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霸权均势”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的中国外交

wuliumu · 发表于 2010-12-9 23:42:40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政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1]。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2]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3]“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间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4]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5]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锥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6]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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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7]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8]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9]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10]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11]
　　庞大的陆军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力量，而且军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军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主权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12]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13]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14]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15]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独立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独立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16]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rn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17]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台湾问题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18]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19]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图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图，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20]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图，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图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21]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台湾问题、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22]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23]。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政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24]。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
　　与国家形象和地区制度文化不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各国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25]不容否认，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仅仅经济相互依赖对均势思维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均势思维主导各国外交政策，制衡乃至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虽然仅凭复合相互依赖也不足以让各国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但各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势必大幅增加均势体系内制衡行为的物质成本。相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能为各国摆脱均势思维影响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支持，从物质层次制约均势思维的影响。
　　以中日关系为例。2006年，中日两国之间组织了大规模的高中生互访活动，850名中国高中生访日，同时有200名日本高中生访华。通过两国高中生在对方国家亲身体验生活与交流，加强了两国国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互信，从而达到了培育两国长期关系发展的基础。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将2007年定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2007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又将2008年定为“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此类交流活动跨越性地扩大了两国国民之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虽然离复合相互依赖的程度还有很大距离，但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近年来的中国外交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和打造地区制度文化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在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加之中国与大多数亚太国家在地理上的接近、文化上的渊源，中国和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越来越广泛深入。除政府间联系外，其他各领域、各层次的民间联系非常广泛。在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基础上，就中国与亚太各国的问题和议程而言，军事安全未必成为首要问题，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也将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非常关切的问题。
　　注释：
　　[1][11][1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187, p.216, p.209.
　　[2]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3][5][6] 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于《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4]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19.
　　[7] See Michael W.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7.
　　[8][9][17][19] 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49, p.47, p.145, p.124.
　　[10]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nd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J. Writz, Michael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Revisit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0.
　　[12]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in World Politics, Vol.2, 1950, pp.157-158.
　　[13][14][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第3页。
　　[15][18]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 年第4期。
　　[20]See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See 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Foreign Affairs, 2000 (1/2).
　　[22]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0-141.
　　[23][24]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0, p.43, p.43.
　　[2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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