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亚洲推进民主----民间社会面临的关键挑战

dengxi6489

影响民主的一些全球性或地区性的新情况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全球性事件的扩展，即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扩展。从次级住房市场崩溃开始，危机曼延到美国的银行业，然后是欧洲，现在是全世界。面对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资本和贸易一体化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已经或者即将严重影响到我们亚洲的所有人。

    有些人可能会声称，这只不过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次资本主义危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从挫折走向自我毁灭。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相反我要指出，资本主义仍将持续存在。资本主义仍有足够的能量推进其自身继续前进，特别是在拥有巨大资源的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继续支持它的时刻。尽管是这样，我也不能不指出，这次危机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将重塑全球资本主义，重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生活。

    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全球性事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兴起。在2008年10月于北京召开的第七届亚欧峰会上，中国总理温Jiabao说“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自身经济的稳定”。换句话说，中国看到了在21世纪的新世界中，它将扮演一个主要经济体的角色。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认为，中国希望美国放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否决权，以换取“中国对其走出危机的帮助”（《经济学家》，2008年11月1日）。(此处删除一段；读者可参照原文。）

    在建立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正在成为新的重要角色。尽管美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其世界主导地位正在逐步衰退。因此，世界圣像牌很可能不久就会从美国风格变为中国风格。这将会对亚洲民主产生严重影响，因为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受到过诸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的洗礼［1］。

    影响亚洲民主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在不同的宗教和种族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和暴力冲突。因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二十年干预，以及将美国全球反恐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讨伐，加剧了一些紧张局势和暴力冲突（尤其是在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这些冲突基本与美国无关。在过去十年里，我们看到许多多民族、多宗教的亚洲国家内宗教紧张局势的上升，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泰国及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好斗毫无关系，但或许与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国家与地方层面上的扩展有很大关系。

    在马来西亚，保守的穆斯林团体企图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国家神圣的虚假观念强加在大量的非穆斯林、非马来人身上，这导致了严重的宗教和种族紧张。从进行公开的宗教间对话、到建立国家级的宗教间委员会以调停宗教界争论的努力经常被迫中断，因此破坏了弥补宗教之间及民族之间隔阂的努力。印尼摩鹿加群岛发生过穆斯林人与基督教信徒间的流血冲突，“穆斯林圣战者”针对“西方游客”制造了旅游点爆炸案。1997年，受到企图将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因于中国的强权力量的煽动，许多华人遭到暴徒的私刑。在西加里曼丹的马来人、婆罗洲土著人和马杜拉侨民之间，已经发生了多起种族屠杀。在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教徒之间存在着普遍的暴力冲突。印度发生过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激烈暴力冲突，最近发生了针对宗教和公共场所的系列爆炸事件。菲律宾穆斯林与基督教徒间的冲突程度较低，但也定期出现暴力事件。斯里兰卡北部出现了穆斯林与佛教徒间的教派暴力冲突，南部泰国发生了剧烈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叛乱。当然，在这些冲突的背后隐藏着对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满。因此，这些紧张和冲突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来，媒体将其称为“宗教之间、种族之间的战争”。

    现在我们看一下亚洲普通人民的情况。摘自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给了我们亚洲人民总体状况的概念。仔细观察数据可以发现：有大量营养不良的人口；成ren文化水平不均衡；多数较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很高；与军费相比保健支出不可原谅地低；偿债水平正在提高；数百万人生活在无电的环境中，性别发展指数排名非常糟糕。对于这些被边缘化的人民，民主实质上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亚洲从殖民主义统治中独立出来已经五六十年了。民主是不是亚洲政治家们承诺的人民免于匮乏、享有一切发展利益的平台？粗略看一下这些数据就知道，许多亚洲国家尚未履行这些承诺。

    面对有限的资源，在亚洲，如果将大量的政府资源投入到不负责任的银行里面去，以支撑受到全球衰退影响的我们的经济，我想问一下：“那么，谁来帮助在大街上、工厂里和田间的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处于资本主义底层的小人物？”扩展开来说，我们需要问一下：“亚洲民主怎么啦？它怎样才能强壮起来？”

    九十年代后期，阿玛蒂亚·森注意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民主的发展。确实，民主也被认为是最容易接受和最正常的统治形式，它是所有社会都渴望的“普世价值”。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森教授所预见的方式发展。ARENA发表的题为“亚洲的军事化国家、社会和文化：关键展望”一文指出：军事化在亚洲很活跃，并持续破坏我们建设民主的努力。这包括国家安全军事化（印度、巴基斯坦）、军事化与持续内战（斯里兰卡、尼泊尔、菲律宾）、其它方式的军事化（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以及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印尼、泰国）。如果我们不相信ARENA，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新自由主义市场研究机构经济学家智库（EIU）提供的最新数据，从对这些数据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民主的传播已陷于停顿：

    经济学家智库2008年民主索引结果确认，民主在全球经过几十年的扩展之后，其发展已经陷于停顿。将2008年民主索引与2006年第一版的索引相比，结果显示过去2年里民主列车已经停驶。虽然民主近期没有完全衰退的趋势，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改观。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猛烈而旷日持久的衰退，可能会破坏世界某些地区的民主制度。（经济学家智库2008年民主索引，见http://a330.g.akamai.net/7/330/25828/20081021185552/graphics.eiu.com/PDF/Democracy%20Index%202008.pdf）

    如果我上面说的这5个因素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亚洲将出现对民主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将挤压利润率、信用、出口、贸易、就业、收入和最终生活质量。我们可以预期穷人和边缘人群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下，对于数以百万计沉默的、无能为力的亚洲人来说，民主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为了增强民主和改善穷人、边缘人群的生活质量，民间社会团体应起何种作用？

    第二，根据经济学家智库对总共167个国家中的137个国家的调研，当前所有非民主政府都对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感到高兴。显然，当中国日益加强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实力政治中的地位时，将减少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劣迹，以及侵犯人权和独*统治等问题的关注。很可能，这些国家将越来越认为，它在境内不受惩罚地随意行动是他们的主权权力。我这样说，绝不是要为美国式帝国主义进行辩护。事实显示，在开放的民主社会，民间社会有能力动摇公众舆论，从而影响政府的民主和人权政策。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中，目前这是不可能的。面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作为民间社会团体，我们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第三，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我们可以预期，宗教间的进一步紧张将恶化各团体间的关系，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是自己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换句话说，随着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低迷，对于穷人的严重经济压力，加剧的宗教紧张局势，都将加大社会的压力。亚洲各国政府可能被迫对社会进行压制以使其处于受控状态。可是，如果要让民主在亚洲存活并兴旺发展，那么，民主就需要一条主生命线。那么，作为民间社会团体，我们又能在这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民间社会面临的挑战

    穆提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所编的《亚洲民间社会与政治变化：民主空间的扩展与收缩》一书对于亚洲民间社会的研究有一些重要发现，其中就有“民间社会组织具有扩展与收缩的民主空间”的发现（Alagappa，2004年11期）。当民间社会的“优势话语”“根植于民主思想及倡导民主的组织达到临界规模”（同上）时，向民主的转变就很明显了。另一发现认为，虽然民间社会组织对于促进民主发展是必须的，但是，一旦国家承担起促进、保护民主的责任和保卫法治的责任，因为国家掌握着正规的治安力量，民间社会组织就会显得能力不足。因而我希望在本文讨论一下民间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亚洲加强民主，那么，民间社会将起到重要的创造性作用。下面阐明我对民间社会作为民主排头兵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些想法。

（1）倾听穷人与边缘人群的呼声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通常没有主动倾听并表达边缘人群意见的正规程序。相反，许多组织是由捐赠驱动的，因此总是把捐赠人或当前“可承兑”人的意愿凌驾在本地边缘人群的愿望之上。我认为这意味着割裂，在这里民间社会团体对于发展与民主，实际上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并没有真正考虑他们的支持者的意见。从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来看，如果民间社会团体没有定期倾听和考虑他们的委托人的意见，那么，他们要作为边缘人群的代表来表达意见就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在穷人与边缘人群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倾听妇女的意见，因为她们是贫困、歧视和不民主行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她们家庭的未来。

    我不是说所有的民间社会组织都不倾听底层的呼声。但是我相信，那些不倾听底层呼声的组织会威胁民主而不是加强民主。例如，在马来西亚，主要的穆斯林组织dakwah （传教士团体）都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在他们的信徒中宣传他们“特有的、虔诚的教规”（Weiss, in Alagappa 2004: 272）。这样的做法已严重加剧了信徒对某些仪式和外在符号的盲从，据说这些仪式和符号能确保人们深切相信伊斯兰教。确实，这些组织经常批评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政府是“不充分的伊斯兰”（同上）。然而荒谬的是，他们定期动员成员们谈论“民主、公民权利和道义政策”（同上），以便保证他们活动的更大自由。然而，因为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由等级分明的男性领导刚性地阐释，事实是虽然这些组织成功地扩大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加深了民主文化，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缩小了民主的空间。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偏狭的方法也出现在韩国和新加坡的那些快速扩展的众多福音主义基督教组织中。同时，这些组织以低廉的费用向他们的成员提供像健康诊所、幼儿园、指导班等社会服务，他们同时期望、有时候强迫那些得到服务的人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

    因此，民间社会组织不花时间倾听下层的呼声，不让组织的成员主动参与，而是自上而下地将观点灌输给别人，就难以扩大民主的空间，民主文化将被破坏。因此，如果我们真诚地相信民间社会能够在边缘人群中建立民主、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我们就必须将他们视作伙伴，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才能确信我们真正了解了沉默人群的真实想法。

（2）作为具有广泛成员基础的民间社会组织

    有很多民间社会组织是由少数宣誓效忠的个人组成的，他们虽然具有善意，但其组织其实没有民主参与的观念。东南亚众多的非政府组织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很少有组织拥有广泛的成员基础。我知道的的两个例外是Nadhatul Ulama和Muhamaddiyah，它们是印尼两大真正拥有广泛成员基础的穆斯林组织。一些像槟榔消费者联合会、马来群岛地球之友等民间社会组织有极好的国际影响，但是，对于民主参与来说，他们不幸地程度很差。这种组织不能建立民主，甚至在民间社会组织想对之施加影响的政府和政党眼中，他们也是怪物。如果民间社会组织不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又怎么能推动政府和政党去实行民主呢？


    因此，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进行社会说服和影响政策方向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他们的成员中严重缺乏民主参与。当试图干预与制定政策或做出决策相关的大的政治进程时，他们也缺乏动员人民参与、从而代表公众意见的能力。这也是民间社会的劣势。

    如果非政府组织在倾听边缘化人群呼声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政策方案，广泛地招募成员，允许其成员在组织内有充分的民主参与，那么民主就会加强。顺便说一下，拥有广泛成员也让成员在组织中有更大的控制力，并鼓励他们参与组织层面的民主决策。对于任何期望加强民主的组织来说，这样做对加深民主进程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的组织现在成为实行民主政策训练的有效组织（Samadhi 2008）。

（3）必须提高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技能

    许多民间社会组织注意到需要有提出福利或社会发展政策方案的能力。然而，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我们都远不能形成经济政策。在经济和金融政策影响一切的当今社会，我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必须通过招募经济学家来提高他们的经济和金融技能。另外，民间社会组织必须致力于熟悉各种流派的经济思想（例如古典的、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奥地利学派的、重商主义的，等等），来获得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知识，以便我们能够分析、评价并在需要时向政府提出经济和金融政策方案。很久以来，我们民间社会一直处于旁观地位（或无能为力，或事后抗议），而同时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为政府发展政策提供了非常有利于大企业的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方案，而这些政策对穷人和大多数边缘人群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民间社会认同当前在全球市场中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需掌握这些论点，在我们的工作中将其作为工具——从自由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原则中，或两者之中，获得我们的灵感。
我们也需要广泛地阅读批判经济评论家的文章。我们需要通过网络联系当地大学的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参与在线论坛上的讨论。有一些有趣的在线经济论坛，如后自闭症经济网络（http://www.paecon.net/）和多元化经济论坛（http://pluralisteconomicsreview.net/）。

    此外，它们提供表达各种意见的网页和许多批评经济学家的博客（如Paul Krugman, Jeffery Sachs, Joseph Stiglitz, Herman Daly等），让大家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民间社会如何才能最好地加以响应。但是，我重申，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经济学家去参与经济辩论，或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掌握经济学将为我们增加另一个工具，增强我们为了穷人和边缘人群的利益去制定政策方案的能力。

    另外，我们应该认真探索在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和大学中建立地方级和国家级批评经济学家网络的可能性，以便建立我们的专家知识库，增强干预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以便反映穷人和大多数边缘人群的利益。这将确保沉默者的声音不会被忽视，民主决策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地得到实行。
另外，如果民间社会组织决定在地方介入和启动微型企业，那么经济（和金融）知识也是有价值的。

（4）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我们民间社会需要改进使用英特网的能力，要让英特网伸展到我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之外。特别是，我们需要成为全球互联网的熟练使用者，以便将穷人和边缘人群的声音传送给地方政府、国家政府和世界，反之亦然。我们需要掌握和开发这种技术，以帮助我们向世界传送我们的讯息。我们需要开设博客，将焦点放在我们身边的穷人和边缘人群身上，让他们向世界讲话。通过因特网，我们能为穷人和边缘人群开辟民主参与地方、国内甚至国际日常事务的道路。但是，这些博客、社会网站和网页必须是我们民间委托人的真正代表。同样，因特网也能作为说服议员的工具。我们也应该探索建立像韩国OhMyNews那样的民间网站的可能性，OhMyNews是一个民间记者新闻网站，该网站允许任何人注册为民间记者来报道新闻，但上传到新闻网站（http://english.ohmynews.com/）前，首先由OhMyNews的工作人员检查其真实性，并由专业人员进行编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民间社会就能从穷人和大多数边缘人群的视角提出对于生活和社会的各种鲜活的不同观点。同样，我们甚至能提供公民媒介，发表新闻、调研报告，揭露侵犯人权、腐败现象等，有利于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公民的知情权和加强民主。可以看出，这种工具，如果得到有效的和巧妙的使用，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有可能成为民间社会组织及其委托人的很有用的东西。

    同样，这似乎表明，民间社会组织需要以新通信方式为手段，保持与大学的经常联系，以促进穷人和边缘人群的行为向有利于民主的方向转变。同样，新通信方式也能用于广大社会成员了解民主的要素（如正义、平等、参与、获取信息、问责制、透明度、投票、议会、立法等）和宗教、种姓、阶级、社会政策等，以便提供信息和进行教育。这样，民主就会加强。这样的新通信媒体也易于上传到因特网，加以广泛传播。

（5）包容：网络，建立联盟，弥合宗教和种族分歧

    此外，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网络技巧和联系手段，以弥合穷人和边缘社区与宗教机构、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分歧。例如，为了缓解不同宗教间日益紧张的局势，民间社会需要与进步的宗教学者联系，以确保他们关于和平、同情和多种宗教共存的信息能更广泛地传播到穷人和边缘社区。我发现宗教对话在社会中层和上层中进行时，穷人和边缘人群通常被忽视；在这里注重仪式的宗教派别占主导地位。因此，穷人和边缘人群通常成为受原教旨主义团体和个人鼓动的人群，那些人为实现自己的宗派目的，热衷于传播宗教仇恨。因此，作为民间社会组织，我们难道不应该将解决这些问题摆在首位吗？在我们工作和代表的社区，民间社会组织需要与宗教机构一起，从宗教角度传播重要的关于社会正义、和平和解决冲突的讯息。

    虽然在许多亚洲国家，确实有不同的宗教团体已经开始了宗教间对话，但这似乎还不够。我们民间社会需要劝说宗教团体采取更积极的公开姿态、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推动宗教和解。迄今为止，我担心宗教机构已经倾向于孤立的宗教来世论观点，经常“轻易地”忘记了社会的存在，忘记了其他信徒和非信徒的存在。（有讽刺意味的是，像菲律宾等国家，令人惊讶的是，自马科斯总统下台后，过去积极参与政治的天主教会已经转为保守和注重个人救赎。）

    同样，许多单民族民间社会团体不支持促进民主，因为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我们”对“他们”的观念之上，他们的思想最终蒙上了阴影。这种观念只能***而不能促进政策的一致性，尤其是在面对共同问题的时候。“‘社会资本的粘接’胜过‘社会资本的桥接’”（ Devotta 2004年： 295 ）对民主带有消极影响。例如，马来西亚有众多致力于让自身种族相对其他种族单独进步的种族团体。同样，在斯里兰卡，“种族主义团体主导岛内的社会政治网络”，因此，斯里兰卡今天被民族***和种族暴力所撕裂（同上）。

    因为民间社会团体了解因宗教间、种族间争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可怕后果，所以我们需要联络和劝说宗教和种族团体建立起对宗教和种族问题的更为开放和进步的观念。同时，我们需要联络政府和政党，促其保持温和态度，尊重不同宗教和种族，并将民主实践纳入政府政策。必须游说政府、政治家和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法治，预防或快速遏制像在印度、印尼和斯里兰卡发生的那种宗教间的、种族间的冲突的爆发。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合理理由除外——是游说和利用有力地位（因为是具有广泛成员的组织，可以影响选举）提出政策建议。

（6）民间社会组织的敬业精神

    对亚洲部分地区的许多民间社会团体的敬业精神也应严肃关注。许多民间社会团体已经不是为穷人和边缘人群而工作，会计和管理标准松懈，更糟糕的是盗用基金，最终导致捐赠和发展基金的大量浪费。阿富汗后塔利班时代的重建经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联合国被迫要求非政府组织遵守行为准则，以确保非政府组织“加强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同时提高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联合国办事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05年）。同样，对参与斯里兰卡、印度和印尼海啸援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敬业精神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援助机构常被指控计划性差、导致不切实际的期望、简单的无能”（Casey，2006年9月25日）。在尽快援助破坏性海啸的受害者行动中，许多国际和本地援助机构（包括政府和非政府）不能确保他们的地方合伙人和承包方执行严格的财务和管理标准。因此，在受到影响的国家里，一段时间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许多援助和重建项目都暴露出了缺陷和腐败问题。
另外，在特定条件下，不服从专业标准不仅是犯罪，而且也破坏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可信性。没有可信度，一个民间社会组织不仅效率不高，而且也会破坏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新加坡最大的慈善团体——全国肾脏基金会（NKF）2005年卷入的基金滥用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案件。新加坡政府不仅对它失去了信任，停止支持NKF的工作，而且也停止了对其他没有这样做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正是这件众所周知的个案破坏了整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形象。

    为了可问责性和透明度，民间社会组织有责任提高他们的管理和财务会计准则，确保他们符合最严格的国际财务会计准则和专业管理标准。如果不能这样做，只会引起与我们共同致力于改进民主和发展的人们的轻视和嘲讽。

（7）加强政党的民主实践

    最后，我们需要“确定和培育能够支持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民主规则和实践”（Samadhi ，2008年）。在印尼，民主与人权研究中心（DEMOS）的研究发现，极为需要在没有代表性的、对选民反应迟钝的政党中加强民主实践。实际上，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样的政党，他们依靠权力庇护和巨大的选举机器，可以一直当选连任。日本的自民党、马来西亚的民族统一机构（UMNO/BN）、泰国的泰爱泰党都是这样的政党。为了克服选举时的这种民主缺陷，DEMOS建议民间社会团体必须设法去推动议会评估目前的民主选举规则。但除此以外，民间社会团体必须确定并找到办法，去培育那些可以提高政党和议会选举中的代表性与民主责任的规则和做法（同上）。

    另外，民间社会团体在监督国内和国际选举活动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建立于1997年的亚洲自由选举网络（ANFREL）已在国内民间社会团体中进行能力建设，以提高他们监督国内选举的技能和专业水平。亚洲自由选举网络（ANFREL）对整个地区的选举监督无疑加强了民主实践和区域民主（ANFREL，日期不详）。即便如此，要使真正自由公正的选举成为本区域的正常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论

    最后，请允许我简要指出：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民间社会起了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设法解决我上面说过的那7项重大挑战，以便民间社会团体去实践和提升他们所鼓吹的“民主理想”。否则，我担心民间社会团体最终可能会缩小民主空间，而不是为真正需要它的穷人和边缘人群去扩大民主空间。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亚洲，只有民主统治和民主原则可以包容多种宗教、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差异；只有基于法治原则，民间社会和民主最终才能帮助我们应付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挑战。
在今天全球网络相连的世界中，民主并非是不必要的，也非不足以应付这些挑战，在政府决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合作，如果我们希望开启人民的深厚潜能，共同实现我们亚洲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梦想的话。这样的过程（希望有结果）可以真正改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遍及亚洲的独*统治与政治经济边缘化的局面。

注释：

    ［1］这绝不是为了对欺压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辩护。实际上，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只是承认这些原则并将它们写进了宪法，同时比较好地经受住了政治压力的考验。

附：作者介绍

    本文作者Andrew Aeria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2008年秋季韩国首尔圣公会大学访问学者。本文是作者向“亚洲的民主、发展与和平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该研讨会由不发达国家观察、韩国民主基金会、ARENA和SAAPE秘书处组织，于2008年11月10至12日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

参考文献

Alagappa, Muthiah ed. (200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FREL (undated), ANFREL Background; http://www.anfrel.org/aboutus/background.asp (Accessed 1 November 2008).

Bate, Roger (2008), “‘Made in China’ proving bad for health”, Bangkok Post, 7 November 2008.

Casey, Michael (2006), ‘Aid train runs off the rails’, The Standard, 25 Sept 2006; http://www.thestandard.com.hk/news_detail.asp?we_cat=9&art_id=27942&sid=10056435&con_type=1&d_str=20060925 (Accessed on 1 Nov 2008).

Devotta, Neil (2004), ‘Ethnic Domination, Violence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Muthiah Alagappa, ed. (200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2-323.

Sumardhi, Willy Purna (2008),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Asia: An Indonesian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emocratis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Asia: What Kinds of Change and Differentiation Have Social Movements Experienced?, Seoul, South Korea, 25-26 September 2008.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2005), Afghanistan: New Code of Conduct to Regulate NGOs, http://www.irinnews.org/report.aspx?reportid=28641 (Accessed on 1 November 2008).

Weiss, Meredith (2004), ‘Construction and Counterhegemonic Narratives and Agenda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2004),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xpanding and Contracting Democratic Spa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59-291.


原文请见：
http://www.asia-democracy.org/papers/Building%20Democracy%20in%20Asia.doc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