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营救奇迹”之后的反思文章原标题：智利：营救成功，考验继续

wuliumu

　　智利矿工受困地下两个月之久，对其展开的谨慎搜救既凸显了该国的经济问题，又展示了该国的专业人才与人力资源储备。身处圣地亚哥的作者Carlos Huneeus说，这次营救行动对智利的长期影响尚未可知。
　　关于这场使33名矿工受困的事故、两个月来他们的不幸遭遇以及搜救行动的成功，我都已撰文论述其对智利社会的潜在影响。作此预测并非易事；毕竟，该事件已被大量的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媒体）捧为壮举，各种情感上的因素仍十分突出。
　　国内外媒体对事件的评论大多集中于三大主题：参与营救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出色表现；Sebastián Pi?era总统在矿难之初就表现出的对营救工作的重视；智利重新树立的"有能力把事情办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来自政府和反对党的政客都在计算着事件对总统支持率的潜在影响，评估总统如何从这一政绩中获得政治利益。
　　进步的背面
　　流行的观点是，这场矿难说明智利人能"把事情办好"，反映了本国在某一领域的高水平发展，但也使智利民众和其他类似国家注意到我们经济模式上的重大弱点。总体上，智利这次的教训是，要成为发达国家，仍需攻克两大难题。
　　第一，营救之所以能够展开是因为智利本土的大学培养了杰出的专业人才。他们这次的表现或许会在年轻人中掀起一股学习采矿相关专业的热潮。但可能有些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热潮目前尚未出现。虽然矿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遥遥领先，却极少受到重视。更多人关注的是农林渔业及服务业的"非传统"出口贸易。在这次营救的鼓舞下，定会有更多智利人向这一财富与就业之源投去更多的目光。
　　第二，在搜救中挑大梁的专业人员都受雇于世界上最大的国有铜矿企业、上税大户Codelco。然而，他们这次的工作几乎是两眼一抹黑，因为矿主连最新的矿井通道图都没有。如此情况下的成功说明国有企业也能拥有和私企一样的高标准--这向那些认为国企必然无效率、应改Codelco为私有的智利政治经济精英发出了及时而强有力的讯息。智利社会也将因此更重视Codelco的价值。

　　这次矿难发生在一个由地方商人经营、名叫San José的中型铜矿，安全标准极差，最终造成多名矿工被困井下700米。它反映出矿工在中小矿井中的恶劣作业条件以及潜伏在他们日常工作中诸多危及生命的隐患。该矿此前就发生过多起重大事故，但矿主并未对造成事故的原因进行补救，当局也没有强制其执行。这表明了不能光靠新自由主义模式所提倡的"自我管制"，重要的是实行能起有效约束作用的安全标准，对违法者严惩不贷。
　　总之，这场矿难暴露出智利广受追捧的"经济奇迹"背后的阴暗面：恶劣的工作条件，低薪，企业及政府对工人权利缺乏关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与国际标准相比，智利极低的工会成员比例（低到令人害臊）。1990年，虽然Augusto Pinochet长达19年的独*统治刚刚结束，但仍有19.2%的工人隶属工会，而这一数字到2006年却降到了14.5%，此后始终保持这一低水平。
　　参与集体谈判的工人比例也很低。1991年只有10.1%的工人运用这一机制，200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跌落到5.4%（甚至比英美这些劳工法"自由度"高于欧陆民主国的国家还要低）。这种状况要拜Ricardo Lagos（2000-06）和Michelle Bachelet（2006-10）这两位奉行中左路线的总统所赐，他们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
　　被质疑的价值观
　　政府如果当真希望从这次矿难及营救工作中吸取教训，则应该大力推行法制改革，纠正这些巨大的不平衡。为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实现平衡，不仅需要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系数，而且要改变经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现状。能完成这一任务的，除了一个由曾是商业领袖的总统所领导的右翼政府，没有更好的人选。这便是Pi?era总统眼前的重大挑战。
　　更宏观地说，这起矿难后我们智利人应作何回应？对此我不甚乐观。San José矿难受困矿工非凡的责任感和团结精神表明了工人应对困境的能力，而这些品质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搜救者身上。但更大的背景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缺少互信的社会（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我国是世界上互信最差的国家之一），我们经常以传统社会典型的个人主义方式行事。当灾难降临，我们也许会暂时打破这一模式，团结他人--尽管这很快又将被沉重的猜忌所笼罩。不过，兴许这次事件最终会带来价值观上的转变。
　　Carlos Huneeus系智利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著作包括《皮诺切特政权》（2007）、《智利国家***：过去，现在》（2003）等；合著有《民间反抗与权力政治：非暴力行动经验，从甘地到现在》（2009）。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