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爱国者-曹

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       布尔的世界秩序研究      布赞的安全复合体思想
17、巴瑞•布赞的新安全观
    一、《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首部著作
   (一)安全概念：布赞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挑战
《人民、国家与恐惧》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布赞认为，要理解国家安全问题，“提供”而不是“恢复”一个安全概念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概念从未被恰当地研究过。 赞相信，持续努力地创造一种正确的安全概念是极为必要的。要旨在于，"安全概念提供一种方式，可以将国际研究中许多彼此孤立的理论和分析领域结合到一起。这些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研究、战略研究”等等。《人民、国家与恐惧》的目的就在于努力阐述这些关联，并展示了这种研究的吸引力。布赞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采取多元主义，详细地发展了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达到概念和分析上的完整与清晰。
    (二)层次分析与领域分析 。布赞欣然承认受惠于沃尔兹的3个层次分析方法。尽管布赞在一些方面是沃尔兹的批评者，沃尔兹的国际体系概念仍大大地影响了布赞。在许多方面，沃尔兹都为布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
    (三)安全与国际体系
    (四)地区安全与复合安全理论
    传统上，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层次分析的辩论总是集中在单位(国家)和体系层次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区域内国际关系这个中间层次。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坚持把“地区次体系”作为安全分析的对象，并发明了“地区复合安全”概念，其目的是脱离那种过分强调权力作用的倾向，并让地区层次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方法将安全看做一种相关现象，亦即任何人想要研究安全问题，就得面临如下问题：这个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深陷于安全相互依赖的全球网络之中。但是距离越近，威胁就常常越大，因此不安全通常与邻近性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许多国家更可能害怕它们的邻居，而不是遥远的强国。在一个地理分布多样化的无政府国际体系内，安全相互依赖的形式就是建立在地区基础上的集团，即“安全复合体”。在这种基本的次结构中，权力分配和敌我关系的类型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人民、国家与恐惧》：局限及影响
    《人民、国家与恐惧》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布赞所采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是好的。但在融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布赞并没有超越他对于现实主义的偏爱。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物质主义范围内的融合，而没有把观念和文化因素充分容纳进来。这一弱点在他论述威胁与脆弱性的时候尤为明显，即过于强调物质的作用，而忽视社会或观念因素。另外，该书已经开始使用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尤其是他成功地将“地区”这一次体系层次结合到了安全概念之中。但是与层次分析相比，领域分析就弱得多。他虽然把安全问题分成了不同的领域，但并没有深入地解释领域分析和安全逻辑的互动关系。
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安全概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有《人民、国家与恐惧》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安全研究的任务已经由奥利•韦弗尔等新一代学者们承担起来，他们从历史、哲学和政治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讨安全概念。在布赞和韦弗尔的引领下，这种颇有特色的安全研究方法后来发展成哥本哈根学派。  
反思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
18、建构主义的主要流派
（1）、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
1、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三个重要内容为后来的建构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第一，英国学派将国家组成的体系不仅仅视为国际体系，而且也视为国际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其重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理论思想。第二，在本体论上，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也有相似的地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继承了格老秀斯传统，其理论在本体论上也属于重视理念作用的弱式物质主义。另外，在方法论上，英国学派赞成整体主义；在认识论上，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演进都是英国学派所重视的研究内容。第三，英国学派的研究议程。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定义是：“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布尔认为，由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共同文化和文明基础组成的国家群体可以称为国际社会。维持国际社会的诸多因素成为研究议程上的重点问题，英国学派的理论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规则。
2、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社会性交往，因此也对现代建构主义产生了影响。功能主义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社会化过程的细致研究。在早期功能主义的论述中，功能性合作被视为克服国际冲突的重要条件。一旦功能性合作在一个领域发生，其效应就会扩展，从一个领域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形成跨国家的合作网络，并且，这种合作是一种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最终使得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功能主义理论家密特拉尼来说，这种功能性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行为体在社会性互动实践中界定了相互的角色。
新功能主义将功能主义的合作行为和学习过程从低政治领域扩展到高政治领域，尤其是将政治精英的态度视为区域一体化的根本要素。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哈斯认为，行为体要取得各自的利益，需要进行功能领域的合作，比如欧洲的煤钢共同体。但是，仅仅功能性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政治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态度和支持是一体化成败的关键。在后来的研究中，哈斯越来越感到，仅仅凭借共同利益的合作难以持久，也不会稳定。更深层次的信念和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哈斯的著述中，社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学习和互动过程产生的外溢效应以及持久合作中观念的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约瑟夫•奈是20世纪70年代试图复兴和发展新功能主义的重要学者。他的政治精英社会化观点和认同吸引力对后来的建构主义也产生了影响。奈的新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沿袭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其中对社会性因素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比如政治精英的认同感和社会化。后来，奈提出的软权力等概念，则更是强调了非物质和非结构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3、 沟通交往理论。     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建构主义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多伊奇在1957年《政治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地区》对安全共同体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他们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不会以战争解决争端的高度融合的人群。安全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整合型，是由多个实体组合成的国家，比如美国。另外一种是多元型，即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比如欧盟。从根本上说，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不同国家的人们产生和培养认同的结果。
对于安全共同体来说，其核心就是多伊奇所说的交往沟通。交往沟通是社会活动，所以交往沟通的理论是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最具社会意义的理论，它的核心概念是认同感。多伊奇认为沟通是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沟通是维系组织存在的粘合剂。沟通本身就能使一个团体拥有共同的思想、观点和行动。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产生不同的身份定位，可以形成相互的认同。
（2）、建构主义的基本学术理念
首先，社会世界是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的世界。这一假定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客观事实和社会意义。主流建构主义不否定客观事实。温特在说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称其为“弱式物质主义”。在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因素的同时，十分突出地强调了社会意义的概念。
第二，施动者和结构是互构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本体优先性。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探索的问题。国际关系学发生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第三，观念的力量是巨大的。建构主义重申了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对观念因素做出了新的解读。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念一直是理论家关注的因素。比如，卡尔认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是经济实力，第三种是支配舆论的力量。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也对观念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对硬科学的追求使新现实主义者压低了观念的作用。建构主义在两个方面突出了观念的作用。第一，建构主义认为观念确实可以起到因果作用。第二个观点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这就是：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观念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的利益。
(3)、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与中国的思维方式有着相通之处。建构主义本体论是一种弱化物质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更加注重社会关系、注重价值规范、注重互动过程、注重观念的力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理念在本体论上也不过分地强调物质主义。
第二，建构主义适应了中国巨大社会变化的需求。建构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重大不同是承认客观事物的可变性。建构主义观察世界的基本角度是社会事实大部分是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学人的刻苦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方面做着认真的探索和艰苦的努力。
(4)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19、女性主义：多种范式
自由女性主义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妇女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等权利，要求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流派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将妇女带入国际关系”和“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妇女”。激进女性主义主张，父权制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认为国际关系的传统主题、国际关系强调主题的方法以及出自这些分析的解决方法，全部来自男子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钟情于国际关系中冲突的一面，认为女性主义必须从女性的经验、观点与立场出发重新规划国际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宏大叙述与传统的两分法，不同意将世界各国妇女看成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强调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与妇女之间的差异，注重不同主体间的协商、对话，看重倾听与移情合作，强调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提出用“关系国际”取代“国际关系”。使用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者拒绝承认这种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反对将妇女与男子、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反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理论学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主流国际关系提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假设。通过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把妇女与女性特质带回国际关系，还原真实、完整的国际关系，创建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国际关系理论。

20、批判理论研究
（1）、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形成的主要背景（20世纪80年代）
首先，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在20 世纪70年代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国际关系的现代性面临合法性危机以及重建合法性的关键时刻，人类社会处于政治大变动的转折点上。
其次，国际关系学在经历了“方法论革命”后，面临着新一轮的理论重建，出现了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态势。
最后，欧洲思想的新发展，特别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反新现实主义的思想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
（2）、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基本理念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没有形成一个缜密的学理体系，其基本宗旨在于批判新现实主义的种种“谬误”及其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本体论根源。(一)实证主义不能全盘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反实证主义是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立场。人类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与自然界有着重大区别，实证主义有其局限性，必须结合批判理论加以综合解释。
(二)国际关系理论既要解决问题，更要关心人类解放
    (三)技术统治旨趣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大敌
国际关系理论界存在着技术旨趣主导的状况。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统治的旨趣对于理论建设不是毫无意义，但它只是多种知识旨趣中的一种，在世界政治发生转折性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的理论旨趣不应像19世纪那样倡导技术统治旨趣，而应更多关注与批判理论相联系的解放旨趣。
(四)建设世界共同体有必要限制战略理性，提倡沟通理性
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对以林克莱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行动) 、战略理性(行动)和沟通理性(行动) 。其中沟通理性是一切话语的前提，是评判个人认知和社会组织的标准。就批判理论而言，其任务就是要高扬人类的沟通理性，将之从技术工具理性和社会战略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重建理想语境下主体间自由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条件。
（3）、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影响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上述理念振聋发聩，在20世纪80年代初挑起了一场罕见的论战。
(一) 批判理论的发展对国际关系元理论特别是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方法论革命”造就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但这种霸权的解体首先是从认识论开始的，而认识论的大讨论正是肇始于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过程就是国际关系认识论的转向过程。
(二) 批判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新界定。在传统科学那里，每一件事都是必然的，因为必然性意味着事件独立于观察者或绝对肯定的预测的可能性。在批判理论看来，全面而不是分割地看待国际社会，批判而非假定地认识世界秩序，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非完全实证主义地归纳事实，才是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
(三) 批判理论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发展；
(四) 批判理论为社会建构主义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
(五) 批判理论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提供了启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批判理论提出来的实践观念以及社会实践本体论思路应该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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