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颜色裴敏欣，乔纳森.安德森 著 田呈莲 译

dengxi6489

英文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spx?id=20952
   
    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外界褒贬不一，更不用说对于中国将来是成功或失败做出正确的估计。中国能否借助其经济实力实现持续发展，抑或潜在的社会弊病将会全部显现？裴敏欣认为环境严重退化、人民群众的难于管理和畸形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利因素的作用不能低估。而安德森认为中国的GDP将继续强劲增长，甚至有可能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接下来首先介绍两位学者的主张，之后再介绍他们围绕彼此观点所展开的辩论。
     
    迫在眉睫的停滞

    裴敏欣

    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一般都要先着眼于它过去所取得的发展。因此，考虑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在经济上的迅速增长，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将会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诚然，对于中国未来持乐观态度是有正当理由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有着稳固的经济基础，如高储蓄率、拥有庞大的以及日益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城镇化以及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系更加密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令人瞩目的表现是在面临一系列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些困难在过去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持续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有着如此高效的解决困难的能力，很难相信中国经济不会实现持续增长。

    不过，尽管中国可能会保持另一个二十或三十年的增长，但是 这种增长会停滞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在中国的经济表现背后，政府政策经常半途而废，也时常会造成误导，这也导致了在经济制度和结构上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痼疾。此外，中国***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福利。同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热普遍存在着一些被中国政府所忽视的危险因素——如对工业给与过多的补贴、社会不公平现象增加、廉价使用劳动力。有一些还在持续恶化。

    片面追求增长的后果是政府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体现出明显增长的方面——工厂、工业园区等等。只强调“可看得见”的增长的后果就是严重的社会赤字。因为只着眼于短期的增长，而不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忽视了健康保险，教育和环境保护。

    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薄弱，同时也有可能引发群众的暴动。要消除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赤字，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同时也要改变政治体制。倘若允许这样的赤字继续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为糟糕的是，中国还面临着以下困难：那些被视为未来建设和政治中坚力量的年轻群体的堕落；自然和环境资源的非市场定价；只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共识。随着参加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少，人口的老龄化和持续的环境破坏，中国面临着停滞，甚至是灾难的危险，迫切需要进行根本上的转变。尽管在过去这些危险因素没有阻挡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并不排除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政府不进行政策调整的情况下。

        随着世界经济被卷入全球金融危机的洪流，中国的增长引擎也在失去动力，是时候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中国未来的乐观估计进行反思。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实施有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消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上述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挑战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当下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灵活性以及调整一贯目标以克服困难的能力？中国***是否愿意冒改革的风险，并打破已经形成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联合？

    经济的高速增长能掩饰严重的体制上、制度上和政策上的缺陷。而且，经济增长也常被用来证明由于的社会制度和英明的决策。片面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反而忽视了潜在的危险因素。长此以往，这种短视将会导致满足与现状，甚至对危险信号视而不见。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国内高储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以及低效的计划经济的自由化所带来的高效收益。但是，在这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政府不愿采取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措施、设立强有力的规范性法律制度和明显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举措。

    只重视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急转直下，而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衡已经明显破坏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也减弱了处理经济危机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不平衡现象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投资过剩、居民消费能力低、日益依赖于出口和服务行业的不发达。与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不发达程度是最低的。服务业投资过低与房地产投资过热这种投资结构上的不平衡对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平衡会导致严重经济扭曲，使中国经济长期陷于投资过剩、消费能力低、贸易摩擦增加和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不利境地。

    当然，这些结构上的不平衡起因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全改革和大量的无效政策。尽管改革已经实行30年，在中国，政府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经济施加影响。对于诸如银行业、金融服务业、自然资源、能源、通信和重工业等战略型产业，中国政府仍保持垄断，或者近乎垄断。几乎中国所有的规模较大的公司都属于政府或者由政府来控制。

    此外，能源、土地和资本等资源的价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因为政府侧重于支持投资和制造业，这些资源的价值定得比实际价值要低很多。

    很明显，通过对能源、土地和资本等稀缺资源的近乎浪费的利用来保证一种不平衡的增长模式是不能长久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有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为支撑，使得这种扭曲型的经济能发展。但是，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这些稀缺资源的大部分或者减少，甚至会消失，从而导致继续在现有的有缺陷的政策下保持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持续恶化的基础推动力中，有两个值得特别关注，即人口和储蓄。它们在过去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据预测，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的中期丧失人口红利。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到2030年，超过60岁的人将占总人口比重的23%，老年抚养比率是2.2比1（2006年这一数据是5.2比1），而劳动者与退休工人的数量比将从2006年的3比1下降到2比1。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提高医疗保险花费、退休金数额和劳动成本，从而使得中国在劳动力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减少。更为重要的，也会导致中国储蓄率的降低。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能继续用私人财富来给工业增长提供补贴。而伴随着老龄化的是一个日益依赖型的社会，不够完善的社会服务，经济发展停滞以及最终糟糕的失败。

    如果几年前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是以很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诸如日益恶化的社会服务，灾难性的环境退化以及收入差距日益明显。今天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中国政府也承认它的经济增长对社会消耗极大。

    从上世纪90年来以来的社会资源的持续亏空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政府政策将资源从提供对社会有利的服务（诸如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转移到那些能够体现快速和显而易见的进步上来（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商业化发展和兴建工业园区）。这类政策成为政权存在的必要，而且与官员的升迁相结合。对于共产党而言，那些以长期社会利益为代价的短期的经济增长更为可取，因为共产党相信增长能够稳固领导。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就能保证升到更高职位，掌握更大的权力。结果是，这样的政策给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带来了惊人的业绩，但是社会代价却异常惊人。

    官方数据表明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和教育投入的比例逐年减少。这导致家庭负担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付不起医疗费用。同样的转变也体现在教育投入上。

    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环境退化的幅度已众所周知。尽管对中国污染情况有不同的统计数据，但是环境退化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损失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只对2004年一年所产生的垃圾进行完全处理的话，中国需要一次性花费当年GDP的6.8%。中国不有效处理环境问题也给整个国家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中国人均自然资源数量极为稀少。比如，水资源严重缺乏，而且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平衡。而中国政府不惜一切搞增长的政策也使得本来就稀缺的水资源状况雪上加霜。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环境恶化不仅会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难以估计的压力，而且也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和政治冲突。

        此外，还有日益增长的差距。尽管造成差距的原因有多个，但是政府政策在消除差距方面并不成功，反而使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与拉美相同的程度。从1985年到2006年收入差距增长了39%。而财富的分配比起收入差距来更为不公平。家庭调查和学术研究标明财富的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55（基尼系数越高，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不均衡），其中金融财产分配不均衡更为明显。对于中国来言这些都不是利好的消息。如果不采用有效措施来解决，将很可能导致犯罪率上升、由差距导致的社会冲突增加和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多。

    经济不均衡，错误的注重增长的战略，恶化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亏空等因素相结合，使得人们很难想象若不采取措施实施改革和改变政策，中国还能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便是采取了有效的调整措施，中国也不可能在接下来的20年中维持较高的数增长速度。如前所述，高速度的增长也是以巨大成本为代价的。

    如果中国不作出必要的改变，它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较低的增长速度，还有精英联合的解体，政党的合法性缺失以及社会暴乱频仍。如果确实做出了调整，我们看到的会只有较低的增长速度。

    但是无论对于中国政府，还是对其他国家来言， 不必担心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增长速度的减慢。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能够在解决过去政策错误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错误的同时，维持一个较好的增长速率。这也正是胡Jintao政府努力做的。不过尽管当前中国政府正努力调整其增长战略，但是这样的调整是建立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的。而且以经济增长作为评定政府官员的标准仍将实施。此外，只要政府官员对其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的话，他们很少有积极性去贯彻实施那些对选民有利的政策。只要共产党相信进一步从战略行业退出、实施价格自由化将会降低其干预经济的能力，关键行业的国家垄断和政府定价也将会继续存在。总之，如果没有中国民众和主要社会组织的参与，中国***的好的领导能力很难实现。

     实施重要转变将有可能导致政治自由化运动，而这是共产党自1989年来尽量避免的。因此中国政府是否有实施改变的政治勇气，是个疑问。
     
    北京例外论  

    乔安纳 安德森

    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吗？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我们失望地发现，任何经济模式都不能持续快速的经济扩张或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并且过去的表现并不必然保证未来会有好的回报。与其他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以及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会面临着许多的显而易见的困难。但是，我仍相信中国会从现在的已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成长为一个国富民强的大国。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发展速度超过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此外，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的风险要比大家普遍认为的小得多。

    这样的推断是有数据支撑的。在宏观经济层面，依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78到2007年的30年中，GDP的增长幅度是9.9%。虽然这组数据的真实性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许多研究者认为真实的增长幅度被夸大了，因为它没有考虑通胀，而且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系统也有缺陷。尽管如此，即便是最为保守的估计，这一增长幅度也是9%或者以上。能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在世界上尚属首次。日本在巅峰时期的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不到8%。“亚洲四小龙”在1960到1995年间增长速度也没有超过9%的。（香港 7.8%，韩国8.4%，新加坡8.4%和台湾8.9%）。不仅如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使得中国人均收入也实现了高幅度的增长。

    能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在世界上尚属首次。日本在巅峰时期的3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不到8%。“亚洲四小龙”在1960到1995年间增长速度也没有超过9%的。（香港 7.8%，韩国8.4%，新加坡8.4%和台湾8.9%）。不仅如此，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使得中国人均收入也实现了高幅度的增长。

    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有三种：⑴、增加劳动力；⑵增加资本投入；⑶以一种更好和更有效的方式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综合投入。（这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因此它是衡量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佳方式。依据研究者的统计数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从每年2%上升到每年4%。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二战后的西方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多到2%，日本和亚洲其他高速增长国家的是2.5%。

    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是350美元，到2000年，人均收入增长到1000美元，而到2008年底，人均收入是3000美元。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中继续保持以8%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2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8500美元，到2030年，将达到20000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比当前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还要多，人均收入也将超过现在的台湾和日本。

    总结起来，从严格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无疑是战后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尤为重要的，中国不必保持10%的增长速度才能在2030年成为发达国家。8%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即便是降低到6%或7%，也能使目标提前实现。


    换句话说，如果要认定中国会失败，仅仅说明它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够的。相反地，还需要证明中国将因一些因素出现长时间倒退，如大规模暴动或者彻底的经济危机。

    在争辩中也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可能的危险，如经济泡沫破裂，全球经济衰退，社会关系恶化，国企亏损，社会主义模式的低效和缺乏政治自由。上述因素可能会突然爆发，使中国经济下滑。尽管如此，如果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客观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并没有想象中可怕，很难证明危机随时就会爆发。笔者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面临怎样的命运。2008年第四季度出口大幅减少，国内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导致国内建设和工业经费短缺。考虑到今年增长幅度放缓以及失业率上升，有人很自然地怀疑这样的打击是否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不过，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是受进口经济影响最小的国家。只有8%的劳动者从事出口工业，此外，玩具、纺织和电子器件等出口制造业在中国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小。即便在晚近贸易扩大化的巅峰时期，中国净出口额也只占GDP增长的六分之一。

    从国内经济方面看，在2005到2007年间，中国国内股票市场增长了近六倍，之后却在最近的15个月中大幅下跌。实际上这在中国已不是新事物，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股票市场每五年都要有一次大的波动，之后就是骤减。重要的是，即便是在今天股票投资也仅仅占家庭和公司投资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房地产市场情况有所不同。美国曾经见证过房地产的萧条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但是中国与美国不同。消费者抵押贷款数额很小，平均贷款额与物业市值比例也很低，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与收入相比全国范围的房价实际上已经下降。而且绝对的库存水平自2004年来就没有变动。因此，尽管去年楼市的销售和施工量急剧下降，全国范围内的房价下滑。但是变化并不明显，而且这也只是一个痛苦的周期性的调整。

    对于中国的崛起，还存在着另一个争论，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前采取的计划经济，忽视自由市场原则，并且在分配社会资源方面违背经济规律。如果让市场力量最终占主导地位，中国将会早遭受严重的打击。另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是认为中国一直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如果资源被用尽，整个体系都会崩塌。

    不过从统计数据来看，上述担心是多余的。证明资源利用率的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看总要素生产率。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不仅保持着较高的总要素生产率，其绝对生产效率之高也是创纪录的。这在工业效益、公司股票收益和分红等金融数据上都有反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观点，都不能忽视中国在过去15年中一直保持增长，即便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同样的，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会使中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骤减。不过实际上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想法。从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看，只有大约六分之一增长来源于劳动力的扩张，另外一半来自于要素生产率，剩下的来自于资本升值。

    如果中国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于投资，或者资本投入不再产生效益会怎么办？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客观的公司收益表明后一种担忧是杞人忧天，因为中国仍然有许多领域都可以产生可观的收益。对于前一种担忧，要知道中国目前有10%的GDP投向海外，而且这些都是来自于储蓄。

    现有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GDP的25%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所以大多数人会想当然认为国有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决策上依赖于政府，由政府给予补贴、提供保护，导致投入比产出还要多。实际上上诉描述国企的特征并不准确。统计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盈余比私企要多。即便是不考虑身份上的差异，两者也没有明显区别。除了晚近中国给予能源补贴外，政府并不直接给予国有企业资金支持。恰恰相反，国企比私企要缴纳更多的税。原因主要在于现在国有企业中“国家”的色彩不再那么浓厚。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只有一个大的通讯公司、一个汽车制造商、一个航空公司不同。中国现在有几十个汽车和飞机制造企业，数百个钢铁公司以及通讯和电力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是它们彼此相互竞争。此外，现在除了极少数超大型国企外，其他国企都有可能倒闭。大型国企在享受商业银行资源方面有优惠，不过如今银行正面临着盈余和资金流量的压力，国企所享有的优惠也在骤减。

    第三个疑问是中国怎么能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现增长？有人认为在经济上成功的中产阶级的期望与中国的专断体制格格不入。晚近发生的一些社会暴动也被用来作为冲突即将发生的证据。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毫无疑问会面临不断增长的政治摩擦以及一些艰苦抉择。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马上就会有危机。

    实际上，亚洲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几个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有的是一党制国家，有的拥有与中国相同的专断的政府。相反地，那些坚持民主原则的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孟家拉国、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在亚洲国家中居于末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缺乏竞争性的选举并不是经济增长的阻力，相反，确实成功的最好的预示。原因可能是亚洲的经济强国虽然没有民主制度但是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国家都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并且融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中。这些国家也有着强有力的管理制度，仅规定一定的社会责任。作用上，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契约，即只有当经济达到一个稳定的中等的收入水平的时候，市民才有民主的要求。有人会认为中国与其他亚洲强国不同：不完全以市场为中心，并且有更多的问题。实际上与日本的经联会和韩国的综合企业财团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受市场的影响力要大一些。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行业作用也要更大，而且中国国内的竞争也要更激烈。

    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有着严格的管制并且不太负责，导致社会动荡，影响了政治的稳定性。即使是官方统计也表明今年以来公共骚*有明显上升。外界也时有相关报道。不过这种暴动也仅仅是一种警告。在这些骚*中，几乎没有高收入的城镇居民加入，大部分是农民和城市移民。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中产阶级站起来反对专断政府，而只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表达对所处困境的不满。他们的抱怨只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具体而言，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使得政府没有足够资金去维持就业率，对教育、房地产和医疗服务的投入也相应减少。而受影响最大的农村和乡镇政府也不得不通过向农民征税和征收土地来维持自身。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人口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几年中，农产品的价格一直未上涨，而且有时还呈下降趋势。在城镇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却并未有多大增加。但是随着税收和物价上升，以及农村政府给土地以低价赔偿，农民工收入也不高，所以不难理解农村骚*数量在增加。

    但是在过去的5年内，情况有了好转。首先，财政收入持续增加，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力度也在加大，在过去几年中，农业税也被取消了。其次，在土地所有权政策上，政府已经做出了重大调整。包括给予更好的保证，更为透明的销售价格，以及提供多种途径的法律解决方式。这使得地方腐败大幅减少，在将来土地交易中农民也会得到更多的收益。再者，从2004年以来，随着城镇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供应的减少，国内物价有了大幅上升。在过去3年中，农村人口收入增幅甚至超过了城镇居民。最后，农民工的收入也有了提升。

    总之，中国已经在体制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适应市场做了调整，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人口收入平衡，中国要解决这些引发晚近的暴乱的经济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出口市场的萎缩和房地产行业的衰微，农民工的就业率会受到很大影响，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言会很艰难。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这些都是周期性的问题，不可能阻止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和将来保持增长趋势。
     
    对于安德森的主张，裴敏欣作出以下回应：

    乔纳森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唯一衡量标准，忽视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基础。

    首先，他用所谓的“硬数据”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在经济方面，在过去三十年中，生产效率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并且普遍比私企盈利多；第二，乔纳森认为那些中国增长的阻碍因素是“温和的”，他相信现有的社会紧张状态可以通过持续的增长很容易地解决，并且缺乏民主并不算是真正的危险，很多亚洲国家都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

        不幸的是，乔纳森在对中国经济做出乐观估计的时候犯了三个错误。首先，他所引用的“硬数据”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即使是从最好的角度看，这些数据也只是对中国未来经济表现描绘出非常模糊的前景。其次，他在低估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作用的同时，却高估了国有企业的作用。最后，他在作出经济分析的同时，忽视了一些现实，如环境恶化、社会经济严重不公平以及腐败，也没有考虑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里，他不仅对经济基础作出了误判，更为重要的，他还模式了中国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的弊病。

    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捷径就是看总要素生产率，不过要对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作出正确估计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组成的队伍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一直是负增长。因此，用总要素生产率来预言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中增长并不可靠。

    此外，单纯用总要素生产率来评估中国的经济表现太为笼统和不切实际。总要素生产率表明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效率提高后所获得收益不能使人民受益怎么办？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能伴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怎么办？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GDP的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居民收入的增幅相比较要小一些，这导致国人买不起国内的商品，从而使得近几年来，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创造了历史新低。这表明，中国能有好的经济产出，但是这些产出并不能全部转化为个人福利，从而阻碍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和经济的总体健康发展。

    当论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时，乔纳森同样注重数据而忽视了现实。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有企业的直接产量。乔纳森认为国有企业创造了25%的GDP。实际比例还要更高。他并没有考虑许多政府拥有控制利益的那些企业。考虑到中国政府控制了资本和土地，限制战略部门的行业准入，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远超人们的估计。而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像乔纳森所说的那样有着好的效益。这些企业的盈余来源于其垄断地位，而不是从竞争中获得。研究表明，在边际资本产出率方面，国有企业的效率仅仅是私企和外企的一半。

    最后，在考虑中国未来经济表现时，乔纳森忽略了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所带来的影响。考虑到污染的严重程度，以及缓解环境压力和保证一个国家不呼吸污染空气，吃喝不受污染所付出的成本，任何忽视环境危险因素所作出的经济形势预测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尽管经济发展中的潮起潮落可以解释社会中的不满，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实际上，在许多最近发生的大规模骚*，经济因素被明显忽视。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被国民普遍认为是不公正的，这使得领导者像是坐在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呼吁“和谐社会”，即使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忽视了这个政治危险信号。   
     
    安德森的回应

    让我先重申我在文中所得出的结论：要反对中国经济将继续崛起，单单就一些不平衡现象泛泛而谈，并宣称中国经济不能保持现有的方式继续发展是远远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证明一种确定发生的、根本的危机将长时间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危机必须是在五到十年内发生。

    对裴敏欣的文章进行深入解读会发现，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的挑战。但是中国经济将面临马上就要爆发的危机吗？答案是否定的。而且他的论述远远偏离了主题。

    敏欣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他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健康的，不合比例的。他认为政府通过垄断一些关键行业的价格使经济受到严重扭曲。这里我要问，能源的不合适定价的观点从何而来？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燃料价格已经多少与世界接轨，中国的消费者购买燃料的花费比美国要高。在电力方面，尽管很难比较，但是中国政府在规定价格的时候并没有给予企业补贴。

    他也谈到了政府参与企业经营活动过多。但是他所说的长期的补贴在哪里？除了2007-2008年，政府给予石油生产商补偿外，长时间以来，中国已经不再给予企业货币补贴了。相反，国有企业所承担的赋税要比私企和外企多很多。

    尽管政府确实通过限制储蓄率和设定最低贷款率的方式给银行业提供补贴，虽然从表面上看，给予储蓄者的回报少了，但同时也使得贷款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敏欣也指出有一段时期国有企业不必偿还贷款，但是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它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量的不良贷款是在1997年之前产生的。后来，随着一段时间的集中清理，大陆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降低了很多。

    敏欣指出的中国现在投资的收益在减少是正确的，但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定义是指资本的积累，实际上就是指新投资的收益在减少。如果新投入100元，最后的产出比过去要小，这更可能意味着飞速发展的经济的成功而非失败。何以这么肯定？答案是我们同时也要考察劳动力的回报。如果劳动效率的提高速度大于资本收益的下降幅度，经济就是健康的。反之亦然。作为一个既包含资本又包含劳动力的经济指标，总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长期成功的最佳和最简单方法，而我在原文中就已指出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企业的效益，很难找到一个净利润率、股本回报率或投资资本回报率没有上升的行业。

    敏欣也认为人口是中国未来经济压力的潜在因素，不过尽管中国面临着可使用劳动力的减少，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当考虑到中国仍有七千五百万农民工等着加入工业和服务业。并且也要记住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来源于资本投资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我同意敏欣提出的老龄化社会储蓄普遍比较低的主张，但是这在今天的中国不是问题，因为占中国GDP10%的出口来自于储蓄。

    除了经济因素外，敏欣还谈到他认为深刻的社会裂痕，从不平等到环境。我无意降低困扰中国的环境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认为受污染的空气和水资源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观点我不赞同。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我们承认水资源的供应是最严重的潜在问题，那么农业产量肯定也会吃紧。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仍是一个相当大的农产品净出口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将被扭转。

    总之，中国是一个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并且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在解决最紧迫的遗留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看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社会投入减少和不公平现象增多。如果不有效解决，将会酿成大灾难。但是我在文中指出，这两个问题并没有脱离政府的管理。在过去的5年中，基本势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使得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数额不断扩大，2004年到2008年农村人口收入的增长也是最高的。这都得益于人口变化和城镇化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这些棘手的问题在未来五年就能得到解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