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早已对中国失去了影响力 弗兰克?西仁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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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西仁: 旅居中国近十五年的德国知名畅销书作者、纪录片制作人、亚洲问题专家
        
    采访人：马克卢斯·恩格尔    2008年4月4日

    （英文原稿请看这里）

    问：西藏问题是中国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吗？

    答：西藏问题不是中国发展的转折点，而是一场灾难。似乎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忽视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在讨论他们卷入这场灾难的深浅程度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将其一一列出：中国政府对西藏地区采取了过于激进的同化政策；作为流亡政府的首领，****一直试图把西方政府与其之间的接触政治化，来彰显其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影响力。

    问：但是也有其他参与者…

    答：如果你指的是年轻的暴乱者--他们让我想到的是巴黎市郊的那帮青年人而不是1989年Tiananmen广场的示*者。他们针对华人商家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使得北京政府的强硬派顺势而上，也把自己放在了中国民众的对立面。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立场是一致的，而我们西方则倾向于掩盖这一事实。

    问：您对德国政府的立场作何评价？

    答：德国总理默克尔冒着激怒中国领导层的危险接见****，是为了借力于对西藏的美化来增添政治筹码，而这种描述方式在西藏本身从未存在过。默克尔的举措向西藏传递了草率的信号，许下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诺言。现在，她已经引火上身，不会再次接见****。在这帮极端自我的人群中不乏大量的西方记者，他们妄自尊大，经常进行一些误导性的、煽动性的报道。

   
    问：难道西藏暴乱不是本该发生吗？


    答：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暴乱有用吗？任何一个对中国领导层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暴乱无益于争端的解决。暴乱的结局是可怕的，并且是可预测的。西藏问题的回旋余地从未像今天这样渺茫，而且将持续下去，威胁DIZHI奥运也没有用。领导层内部主张以更温和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改革派不得人心，而认为西方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强硬派则占据上风。西方越是指手画脚，改革派的影响力就越薄弱。我们常常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大变革总是从内部产生。
   
    问：每当西方人谈论中国，要么就是极其喜爱，要么就是深恶痛绝，为何反差会如此之大？

    答：这是因为世界正在发生划时代的转变。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每征服一处，便会迫使当地人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而如今，这种方式受到了挑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许多西方国家为中国的生机活力、现代化进程、以及惊人的脱贫速度所震惊。
   
    问：如何解释这种痛恨的情绪呢？

    答：这种恐慌情绪大约产生于九十年代末期--害怕我们不得不与中国分享（资源）、害怕我们的经济利益受损、害怕资源变得越来越昂贵、害怕我们的价值观失去原有的重要性、害怕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流向中国和亚洲，以及害怕我们的社会准则会被动摇。
  
    问：这些恐慌不合理吗？


    答：如果你认为，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我们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话，这些恐慌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应当考虑西方能制造什么，不能制造什么；我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哪些能令人心悦诚服，哪些不能。新情况是，在面临是非问题时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依照自己的喜好发号施令，我们得知道协商和妥协。我们应该调整思维方式。这很困难，需要花上几代人的时间。

    问：如果我们做不到呢？

    答：那我们的命运就会像十九世纪的贵族阶层那样。他们接受了一个虚假的观念，认为新阶层的兴起是一个双赢的发展模式，然而他们独有的优势地位却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回过头看，这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即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当时在国家内部上演的一幕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演。但这一次我们自己身处其中，所以我们的想象力有局限性。等我们的后代来看，他们会认为西方绝对地位的衰落（即西方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支）是正常的、合理的。
     
    问：我们注定了要衰落吗？

    答：不。我唯一的担忧是，由于我们的傲慢与自负，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说来很奇怪，从古至今，德国人从不自我质疑，而总是自奉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问：中国人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吗？


    答：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的中国青年人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感到吃惊--这种制度阻遏着自身的发展，深陷于极其复杂的寻求妥协的过程停滞不前。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类似中国这样的集权政府更适合于应对今天的挑战？

    答：这仅仅说明，存在着运作得差的民主体制和运作得好的专制体制。即便我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确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并且长久以来还没有达到其巅峰。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
     
    问：您如何解释这种上升趋势呢？

    答：总的来讲，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权力有三种方式：商业、军事和价值观。罗马教皇和伊斯兰世界使用的是价值观。传统的方式是依靠军事力量--战争。然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军事力量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多么可喜的进步！以平局而告终的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几乎每一场由美国发动的战争不是失败，就是无疾而终。我们逐渐发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健全的贸易纽带比军事行动更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一部分原因是其力量薄弱，因为军备陈旧；另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中国人的机智，他们历来就是精明的商人。中国从不试图去征服，而是建立一种依赖的关系，从而达到即控制又不令人感到威胁的平衡。
   
    问：效果如何呢？

    答：中国发展出了两种模式。一种我称之为“妾侍经济”。凭借其规模、价格以及物流的灵便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全最好的生产条件，他们有资本按自己的意愿挑选合作伙伴。西方商人得像妃子们对皇帝那样对中国的合作伙伴百般讨好。这种“妾侍经济”每年为中国带来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以及高达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第二种模式是“母爱经济”。中国以低廉的价格帮助非洲一些治理欠佳的国家快速地建造基础设施，以此获得长期能源合同。如果这些客户国家满意-通常情况下是这样，长久的政治联盟便会横跨各大洲，使整个国际构架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趋势转变。

    问：您能举个例子吗？

    答：比如尼日利亚。中国说，你们国家由英国建造的铁路已经失修100年了，我们将投资80亿美元对轨道进行维护。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无私，而是想购买你们的矿产并将其运输出去。至于本国员工所占比重为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这个由你们自行决定。如果你们坚持本国员工应占到二分之一，那么施工时间将加倍。
     
    问：您曾写道，中国对内实行专制，对外实行民主。您的意思是？

    答：在国家内部，他们希望民主制度实行得越晚越好，一方面认为这样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外，中国领导层宣称，我们代表13亿人民，我们提倡“一人一票”的世界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共同决策”运动的提倡者。
   
    问：中国人民自身如何获取权力呢？

    答：通过与领导阶层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如果领导层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协议则会被取消，人民会上街抗议，一千万、两千万，或者一亿人民会参与其中。这和西藏暴动不同，西藏暴乱对中国来说无足轻重。对上述后果的恐惧迫使中国领导层竭尽全力（为人民谋福祉）。认为专制者没有丝毫压力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
   
    问：那么，您是在探讨可能导致中国模式失败的断点吗？


    答：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不以消耗过多能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连西方都没有能力、甚至不愿意解决的挑战。我们应该尽全力地帮助中国，而不是对它指手画脚，因为一旦中国的环境出现问题，我们大家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能否逐步扩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权，因为这一目的最终必须实现。然而，引进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显然是不明智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所有竞选不能超出投票者的认知水平。于是你会看到一群毛**思想的追随者在竞选。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非常传统。一些演讲会让我们听起来毛骨悚然，然后我们将看到西方媒体对此竭尽报道。
   
    问：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做好实现民主的准备？

    答：难题就在于寻找引进民主制度的最佳契机。
     
    问：青年一代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答：跟德国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中国的青年人与政治维系着一种几乎后现代的关系。他们说，这场闹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这就是全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