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俄罗斯对华政策的走向及深化两国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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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新俄罗斯第五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宣誓就任，次日前总统普京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俄罗斯最高权力实现平稳更替，俄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俄罗斯是总统制国家，总统主导国家内外政策。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俄最高权力更替会否导致重大路线调整，其对华政策会否发生变化？俄罗斯是个世界大国、我最大邻国、战略协作伙伴国，中俄关系对我战略全局意义重大，我对上述问题必须做出审慎而准确的判断。从各种影响因素分析，笔者认为，在新近组成的“梅普”权力架构下，俄罗斯现行对华政策有望得到较好的延续，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望进一步深化。

　　一、俄现行对华政策有望得到很好的延续

　　最高权力更替不会导致重大路线调整。首先，梅德韦杰夫是普京的门生、普京各项重大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普京在内，俄罗斯上下普遍相信梅将忠实于普京路线。其二，普京仍然留在最高权力中心，继续掌握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主要权柄，并且很可能是位“强势总理”。其三，“亲普京政党”掌握了杜马绝对多数议席，新的政治力量格局为保证普京的“领袖地位”、延续其路线提供了重要政治依托。其三，普京路线比较符合俄罗斯的国情，其可行性已经为俄罗斯立国以来反正两方面的实践所证明。普京具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已经树立起“英明领袖”、“民族救星”的崇高形象。在此情况下，任何人要想推翻普京路线，都将面对难以逾越的民意障碍。因此，不少专家认为，今后几年的俄罗斯高层权力结构仍将是“以普京团队为基础、由普京亲自掌舵”的垂直权力体系，尽管可能带上梅德韦杰夫的某些个人色彩，但是较小可能弱化普京路线。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俄最高权力更替“不是普京时代的终结，而是新的普京时代的开始”，普京仍将是“普梅二重唱”的领唱人。

　　普京路线的延续是其对华政策延续的重要基础。普京对华政策是其总体路线的组成部分。在普京路线总体延续的情况下，俄罗斯对华政策极小可能因最高权力更替而发生逆转，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某些调整的可能性。普京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对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普京一再承诺“将确保现行对华政策得到延续”，任何人要改变对华政策，他都将“亲自干预”。新总统梅德韦杰夫直接参与了普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各项重大决策，由其担任组委会俄方主席的“俄罗斯年”和“中国年”系列活动取得突出成效。有充分理由相信，梅德韦杰夫也是对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其出任总统对两国关系的深化是种积极因素。

　　俄现行对华政策具有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领导人执政理念和行为风格仅是影响国家关系的次要因素，国家利益才是国家关系最重要的基础。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国际战略环境、国家战略任务相似，国际战略诉求、国际战略理念相近，战略利益广泛一致，为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性保证。另外，俄罗斯的“主权民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俄罗斯的“可控市场经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发展模式、价值观的趋同，也有利于国家关系基础的拓展。

　　两国关系具有比较健全的机制保证。以平等尊重、互信协商、互利共赢、互不干涉内政、“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准则的确立，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边界协定、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协调与避免冲突机制的完善，既是国家关系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有效机制。中俄关系近年来的既有发展则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俄“国家年”的相继举办，高层互访、战略对话、民间往来的增多，不断加深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两国高层对机制建设的高度重视，目前正在协商建立和完善深化各领域合作的相关机制，有望对两国关系产生新的推动。

　　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出现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两国有望更加相互看重。中国与俄罗斯都是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发展势头强劲，发展前景为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更为两国相互看重。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民富有创造力，只要坚持目前发展方向，就一定能够走向富裕、强大，并且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大国贡献。俄罗斯也高度评价中国的和平发展，预测中国不久将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更为重要的是，中俄主流民意相互确信对方的和平发展意图，欢迎对方的和平崛起。中俄相互看重的进一步增强，必将为两国战略关系的深化提供新的基础和动力。

　　两国有望更多相互借重。中俄都面对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遭遇到某些大国的遏制和挤压，必须相互支持。在国际战略格局进入大调整、大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两个在建设多极化世界问题上理念相同、在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问题上利益和取向相近的大国，必须紧密协作。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需要相互支持；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两国需要相互支撑。对于俄罗斯来说，借助中国具有更为现实的需求：俄美交恶，两国关系进入冲突多发期，互为战略对手的局面正在形成，俄需要借助中国扩大战略纵深、强化战略地位。因此，无论何人担任俄罗斯总统，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都难以改变现行“睦邻友好、合作借重”的对华政策。

　　两国各领域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已经进入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并举的新阶段。不论政治、安全领域，还是经济、人文领域，合作都在不断深化。务实合作的深化必将为战略协作的扩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尽管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政治互信不足等障碍性问题，俄罗斯“张扬式”崛起给中国外交运筹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各领域交往的密切也可能使利益摩擦增多；但是，只要两国坚持坦诚沟通、贯彻“互利共赢”理念，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因此可以充满信心地讲，俄罗斯最高层权力更替，极小可能对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两国战略协作有望更加紧密，务实合作有望全面深化。

　　三、两国必须共同解决国家关系中的深层次问题

　　鉴于中俄关系对两国战略全局均具有重大意义，两国必须下大力深化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为此必须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夯实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民意基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关注、努力解决以下深层次问题：

　　（一）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问题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走过12个年头，12年来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中俄关系的定位是完全正确的。尽管自1996年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不论国际形势还是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空间依然巨大，没有必要为两国关系设计新的框架。

　　首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这种关系框架的建立不是出于一时之需，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建立在两国广泛、长期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之上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

　　其次，“协作”一词的内涵尚未在实践中充分体现。俄文“协作”一词本来是个军语，准确的中译应为“协同动作”，而不是一般的“合作”。其内涵是双方“按照目标、任务、地点以及遂行任务的时间和方法而采取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而目前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水平，与“协同动作”的高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其三，建立“军政联盟”的构想不合时宜。俄罗斯战略研究界有人提出，俄中应建立“军政联盟”、共同制衡霸权主义。这一构想虽然出于深化两国战略关系的良好愿望，但是有可能形成新的两极格局、引发新的集团对抗，不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中俄结盟还可能引起美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弹，恶化两国的安全环境，不利于两国的和平发展。因此，起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俄不宜结成军事政治联盟，上合组织也不应向军事政治集团方向发展。

　　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内，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胡主席提出的“五个伙伴关系”方针，两国关系必将取得新的发展。

　　（二）对对方崛起性质的判断问题

　　两个大国、大邻国同时崛起，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敏感、最具关键性影响的是对对方崛起性质的判断。

　　尽管俄罗斯的崛起有些“张扬”，有可能给我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但是总体看，有利于缓解国际战略力量的失衡，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有利于减轻两国承受的霸权压力、改善两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俄罗斯的崛起还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完全有希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发动机，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多个发动机。因此，中国真诚地欢迎俄罗斯的和平崛起。

　　俄罗斯高层和多数精英对中国崛起性质的判断总体上也是积极的。他们确信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赞同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视中国快速发展为俄加速崛起的机遇、努力“搭车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声音，正在逐步压倒“中国威胁论”的杂音。

　　但是，不同认识仍然存在，对两国关系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特别在俄罗斯，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外部势力代言人贩卖某些大国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散布“中国移民扩张论”、“中国经济扩张论”的情况仍然相当突出，严重干扰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的深化。中国国内也有少数人坚持“俄罗斯不可靠论”，担心俄罗斯强大后会重走扩张称霸的老路。两国有识之士对此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不能不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对存有疑虑的民众，则应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要相信，事实最能说明一切。

　　（三）我在俄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影响扩大问题

　　俄罗斯虽然看重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及中国的积极作用，但是某些人担心中国对中亚影响扩大，主导上合组织的发展，妨碍俄对中亚的政治、经济控制。这种疑虑已经成为俄在上合组织某些领域合作中姿态消极的深层原因。

　　化解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是切实贯彻“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关键在于从建立伊始就确立了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理念，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宗旨的“上海精神”。只要认真践行“上海精神”，所谓“中国挤占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事实将证明，中国在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中积极作用的发挥、政治经济影响的扩大，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的深化，也有利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不存在谋求中亚地区和上合组织主导权的意图和政策，更不会对俄在中亚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中俄在中亚地区及上合组织建设问题上战略利益广泛一致，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世纪，任何国家都不应存在控制某个地区、某些国家的欲望。

　　（四）外交上的非协调性问题

　　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外交上相互协调必不可少。近年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总体进展良好、成效显著；但是相互猜疑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中俄间的相互疑虑似乎更为突出。

　　两国都以对美关系作为外交战略的优先方向，甚至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两国都对对方与美国的交往十分敏感，担心对方与美国做交易、损害己方利益。而对美关系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领域，在此领域的不协调势必影响到战略协作的水平和效能。

　　鉴此，中俄应以“两国在对美关系问题上利益与理念广泛一致”的判断作为增进相互信任、促进相互协作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加强在对美关系问题上的沟通、磋商，及时消除疑虑、加强协调。应当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但是这种共同利益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并不存在冲突；中国在对美关系上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建立“战略关系”；中国讲求“共赢”，不会与任何国家做任何有损第三方的交易。为了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中俄应当共同争取与所有大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五）经贸关系失衡问题

　　最近一年多，两国经贸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贸易结构发生变化。去年我对俄机电产品出口快速上升到对俄贸易额的50%，而俄对我机电产品出口大幅下降至其对我贸易额的1%。俄罗斯从上到下几乎都在担心沦为中国的“资源附庸国”。二是俄由顺差变为逆差。去年俄对华贸易逆差88亿美元，而此前多年俄一直保持顺差。俄一时难以接受、适应，甚至出现了“对华贸易吃亏论”。三是中国某些商品对俄出口增长过快。俄担心威胁其企业生存，出现对华“反倾销调查”舆论。四是经济合作的质量偏低。相互贸易多、投资少。我对俄投资十几亿美元，俄对华投资仅有2亿美元。在技术研发方面，两国的合作更少。五是两国能源合作进展缓慢，军技合作几乎停滞。

　　上述问题导致俄罗斯某些人对我所谓“经济扩张”的忧虑增大、相互信任受损，有可能成为两国贸易摩擦增多的燃点。鉴此，两国应共同谋划化解办法。中方应努力推动本国企业增进对俄技术优势的了解，理解俄方的利益与关切，扩大俄机电产品的进口。俄方则应真正认识到提高其机电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加大其机电产品推介力度、增强履约能力的重要性。实现贸易平衡应是双边的共同诉求，一时出现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两国均应以平常之心看待。要积极推动两国相互投资，扩大技术合作，提高经济合作的质量。在能源合作问题上，双方应认真研究解决在具体利益特别是价格问题上分歧的办法，真正实现“互利双赢”。。对军技合作，两国则要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尽快予以激活。要尽快建立健全政府间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按照国际通行规则，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及时将分歧解决在初始阶段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最高权力更替后的中俄关系，既要充满信心又要悉心经营。两国应以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共同推动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的深化，同时相互借助对方崛起的历史机遇，服务于本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于世界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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