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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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东北亚;安全战略;安全共同体
　　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历来是大国军事与外交战略中的必争之地。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此激烈争夺、交替影响,由于两国势均力敌,该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凸显。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欲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试图在东北亚建立以霸权稳定模式为基础的政治、安全秩序。实践证明,这种安全架构并不能为东北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并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能否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成为东北亚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美国的霸权态势
　　当前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在世界推行单极霸权的结果。“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冷战结束以来,该理论在国际安全领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论”的创立者,他认为霸权国家的存在可以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hegemonicstability),并提供诸如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及稳定而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公共物品”。西方学者往往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论证世界秩序的稳定性。但有的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霸权国家都愿意提供一种惠及他人的国际秩序。霸权国家提供的所谓“公共物品”并非真正的“公共物品”,它们的受益者只是少数。在美国官方文件、媒体和学术研究中,通常将这样一种模式称之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作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各个领域和层次上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制度与规范。美国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对世界和平、自由及繁荣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2000年7月发表的报告中也指出:当今的美国是惟一有资格塑造国际体系、促进未来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国际和平与繁荣的国家。”据此,美国把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目标确定为保持地区稳定、核不扩散以及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这一地区。为此,美国通过巩固和加强原有的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创建新的安全机制,努力推动建立霸权稳定模式,以确保“在地区及全球各组织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同时通过“与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合 作来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东北亚”。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已进行重大调整,传统的国家间的对抗已退居次要地位,反恐战争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国际反恐合作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来,并制定了“先发制人”战略,即“在遏制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果断地击败任何敌人”。不难看出,不论是先发制人战略亦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才提出来的,而是美国在面临新的国际安全环境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时所做出的反应。这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传统的威慑观念对恐怖主义不起作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给予反击”。可见,先发制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传统安全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东北亚的传统安全利益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只是在国际反恐的大背景下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美国是否在东北亚地区获取了霸权,或者说这种霸权稳定模式是否已经完全成型,人们对此还持有争论。但是,不可否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事务尤其是安全事务中占据了某种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首先,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国力,积极介入东北亚地区安全事务。美国虽然不是东北亚地区内国家,但基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的理念,美国一直力图维护该地区的安全秩序以保障其地区战略利益的实现。2001年,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亚洲研究报告提出美国对变化中的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所应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需要把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因素融为一体,而且前提必须是确保和增强美国在亚洲霸权的战略,乃至全球领导地位。“调整美国在东北亚的立场,保持东北亚设施的使用权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前提。”由此可见,为应对亚洲地区的新挑战,美国开始构建一种相互协调的综合性的亚洲新战略:加强和扩大现有的亚洲安全联盟;在非盟友性地区大国之间实行力量均衡政策,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筑一个多边安全框架结构,以巩固和加强21世纪初期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一直主张与朝鲜进行安全对话,通过外交手段来进行解决。布什认为:我们确信外交途径能够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法。”其政策本质是为了防止朝鲜不至于采取过激的军事行动,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以确保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地区的主导优势地位。在大国关系方面,美国利用美日同盟来牵制中国,同时达到控制日本的目的。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是使日本与中国虽然互相疑忌却还能共处的关键角色。”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同时指出:美国的目的是通过保持一项积极的接触政策、海外存在以及强化同盟关系来减少不稳定因素,同时寻求新的机会增强信心和共同安全的精神”。由此可见,美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支配权。
　　其次,不断加强与完善军事同盟体系,确保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柱之一是“增进美国的安全”。为实现这一目标,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断调整其军事战略,把军事力量看做是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保证。冷战后,美国继续驻兵日、韩两国,其正当性遭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1996年6月通过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其作用在于再次确认了美国驻军东北亚的必要性及安保条约体制的重要性。美国的战略策划者们认为:任何减弱美日同盟的可能都值得美国严重关切。一个不再紧密依靠美国安全保护的日本必将强化自身军事实力,以便保护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而日本的军备建设必然会使中国与韩国感受到威胁,并相应增强它们的实力,以至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同时,如果美日同盟削弱,美国就不得不从日本撤军,从而直接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投送能力。总体结果是,日本不再与美国紧紧站在一起,把它可怕的经济和技术实力转向发展军事力量,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军事实力有所增强,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削减,这种情况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也极为重视美韩同盟,认为:美韩安全联系是强大的和可行的,在过去的46年中它已经成为保持半岛停火的主要因素。而且它还将对韩国的迅速发展以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美国将其同盟体系与在东北亚地区的驻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美国维护东北亚霸权地位的基石。
　　最后,致力于扩展与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约瑟夫?奈将扩展同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确定为东亚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美国虽然在东北亚安全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基于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复杂性,美国认识到,单凭自身及同盟国的力量难以建立并维持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为此,美国加强了同地区内非同盟国尤其是同中国的安全联系。美国认为:要实现亚太地区的持久安全,没有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认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在远东爆发“涉及中国根本利益,而仅仅涉及美国的边缘利益的地区性冲突时”,中国有能力使美国蒙受“不能接受的损失”。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既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又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军备竞赛、毒品走私、环境恶化等。这些问题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综合安全”。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也成为发展安全关系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在其重要利益获得满足后,会与美国一起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二　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美国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对于安全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视,并形成一套成熟、系统、规范的安全研究范式。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虽发生了重大调整,但它的权力扩张政策和确保全球范围内优势地位的目标并未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国在东北亚推行的霸权稳定体系屡屡受阻,充满变数。正是由于美国安全战略自身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就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
　　第一,双边军事同盟的强化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
　　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美国为确保自身利益在东北亚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进一步恶化了本已存在的地区安全困境。美日同盟一方面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起着“瓶塞”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崛起”的重要工具,因为“考虑到亚洲的人口、技术和经济资源,如果一个敌对大国主导这一地区,将对美国构成全球性的挑战并威胁到当前的国际秩序”。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强化及日美防卫指针的重新修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共同对付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使中国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势必增加地区安全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于美韩同盟来说,遏制朝鲜“威胁”与维持地区“稳定”是其冷战后得以继续存在的两个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其极力谋求发挥的两个最主要功能。但是美国不断强化美韩同盟的做法,加剧了朝鲜方面的安全危机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朝鲜大力发展核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而使朝鲜半岛安全形势趋于恶化,并有可能引发东北亚地区核军备竞赛。美国加强同盟体系的做法“反映了美国在亚太谋求霸权的战略本质,其结果是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猜测和不满,加深了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不利于建立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第二,地区力量多极化趋势对美国霸权形成制约。
　　“霸权”习惯上被定义为至高无上的管辖权,实现霸权意味着拥有绝对的权威。美国虽然在该地区处于相对有利的战略态势,但中、日、俄等作为地区内有影响的大国,成为美国霸权的主要制衡力量,对美国的霸权战略构成了较大的制约力。近几年,俄罗斯经济情况有了实质性的好转,国力有所增强,因此增加了对东北亚事务的参与力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将会在该地区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半岛核问题的解决,美国不得不同中国达成共识或寻求合作。尽管日本安全上受制于美国,但日本认为东北亚安全与本国安全休戚相关,将朝鲜半岛视为“插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匕首”,因此一直寻求东北亚安全政策的独立性,如日本极力主张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的机制化,力图确立在东北亚事务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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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地区主义的兴起将会限制美国霸权向广度、深度发展。
　　地区主义是指民族国家的政府走到一起,通过由上而下的形式,建立促进地区合作的机制,包括正式的协议和机构。因此,地区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以地区内国家为主要行为体、基于共同观念或认同意识的地区多边主义制度安排。东北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新型安全观逐步形成。以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利益与互信,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和平解决争端,正成为地区共识。过去的领土争端现在变成了加深合作的动力,全球化所带来的共同问题也促使合作向纵深发展。而且,东亚蓬勃发展的地区主义正由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最值得一提的是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对东亚地区主义的贡献。二者在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而增加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现状客观上也需要一种地区安排。作为东亚的一个次区域,东北亚无疑会受益于此,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这样,地区事务的管理与安排就不再完全受大国的控制或者从属于全球政治力量均衡的要求,而是主要以地区内国家的利益以及它们对地区稳定、秩序与更好地应对全球竞争挑战的需要为基础。也就是说,管理地区安全的制度结构应该呈水平状态由地区内的国家来控制(而不是等级制状态),由外部霸权国家与地区内国家的关系来决定。
　　三　构建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新的平衡格局
　　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地区推行霸权稳定模式,并不能给该地区提供长期的、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发展一种新型的安全机制来维持地区安全秩序,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客观要求,安全共同体”成为构建东北亚新安全秩序的首要选择。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现状来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权力分配不平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存在众多的安全困境;二是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不复存在,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成为各国的共识。这两个特点一方面决定了东北亚走向“安全共同体”的道路是艰难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各国可以通过寻求相互合作、建立“安全共同体”来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安全共同体”强调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积极认同,任何一国的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作为解决彼此间冲突与争端的手段。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做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并且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多伊奇把安全共同体视做一个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群体,一体化不仅使它们具有了共同的意识,而且也确立起了足够强大和广泛的制度,从而使人们确信存在着长期的、可依赖的和平变革的期望,也就是说,相信共同的社会问题必须而且能够通过和平变革的进程加以解决。阿德勒(EmanuelAdler)和巴纳特(MichaelBarnett)认为,安全共同体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和平的变化持有可靠的预期。阿德勒和巴纳特还提出了安全共同体建立的三层级图式。第一层级是共同体的初始阶段。在这一层级,由于科学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国家之间的互动频率和机会,促进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尽管这一层级的政策协调和国家合作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和现实的需要,但这种国家之间的联系毕竟为信任提供了可能。第二层级,共同体的上升时期。随着国家间的互动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层面的物质交换和观念交流日益广泛,国家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出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的因素,从而产生和平变革的预期。第三层级,共同体的成熟时期,国家实现了集体认同,达到了和平变化可靠预期的必要条件。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对对方的意图、动机和信息不确定,但
　　仍然相信对方将会按规范的预期行事。国家可以通过彼此的互动,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塑造出对威胁的共同感知。当国家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形成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时,国家不再使用暴力来解决它们的争端,安全共同体就建立起来。
　　按照阿德勒和巴纳特关于实现安全共同体的三阶段说,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已现雏形。具体地说,目前正处于第一层级向第二层级过渡的时期。也就是说,随着国家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增加,人们认识到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性,进而在这种共同意识的指导下,国家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培育相互间的认同感,并期待能够产生和平变革的共同预期。2003年10月7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第二协议宣言》把2020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作为东盟区域安全合作的新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安全共同体”理论首次以相同的名字出现在安全地区主义的实践之中。随着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密切,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安全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2001年,由东亚12国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研究报告,并于第二年再次提出。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发表的合作宣言也提出把“东亚共同体”作为目标。2004年在第十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这标志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已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而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已经被东亚13国所接受,已经成为共识。东亚13国已经同意,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第一次东亚首脑会议,即东亚峰会,这又将成为东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安全共同体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东北亚来说更是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进程已经起步。
　　毋庸置疑,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及整个地区的认同意识较之安全共同体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们不能以一个成熟、完善的安全共同体模式所具备的要素来判断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在现阶段实现的可能性,而应将分析的重点更多地集中于安全共同体实现的过程与路径依赖。安全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就是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沟通与交往、对话与磋商的主渠道。东北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为地区间沟通与交往的加强创造了条件,其深层次的目标是建立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制度或安全联盟。而且,新地区主义特别强调地区内聚力和地区认同等政治理念的建构。事实上,安全共同体”正以强大的生命力直接进入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安全地区主义的实践前沿。对于东北亚来讲,安全共同体的第一层级主要表现为“合作安全”,或者说与“合作安全”基本重合。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把合作安全描述为:一种广泛的安全取向,它在范围上是多向度的,在性情上是渐进的;强调确保而非威慑;是包容性的而非排斥性的;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于双边主义;在军事解决办法和非军事解决办法之间并不偏爱前者;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要求创设正式的机制,但也不拒绝;此外,强调在多边基础上形成‘对话的习惯’。”而且,合作安全表明的是磋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可见,建立合作安全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只要参与各方拥有避免对抗和冲突、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政治意愿,合作安全就能够展开。中国认为:尊重多样化现实,发挥多样化优势,寻求多样化发展,逐步形成多层次、复合型的合作框架,这是本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宝贵经验,也应是探索区域安全合作的有益借鉴。合作安全是维护国际安全的有效途径。各国应摒弃以实力抗衡谋求安全优势的旧式思维,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提高应对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与效率。共同安全是维护东亚安全的最终目标。事实证明,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单方面的、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各国在实现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尊重别国的利益和关切,为对方的安全创造条件。”因此,合作安全模式既是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一种现实选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基于合作安全机制的特点,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安全合作模式。这是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合作,因此不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只能局限于冲突与危机的预防以及信任措施的建立。随着东北亚新地区主义的不断推进与合作安全机制的不断成熟,有理由相信东北亚地区必然走向“安全共同体”。
　　很显然,美国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安全模式的发展前景。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包括东北亚在内)并非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因而地区性安全机制尚未提上美国的重要议程,那么,进入90年代,美国感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美国显然比这以前更加紧了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的活动,这可以看做是美国对东北亚战略的调整。鉴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现状,美国逐渐认识到:单凭自身的力量及双边同盟关系,很难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美国开始强调解决方式上的“区域方法”。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美国在保持对朝军事威慑的前提下,竭力摆脱朝鲜所坚持的核危机是朝美两国关系的提法,将问题扩大为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和国际不扩散领域内的安全合作问题”。由此可见,美国的霸权是一种“制度霸权”,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合作出现所需要的条件,还将取决于既有机制的模式。新的国际机制的创设也许由旧机制所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感而得到促进。机制很少是从混乱中出现的,相反它们是互相依靠的。促进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因此,美国虽然将双边军事同盟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但也并不完全排斥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它认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是既有安全机制的有益补充。这无疑为该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加之美国极力推行“霸权稳定论”,决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因此,在目前美国对东北亚安全事务发挥支配作用的情况下,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发挥合作安全的优势,在实践中弥补美国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进而经过充分的、较长时间的发展,逐步成为未来东北亚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