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 伦敦市长：恐怖主义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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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到恐怖分子袭击伦敦时，我们的心都向着伦敦，但并不向着它的市长。利文斯顿，这位伦敦市长，尽管对恐怖爆炸事件发表了振振有词的谴责，但我要指出，他在以前可是从未谴责过谋杀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者。利文斯顿对恐怖主义首鼠两端的表现可说是现代版的一幕肮脏的希腊悲剧。

去年，他对一位极端仇恨犹太人的穆斯林传教士张开双臂，邀请他访问伦敦。这样的行为使他成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心照不宣的伙伴。现在，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开始将矛头对准他自己的城市了。今天，利文斯顿就是最新的俄狄浦斯，成为了恐怖罪行--他自己就是这种恐怖罪行的牺牲品--的帮凶。


在欧洲，像利文斯顿那样对恐怖主义持模棱两可态度的人还真不少。他们认为，恐怖主义当然是邪恶，但是只要它们的矛头对着犹太人和美国人，他们又能坏到哪里去呢？现在，欧洲正在为自己的毁灭自掘坟墓，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那样：到处都是仇恨犹太人的喧嚣，好像中了邪。


去年，利文斯顿市长欢迎有“恐怖神学家”之称的埃及传教士尤瑟夫-卡拉达维酋长（Yousef Qaradawi）访问伦敦。正是这位酋长，把自杀炸弹称为“烈士的英雄行为”，并敦促穆斯林们“摧毁侵略成性的犹太人”。利文斯顿称这位酋长是一个“温和而宽容”的人。不过，伦敦的阿拉伯文的报纸Asharq al Awsat的前任编辑当时在他发表的一篇专栏评论中对此进行了驳斥：“从政治层面上讲，卡拉达维酋长代表了最极端的极端主义。”


这位市长大人对恐怖神学家毫不担忧可能另有缘由。长久以来，许多欧洲人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渲染犹太人在20世纪40年代争取从英国人的统治下独立的斗争过程中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干过的犹太恐怖主义历史。利文斯顿说，以色列在建国过程中以及其后的历史中犯下了“有系统的暴力和恐怖”，以色列总理沙龙是一个“战犯，必须送进监狱”，而布什总统则是“本星球生命的最大威胁”。（这位衣冠楚楚的伦敦市长对所有人都很有评价。）


现在，是摒弃这种无休止一遍遍重复的犹太恐怖主义故事的时候了。你大概不会不知道视而不见的罪过吧？的确，犹太恐怖主义曾经存在过，那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如果在叙述这些犹太恐怖主义时闭口不谈犹太人的官方反应，那就是视而不见的谎言。


事实上，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和犹太恐怖主义之间曾经发生过一而再的冲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当时，犹太恐怖主义组织严厉帮在开罗谋杀了英国中东事务部长莫伊纳勋爵。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犹太社会，促使他们唾弃恐怖主义，并对恐怖主义开始了无情的打击，将超过700人送交了英国。


当然，这期间也有停火。当时的犹太当局在独立战争中面对着装备和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因此他们试图招降两个恐怖组织--严厉帮和伊尔根组织，希望他们融入正规军。但严厉帮成员和伊尔根队员一再重操恐怖主义，破坏停火。



到了1948年，在联合国的一位调解人被暗杀后，犹太恐怖主义终于被彻底根除。当时，以色列新任总理本-古里安发布命令：“逮捕所有严厉帮领导人。包围所有严厉帮基地。没收所有的武器。反抗者一律击毙。”不久之后，伊尔根组织也灰飞烟灭。


在最早的一起犹太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一位以色列人这样总结道：“不管阿拉伯人以前干过多少野蛮的行为，都不能成为这次（犹太恐怖主义袭击）的理由。”（事实上，阿拉伯人干得多得多。）本-古里安斩钉截铁地昭告：“没有妥协，没有模棱两可。要么是恐怖之路，要么是犹太复国主义之路。”


现在，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比英国、法国和美国更“恐怖的国家”。利文斯顿之所以要对仇恨犹太人的传教士礼遇有加，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恐怖国家”，而是另有原因。
几千年来，欧洲一直承继了一条简单的法则：找出人类所能干的最坏的事，然后指控这事就是犹太人干的。


在中世纪，黑死病席卷一个个城市。自然，他们就指控是犹太人传播了这一瘟疫。在二战结束后，法国人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罪行就是在战时协助德国。因此，法国就把犹太籍的陆军军官阿弗雷德-德雷夫斯（Afred Dreyfus）以捏造的协助德国的罪名逮捕入狱。而在纳粹德国，犹太人以莫须有的破坏德国罪惨遭****。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坏的罪行，自然，以色列就被谴责（现在仍如此）为殖民主义者和纳粹。在1975年，种族主义是第一号罪行，就在这一年，联合国忠实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
今天，恐怖主义是头号罪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自然就加入到利文斯顿的行列中，把以色列称为恐怖国家。仇恨犹太人是欧洲不灭的火焰。


    但是现在，伦敦市长也许会在欢迎别的恐怖神学家访问之前深思再三。那些神学家自己应该贴上一块健康标牌：“警告：恐怖主义者不光杀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