性。仅仅谈论一个市场，而不具体分析镶嵌其中的财产关系，只是一种抽象。斯密是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写作，这个时期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公司的出现，更不用说后现代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了。他对于今天来说，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启示。

　　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嵌入是

　　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

　　阿瑞吉的亚洲对应者提供了一个对于时代的不同解读 。对于汪晖来说，“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当下时代的标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取消任何大众的能动性，取消任何为寻求超越现状的替代方案而斗争的能力，而现状只不过是模拟了代表形式，却掏空了对立和冲突。这样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并不是去意识形态化。相反，它彻头彻尾是意识形态化的。只要考虑汪晖分析的霸权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层面。就足够了。

　　我们以过去30年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母国，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为例。正是撒切尔提出了最为著名的新自由主义口号，准确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质：别无出路。别无出路，是针对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场来说的，是针对资本的统治来说的。但这是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唯一意识形态装备吗?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干枯，非常粗鲁，对于那个时代的现实过于直言不讳。因而它总是需要一种补充，为它提供掩饰和缓冲。在英国，补充物是民族主义和“家庭价值”——正如撒切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补充物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元性是国家层面的霸权的典型公式。从历史上来说，中国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这样的结合。人们只要想想许多世纪以来——正如何炳棣所说——中国的国家权力从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从功能上来看是法家的，用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儒表法里”——更不要说它可能的现代的应用了。

　　那么，国际层面的霸权又如何呢?在这里，中国思想再一次为欧洲传统提供了一个修正。对于那个为德国所主导的思想路线来说，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就其定义来说，就是单数的——每个时代只能有一个霸权。阿瑞吉继承了这个前提。在他的叙事中，首先是荷兰，然后是英国，最后是美国霸权，每个都是排他性的。然而，从历史来看，正如美国保守派大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当拿破仑最终被击败并流放之后，英国并不是单独对欧洲大陆实施霸权。它和那个时代另一个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国，分享了霸权。但在施罗德之前，毛**把握了这种国际结构的可能性。当他在1960年代谈到霸权的时候，他的首要对象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但他也没有忘记另一个强权，即约翰逊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世界上有两个霸权，而不是一个。阿瑞吉的理论从来没有思考双头霸权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个单一霸权，通过同样的历史序列，取代美国的位置。那个霸权就是中国。当下西方的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前面的想法，这个时间点正在到来。本书作者并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出于对于这一前景的恐惧而写作，而是一个热心的仰慕者，他欢迎这一前景的到来。而更现实的恐怕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中国的朋友。有许多人期望G2，美国和中国，成为这个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苏联崩溃，世界由单一霸权统治20年之后，世界也许会再次返回双头霸权。如果看到这样一个他所谴责的结构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毛**会感到满意呢?还是不安?

　　最后，在汪晖所描绘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个霸权组成部分，超国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国家或者国际的层面运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会的边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晖正是因为深邃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关于霸权的理论。这个超国家的霸权组成部分的实质是什么呢?让我以摘录他的语句结束，并且附加一点文字。

　　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霸权还必须在国际市场领域中加以界定……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

　　在这里，汪晖正确地指出消费主义是资本全球霸权的关键。但是在这个层面，今天的霸权结构仍然是双重的。消费──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被意识形态俘获的领域。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生产的体系。正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的枯燥无味的压迫”之中，资本主义的霸权才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闲中被重新生产出来。而这种异化劳动的压迫无情地迫使人们适应既有的社会关系，抑制他们想象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产和消费相互嵌入的世界里，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补充，正是这个双重的存在结构，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国家霸权结构。

　　让我以一个例子来象征性地阐明霸权在今天的意义。我要谈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HEPINGJIANG的事情。这个奖包括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无数其他的公众宣传，它完全属于超国家的名人文化和商业消费。在国家层面，这个奖项在这位现任领导人声誉开始衰落时，对其形象进行打磨抛光。在国际层面，它提醒世界，美国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是以“儒表法里”的形式来操作的。一位领导侵占伊拉克的军队，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级，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总统因为其为人类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荣誉——真是具有21世纪特色的仁义。伟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在评论以前的诺贝尔HEPINGJIANG获得者——如基辛格——的时候说，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诺贝尔战争奖，来称呼这个奖。从古典时代来看，这也是令人熟悉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曾经用来描写他所属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权的言辞，正可以用来描绘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躏的村庄和土地： 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躏，屠杀，篡夺，他们谎称为帝国;他们制造出沙漠，然后称之为和平。 ”

adamslu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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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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