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和不平等理解最近的趋势和政治选择

chrisxsy

在当今关于世界经济的辩论中，“增长就是善”常常表现为真理。人们普遍认为增长导致财富增加，而财富当然是越多越好，尤其是对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仔细观察后，我们或许会有更细腻的评价。
     
    传说曾经有个时期经济学家一味赞美经济增长，根本不考虑分配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或许只依据其他的经济模式和政策对于人均社会产品（去掉通货膨胀因素）的相对影响来决定判断它们的优劣。我不敢肯定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否曾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认为收入和财富增加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他们相信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满足感也在上升，但是满足感增加的速度却呈下降趋势。无论如何，只关心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的传说还是有用的，至少这样的传说让真正的经济学家强调他们与那些人不同，更倾向照顾穷人和追求平等的经济增长等等。这对于他们呼吁富人表现自己的良知，呼吁贫富和解共同推进过去二十五年的全球化运动的宗教情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经济专家在赞美全球化和它带来的经济增长时决心追求平等和消除贫困，我们怎么能不赞同呢？
   
   我们还是看看《经济学家》（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一日）的例子吧。《经济学家》用上面的两个图传达的信息是最近的全球化批评家在抱怨不平等的增长时是不诚实的、或者至少是糊涂的。只有当国家的人口数量被忽略（如上图所示）时才表现出全球经济增长好像只对富人特别有利。只要人口数量被考虑进去（如下图所示），人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穷人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是该观点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传达的信息是像《经济学家》这样的全球化支持者同样关心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如果穷人不能像富人一样从中获得利益的话，他们就不会坚定支持全球化了。

谁是最近经济增长的受益者？

   经济发展能够给穷人和富人都带来好处，因此可以减少贫困。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真正做到了这点呢？经济学家说上表图1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他们倾向于上表图2也是对的，人口数量的额外信息很重要，这是因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让更快的经济增长出现在人口多的穷国比人口少的穷国更好。

   但是上表图2同样也不能回答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显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GNP/GNI）的增长。这两个概念都是来计算一个国家的单位收入，但是做法不同：比如，甲国的居民从乙国获得收入，他们在乙国拥有的自然资源的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和投资的回报被计算为乙国的（GDP），但属于甲国的（GNP/GNI）。当我们关心的是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和平等问题时，应该根据（GNP/GNI）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曲线，也就是说要剔除外国人获得的收入，同时包括国民从海外获得的收入。如果石油价格上涨，美国公司或美国投资者能从他们拥有的或者能获得分红的公司在尼日利亚开采的石油中获得更多收入，那么，这额外的收入应该作为美国收入而不是尼日利亚收入。

   至于人均国民收入，世界银行报告按Atlas方法（现行美元）表明了增长趋势，如表1所示。[1] 不平等的加剧在极端的情况下更加明显。在任何一年挑选各占世界人口10%的最贫穷国家和最富裕作为群体进行对比[2]  这两个群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名义美元）和对应的不平等比例如表2所示。[3]  
     
    显然，如果从更合适的人均国民收入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的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并没有按比例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实际上，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已经翻了一番，达到让人吃惊的122:1。
     
    经济学家的上表图2更严重问题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对于国际间不平等的关注仍然不能让人们看到这些国家的人们实际情况的任何信息。当有人告诉我们说中国年平均的人均GDP增长6%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财富增长在中国国内是如何分配的。而这才是关心贫穷和平等问题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的穷人在全球化时代到底情况如何？和世界其他人口相比，全球的穷人情况如何？只看国家平均值，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布兰克·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辨别出来的道德上最不重要的三个不平等概念上[4]  国际间的不平等或者国家平均值的不平等，却忽视了更加重要的标准，即个人间的国内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
     
    经济学家在批评上表图1的时候，攻击的其实是稻草人，根本无关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的真正批评家实际上提出的诉诸平等的重要性和避免贫穷等观点。[5] 通过确认上表图2，它把道德上最重要的贫困和个人平等问题推到一边。
     
    国内不平等
    让我们考虑两个贫穷的大国，多亏了丰富的资源，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经济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五年取得巨大发展。据报道尼日利亚人均国民收入从二〇〇〇年的二百六十美元急剧增长到二〇〇五年的五百六十美元，安哥拉的人均国民收入从二百四十美元增长到一千三百五十美元。这是进步吗？如果增加的财富用来减轻穷人的苦难的话，当然是的。但如果用来维持压迫或者被腐败的统治者拿去，比如购买军备、确保官员忠诚的外快或者奖赏，就不是进步。而后一种情况更接近事实。人均国民收入的惊人增长巩固了统治精英管理国民的力量，很少缓解民众的贫困，因而是破坏性的。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国内不平等的演化在国际间存在明显的多样性。The WIDER数据库列举了一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4981个调查。这些区域的108个调查的可使用数据参差不齐，没有显而易见的趋势。巴西、法国、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在这个十年的收入不平等明显比一九八〇年代有所下降，在剩下的四十四个区域，则明显上升。[6]  这里美国非常典型：收入等级最上层的1%的家庭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国民税前收入的比例从9%增加到了21.2%。[7]  而底层的8%承受了相应的损失，底层的5%在国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26.4%下降到12.8%。[8]  
     
    伴随着不平等加剧的经济增长的后果对于穷人来说在两个方面非常严重：一是减少甚至剥夺了本来应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财富绝对份额，二是削弱相对份额。金钱能够购买的许多东西是竞争性的，或者表现为地位差异。比如政治上的影响力、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医疗保健等不仅看你必须花费多少钱，而且还看同样的东西其他人愿意花多少钱，需要花多少钱。为了初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穷人占国民财富的绝对和相对份额的等比中项作为他们总体经济地位的代表，以人均收入作为他们的绝对份额，以他们的人均收入和社会总体人均收入的比例相对份额。作为人均收入，相对份额为他们的人均收入对于社会的人均收入的比例。[9]  
     
    表3显示的是把收入位于最底层的10%人口作为穷人进行的静态的国际对比数据。[10]  该表显示虽然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但美国穷人的收入只有挪威和日本穷人收入的一半，比匈牙利穷人的收入稍微多一点。如果把相对份额考虑进去，美国穷人比其他国家的穷人糟糕多了。在美国穷人看来，经济增长更慢些、分配更平均些可能更好。
     
    当我们把给予穷人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同等权重来表明穷人经济地位的评价标准推广到更贫穷国家的话，所得指数 是难以置信的。即使我们这里给予穷人绝对份额比相对份额三倍多的权重，和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进行的各国经济排名对比，我们仍能发现惊人的差别，正如表4所示。[11]  最不贫穷的国家阿根廷和南非在排名中大幅度下跌，而非常贫穷的阿塞拜疆和埃塞俄比亚大幅度上升。[12]  出现这个非常非常的差别是因为国内不平等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更大。[13]  这些国家低层10%的份额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在3%和42%之间，而富裕国家中穷人份额的比则在19%和48%之间。[14]  
     
    考虑一下这个倾向穷人的经济增长评价标准对于像玻利维亚这样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经济规划者产生的差别。如果规划者关注人均国民收入，她将忽略最贫穷的那部分国民，因为虽然他们占国家人口的10%，但是只占国民经济的0.3%。最贫穷的10%人口的收入增加1%只能让国民经济增加0.003%，而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增加1%就能让国民经济增加0.472%。但是如果规划者以穷人经济地位的标准来评价国家的发展，她就会认识到对于富人微不足道的机会成本就可以大大改善穷人的经济地位。玻利维亚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收入是13000美元，而最贫穷的10%的人均收入只有77美元。如果转移200美元，对于前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将把后者的平均收入从2.8%提高到10%，经济地位从1.1提高到3.8。
     
    中国的发展和贫困
     
    让我通过考察全球化的宠儿---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明这个观点。中国在过去的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惊人，虽然这个增长伴随着国内不平等的大幅度增加。当然，多数人相信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给予穷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利益，谴责这个发展趋势是愚蠢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据报道，虽然人口不断增长，生活在极端贫困（每天一美元）的中国人已经从一九八七年的三亿一千万下降到二〇〇四年的一亿两千八百万人，同一时期每天二美元的人数从七亿四千四百万人下降到四亿五千二百万人。[15]  考虑到这样巨大的脱贫成就，我们能不赞同中国的经济政策吗？能不赞同促成这些变化的全球化变革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需要谨慎评价的四个内容。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以来下降趋势的重要性是不确定的，因为按中国货币计算的国民收入和中国消费价格膨胀的假设都受到高度质疑。[16]  
     
    第二，我们不清楚国内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对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是不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更加平等的增长对于中国的穷人可能更好。因此，我们使用我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初步标准（表5），从最贫穷的10%中国人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17]  
     
    我们看到，虽然人均国民收入在这段时间增加了236%，确实引人注目，但最贫穷的10%国民的收入只增加了77%，因为相对份额的严重削弱，他们的经济地位增加了31%。当我们把穷人的标准扩大一点后，情况仍然如此，只是程度上稍微弱了点。20%和30%的人口在绝对份额上增加108%和131%，而经济地位上增加54%和71%。这些增长对于短短十四年来说确实是惊人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相对份额的削弱，最贫穷的五分位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利益还不足一半。
     
    如果相对份额能够保持不变，这可能消耗掉中国每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2.3%。最贫穷的10%人口将好过很多，在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平均收入将达到1408美元而不是现在的998美元，增长比例将是150%而不是77%。实际上，位于底部的40%人口都将获得150%的收入增长，好多了，在绝对份额上还能更多，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更加平等的增长，单单维持相对份额不变也将让一半中国人避免现在遭遇的边缘化、社会排斥和易受奴役的脆弱地位。
     
    增长减缓的另一受益人将是全球环境。中国目前不断加剧的能源枯竭和污染将增加环境的负担。人们或许反驳说，只要富裕国家持续以更高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来污染环境，我们不应该期待中国减缓生态破坏的步伐，我不反对这种批评意见，以中国举例只是要说明国内不平等的笼统问题，所有国家都应该从更贫穷的那部分国民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在消除贫困和避免环境破坏两方面同时做得更好些。
     
    中国穷人遭受奴役和边缘化的脆弱地位由于最富裕阶层在平均收入上的份额从24.98%急剧上升到34.94%而进一步加剧。（这个比例和位于底部的60%平均收入的份额从35.80%下降到26.41%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扩张给予富人更多的机会来影响政治决策，给予他们的孩子不公平的优越条件，以及给予富人直接支配穷人的机会。在一九九〇年，位于顶端的10%人口的收入是底端10%人口的收入的八倍。经过了十五年后，这个比例达到了二十二倍，使得中国超过美国（15.9倍）从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行列进入中欧国家的水平，接近墨西哥（24.6）和津巴布韦（22.0）。如果贫富差距再扩大三倍，中国在二〇二〇年将发现位于表格的最上端几乎等同于当今萨尔瓦多（57.5）和海地（71.7）一样。[18]  
     
    这让我看到需要谨慎的第三个理由。国内不平等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聪明的经济规划者能够在考虑到通行情况下像利率一样一夜之间上升或者下降。最富有的人非常清楚他们未来的财富受到社会规则的影响。所以他们一般使用影响力来左右社会规则的制订，以便捍卫或者扩张自己的优越地位。位于顶端的富人和下面的民众密切相关,他们的利益如果和其他民众的利益越不同，他们对于社会政策的影响力就越大。因为这些原因，通过正常的政治过程往往更容易产生而不是消除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有些乐观主义者可能说中国现在有钱了，中国的政治领袖坚定地致力于公众利益，包括消除贫困，富人的经济利益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秩序。这样的乐观主义是有危险的，幼稚的。财富影响人的世界观和感情，使得他们对于穷人的尊严感到不那么敏感，更容易认为自己发财理所当然，是符合民众利益。而且，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影响力和优越地位能影响官员，让官员从为普通人的利益服务转变为富人的利益服务。（或许真诚地相信富人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国际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些观点。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国家在进行减少不平等的改革时就遭遇强大的阻力，因为任何政府都必须和经济势力合作，这些经济势力能够严重地影响甚至毁灭国家的经济。相反，相对平等的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就比较容易保持低程度的不平等水平。那里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有钱，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意愿要操纵政治过程来扩张他们的优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最终可能比较变得比较平稳，但是要把经济不平等程度降低到曾经的贫富差距低水平以下任何下降肯定是缓慢的，以及在政治上难以维持的。
   
  全球不平等
     在赞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时感到谨慎的第四个和最后一个理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在道德意义上最重要的经济不平等概念----人类的全球不平等的机会。中国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他贫穷国家付出牺牲的代价基础上的。因此从中国的成功经验得出所有贫穷国家都可以这么做或者能取得同样的成功的结论是巨大的错误。当然，世界经济不是永远的零和游戏，增长是固定的，有些人获利多，其他人肯定获利少。但是向富裕国家的市场出口商品的机会因为保护主义者的壁垒如配额、关税、反倾销税、出口信贷和出口补贴等等而受到严格限制，富裕国家往往成功地维持这样的壁垒，从而造成贫穷国家严重依赖出口的后果。中国的出口商要成功就必须战胜其他贫穷国家的出口商，因此只能降低出口价格，结果导致所有贫穷的出口国家的工资和劳动标准的降低。最近中国的大量进口已经提高了原材料（最明显的石油）的价格，延缓了依赖出口同样自然资源的其他贫穷国家的发展。这些相互影响肯定能够解释为什么除了中国外，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实际上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还在增加。[19]  如果我们想在同时考虑消除贫困和争取平等的情况下评价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增长的话，就不能单单看中国，还要考虑全球总体情况。
   
   如果笼统地看待人性，我们再次发现更加严酷的不平等加剧的现实。世界人口最贫穷的5%的真正收入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三年期间下降了20%，在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又下降23%，而全球人均收入在这两个阶段分别增加了5.2%和4.8%。[20]
     
    在高收入国家，家庭最终人均消费支出（一般二千美元）在一九八四年到二〇〇四年全球化时代增加了56.3%。 [21]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全球贫穷的一半在同一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外的真正消费支出比较一下。表6显示世界人口从最低往上不同分数段的增长情况。最上层的消费支出增长最快，越往下越慢，最底层最慢。[22]  
     
    在中国，最贫穷的5%人口在二〇〇四年仍然占消费的4.25%，位于底端的10%人口占消费的12.73%。[23] 世界范围的个人不平等状况的加剧虽然没有中国那么快，但也相当大了。  从全世界来看，同年，底端的5%人口占全人类家庭消费开支的0.5%，或者人均国民收入的1.6%多一点。位于底端的10%人口占世界消费开支的1.6%或者人均国民收入的4.7%。[24]  
     
    这样巨大的不平等差距如果和全球财富上的不平等相比也相形见绌。在2000年，底端的5%人口拥有全部个人财富的0.12%（按人均国民收入是0.4%），底端的10%人口占全部个人财富的0.62%（按人均国民收入是2.1%）。位于顶端的1%人口，拥有全部个人财富的39.9%(人均国民收入的31.6%),顶端的5%人口拥有财富的70.6%（人均国民收入的57.0%）。[25]  
     
    将底端的10%人口的财富翻一番将只占世界人口顶端1%的财富的1.55%。将底端的20%人口的财富翻一番将只占顶端1%人口的财富的15.3%，或者顶端5%人口的财富的8.7%。
     
    如果考虑到这些让人惊诧的不平等，我们必须记着世界各地的穷人不仅口袋里缺乏金钱，无缘富人的玩具，而且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官方估计显示八亿三千万人处于慢性营养不良，十一亿人没有安全的饮水，二十六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26]  二十亿人缺乏基本的药品。[27]  十亿人没有充分的居住条件，二十亿人没有电。[28]  七亿七千万成ren是文盲。[29]  二亿一千八百万五岁到十七岁的儿童离开家庭外出做童工，往往在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当兵、做妓女、当保姆、下地干活、到建筑工地、纺织厂或者地毯厂做工等。[30]  笼统地说，人类的所有死亡的三分之一，每年一千八百万人的死亡是因为与贫困有关的理由，这些死亡往往能通过更好的营养，安全的饮用水，便宜的复水灌装食品，接种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品等很容易避免。[31]  在全球穷人中，有色人种，女性和年轻人的比例过分偏大，因此也在遭受极端贫困的巨大影响。
     
    我们也必须记住全球经济不平等影响世界经济规则，同时也受世界经济规则的影响。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逐渐被越来越紧密的产生重要后果的规则体系的控制，这些规则涉及贸易、投资、借贷、专利、版权、商标、双重征税、劳动标准、环境保护、海底资源的使用等等。因为这些规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产品的分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规则设计过程中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在斗争中，那些富裕的国家往往占有重要的优势地位，不管在专业知识还是在讨价还价的能力方面。他们往往拥有更大的手段来影响规则的制订，也有更多的机会来研究如何使用自身的影响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相反，全球的穷人对于全球规则的制订没有影响力，那些确实有影响力的人没有积极性来考虑他们的决定可能对于穷人产生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统治精英有更多的理由照顾强大的外国政府和公司的利益，因为这些人能够对这样的照顾提供相当程度的回报，而保护本国穷人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好处可得。这样一来，人类的部分的彻底边缘化得到自我强化和自我长期化。人类中的一半人口只占全球消费的2.4%和全球财富的1.1%，可以预料他们的利益在国际谈判中是被忽略了的。
   
    官方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的反应
    我的诊断似乎忽略了我们对于穷人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他们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动机，而且受到道德良心的驱使。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赞同推动我的分析的道德价值，他们同意在思考国家和全球发展的时候，必须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经济等级中的最底层。他们也同意对于任何国家和全球机构设计的道德评价中的重要因素是看它是否比其他切实可行的方案更好地改善穷人的实际经济地位。
作为回应，请允许我简要总结推动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最宏大的全球倡议的讨论：即千年发展目标（MDGs）承诺要在二〇一五年前将全球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少一半。这个承诺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一百九十二个国家的称赞。在一九九六年罗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召开的世界粮食高峰会上，一百八十六个国家已经承诺“要运用政治意志和共同的国家意志来保证所有人的食品安全，不懈努力要消除所有国家中的饥饿。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在二〇一五年前将现有的营养不良的人口减少一半”。[32]  虽然有“直接”这个词，这个誓言设想了长达十九年的脱贫计划，如果进展顺利，可以期待减少两亿五千万人死于与贫困有关的疾病。在计划完成的终点二〇一五年，仍然有五亿四千三百九十万极端贫困人口，和每年九百万人因为贫困而死亡。
     
    且不说这个计划是多么缺乏豪气，一九九六年世界粮食峰会的誓言显示，我们的领袖连兑现这样的诺言的意愿也没有。美国在“解释性声明”中马上推卸责任说“有权得到足够的食物”或者“免于饥饿的基本人权”的获得是个目标或者理想，需要逐步的实现，不能产生任何国际义务。”[33]  
     
    随后就出现了稀释目标的努力。在二〇〇〇年制订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MDG-1)的时候，世界各国政府微妙地改变了誓言的语言，现在不承诺减少一半的具体数目，而是减少处于极端贫困的人的比例。[34]  这个修改通过把穷人的数量和经济发展本身就可以降低的比例的人口结合起来而稀释了原先的目标。在解释这个稀释了的目标时，联合国精巧地把极端贫困的人数不仅和增长的世界人口结合起来，而且和不发达国家的快速增长的人口结合起来。联合国也把基线日期提前到一九九〇年，因此抓住额外的人口增长和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制订前的十年中国已经汇报的一亿七千万极端贫困的脱贫人口。这些聪明的修改的结果是巨大的。世界粮食峰会诺言是减少一半极端贫困人口数：从一九九六年的十亿八千七百八十万人到二〇一五年的五亿四千三百九十万人。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承诺从二〇〇〇年的十亿八千九百六十万人减少17%达到二〇一五年的九亿五百二十万人。[35]  被媒体忽略的这个微妙的重新解释已经从早先承诺的五亿四千三百九十万人中砍掉了三亿六千一百三十万人，因此使得官方觉得把这三亿六千一百三十万人添加到二〇一五年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中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的数据让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这个大大稀释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比如缓慢营养不良的数目从一九九六年的“接近八亿”增加到二〇〇六年的八亿三千万。[36]  进一步的伪造数据可能让官方庆祝完成的任务或者几乎完成的任务，使得富裕国家的人相信全球贫困正在消失，因此不需要特别关注。不管这个说法多么受欢迎，它很显然是错误的。到现在为止，官方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的关注大部分上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接下来是什么？
    谈论到这里后，读者应该点头承认这种讨论是乏味的，让人心里难受的。但是如果不了解参与全球化和发展的细节性议题，我们很难得到独立的判断，能够经受过分乐观的媒体和专家的狂轰滥炸。
   
   分析显示世界贫困问题既让人吃惊地小，也让人吃惊地大。从经济术语上看让人吃惊地小，世界银行显示，人类40%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两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每年只是消耗三千亿美元，比美国的军费开支少多了。这等于全球生产的0.7%或者高收入国家的联合国民收入的1%。另一方面，世界贫困问题从人性的角度看让人吃惊地大，考虑到所有人类死亡的三分之一，世界范围的人类贫困、疾病和痛苦的大部分。
   
   当今世界的重大的、严重的贫困问题大部分是可以通过更平等的安排避免的，这样的安排对于富人不过是付出微不足道的机会成本。仅仅为了微小的经济利益，国家的和全球的精英让千百万人处于威胁生存的贫困煎熬中，面临饥饿、传染病、童工、卖淫、贩毒和夭折等罪恶。从道德角度看，我们现在必须以是否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经济地位为标准评价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发展战略。
   
   根据这个标准来设计经济安排和政策或许意味着牺牲一定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个牺牲在道德上是必须的，从环境角度看也是值得的。当然，穷人的消费开支在每美元基础上看或许是更加消耗资源和增加环境污染的，为了脱贫而延缓经济增长从短期来说可能破坏环境，但是长期的环境利益将是巨大的，因为消除贫困将延缓人口增长，从而保持世界人口在更低水平上的稳定。
   
   译自：“Growth and Inequality: Understanding Recent Trends and Political Choices”By Thomas Pogge
     
    作者简介：托马斯·鲍格（Thomas Pogge）就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应用哲学和公共伦理中心，即将前往耶鲁大学哲学系工作。
    原文注释：
· [1] From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June 15, 2007). This database does not provide inflation-adjusted GNI data. Nonetheless, the ratios of these nominal $-figures (in the right-hand column) are comparable across years.
· [2] Footnote in Table 1: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two residuals: (world GNI minus high-income country GNI) divided by (world population minus high-income country population). Data from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June 15, 2007).
· [3] Derived from Table 1 in the World Bank’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s for the years 1982, 2002, and 2007, respectively, and market exchange rates in the relevant years. Again, the ratios among these nominal $ figures are comparable across years.
· [4] Branko Milanovic, Worlds Apart: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See, for example, Kevin Danaher, ed., 50 Years Is Enough: The Case Agains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outh End Press, 1994); Thomas Pogge,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Polity Press, 2002); Peter Singer, On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orton, 2002); and George Monbiot, Manifesto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Press, 2004).
· [6] See www.wider.unu.edu/wiid/wiid.htm (accessed June 10, 2007).
· [7] David Leonhardt, “Larry Summers’s 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0, 2007, www.wider.unu.edu/wiid/wiid.htm (10 June 2007), and Maya Roney, “The Global Millionaire Boom,” Business Week, October 18, 2007.
· [8] Ibid. and note 6.
· [9] Footnote in Table 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 Table 1 (pp. 288-9),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s) to convert into $s.
· [10] Footnote in Table 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Hounds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Table 15 (pp. 335-8) as updated from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August 2, 2007).
· [11] See note 9.
· [12] See note 10.
· [13] Distributing each country’s entire GNI over its ten deciles, my calculations of the bottom decile absolute share ignore that a large fraction of GNI goes for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My figures therefore substantially exceed both the average income and the averag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the poor.
· [14] Unlike the previous table for affluent countries, where economic position was calculated giving equal weight of one half to the relative and absolute shares of the poor, this table for poorer countries gives three quarters weight to the absolute and one quarter weight to the relative share of the poor. As a consequence, the figures under “economic position” are not comparable across tables. Moreover, 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general consumption PPPs in assessing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f very poor households (see notes 16 and 25) suggest that even within this table comparisons in the second, fourth, and fifth columns should be made with caution.
· [15] Calculated from China’s population and poverty head count index as provided at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nd 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accessed June 11, 2007).
· [16] See Sanjay Reddy and Camelia Minoiu, “Chinese Povert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lternative Assumptions” (2007), at www.columbia.edu/~cm2036/china.pdf (accessed June 11, 2007). See also Albert Keidel, “The Limits of a Smaller, Poorer China,”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3, 2007 (www.ft.com), reporting on a recent PPP assessment exercise conducted by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BD). Judging that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has been overestimated by 67 percent,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China’s economy is 40 percent smaller than assumed heretofore. The impact of this PPP revision on the poverty statistics is stagger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China living below the World Bank’s dollar-a-day poverty line is 300m—three times larger than currently estimated. … The ADB’s announcemen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number of dollar-a-day poor in India is closer to 800m than the current estimate of 400m” (ibid.). The revision of China’s and India’s PPPs thus entails that there are 600 million more human beings living below $1 a day than the 950 million reported by the World Bank (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accessed June 11, 2007) — a 63 percent error deriving from the PPPs of just two countries. The same revision entails a similar percenta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below $2 a day, which was recently reported at 2,533 million (ibid.).
· [17] Second-column figures are calculated by dividing each year’s GNI (in current yuan) by China’s population that year, then using China’s GDP deflator to convert into constant 2005 yuan, then multiplying by China’s 2005 PPP (2.077 Yuan to the U.S.$). All inputs are from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except pre-2004 third-column data are from Reddy and Minoiu 2007. Because assessments of China’s PPP vary widely and general consumption PPPs are, at any rate, a poor indicator to what basic necessities the poor can buy (note 25), figures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columns are only roughly comparable to those in the corresponding columns of the preceding table.
·  [18] See note 10.
·  [19] The number of people outside China living below $2/day is reported to have increased from 1,583 million in 1981 to 1,828 million in 1990 and to 2,081 million in 2004—as calculated from data at 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and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June 15, 2007).
·  [20] Milanovic 2005, 108.
·  [21] See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June 10, 2007).
·  [22] Table 6: Data from 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accessed June 10, 2007). Full calculations are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  [23] See 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accessed August 4, 2007).
·  [24] Calculations based on data from 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accessed June 15, 2007), showing that in 2004 the bottom quintile topped out at $458 PPP 1993 with an average income of $319 PPP 1993, while the bottom two quintiles topped out at $792 PPP 1993 with an average income of $465 PPP 1993. Annu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here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purchasing power that U.S.$s ha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3.
· [25] See James Davies, Susanna Sandstrom, Anthony Shorrocks, and Edward Wolff,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WIDER, 2006), Appendix 1, Tables 10a and 11a. PPP conversions probably overstate the tru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poor, because PPPs are calculated as a kind of weighted average price ratio, weighting all commod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prominence in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ervices and other nontradables raise the assessed purchasing power of poor countries’ currencies far above their market exchange rate. But the cheapness of services is no boon to the local poor, who must concentrate their meager funds on a narrow band of basic necessities, which are not as much cheaper in poor countries as PPPs would suggest. For full elaboration of this and related points, see Sanjay Reddy and Thomas Pogge,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forthcoming in Sudhir Anand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Measuring Global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so at www.socialanalysis.org).
· [26] UNDP 2006 (note 10), pp. 174 and 33.
· [27] See www.fic.nih.gov/about/plan/exec_summary.htm (accessed June 16, 2007).
· [28]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9.
· [29] See www.uis.unesco.org.
· [30]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The End of Child Labour: Within Reach (Geneva: ILO Publications, 2006), p. xi and Table 1.1.
· [31] In 2002, there were about 57 million deaths. The main cause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poverty were (death tolls in thousands): diarrhea (1,798) and malnutrition (485), perinatal (2,462) and maternal conditions (510), childhood diseases (1,124—mainly measles), tuberculosis (1,566), malaria (1,272), meningitis (173), hepatitis (157), tropical diseases (129), respiratory infections (3,963—mainly pneumonia), HIV/AIDS (2,777)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180). 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4 (Geneva: WHO Publications, 2004), pp. 120–25.

· [32] Rome Declaration on World Food Security, www.fao.org/wfs.
· [33] Ibid., Final Report of the World Food Summit, Part I, Annex II.
· [34] See www.un.org/millennium.
· [35] In 1990, the number of extremely poor was 1,247.7 million or 23.66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905.2 million is 11.83 percent of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of these countries in 2015. 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my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second edition (Polity Press, 2008), pp. 11-13.
· [36]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 and UNDP 2006 (note 1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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