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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09年 确保两岸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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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5 08:32:0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两岸二轨互动,开启政治接触先机。
  中评社香港12月16日电/台湾的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著名两岸问题专家杨开煌在《中国评论》月刊十二月号发表专文《政治接触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者强调:“政治接触是困扰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核心课题,而且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文教关系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故而两岸政治关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两岸关系就一日不能正常发展。”文章内容如下:

  两岸政治接触:对台政策新目标

  2008年12月31日胡Jintao发表了“胡六点”,描绘出**对发展两岸关系的新构想。大致而言,**的构想是“整合经贸关系,加强文教交流,启动政治接触”,整合经贸是两岸关系整合的物质基础,文教交流是两岸关系整合的社会基础,政治接触是两岸关系整合的关键步骤。

  三者之中,经贸关系在2008年5月之后,加速启动,符合两岸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战术设计: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简后繁所以进展快速。基础已经相对稳定,也自有其逻辑的惯性,故而不是“胡六点”真着力所在。

  文教交流是两岸整合的重要步骤,特别是在台湾出现认同困扰的情况下,文化、新闻、教育的交流是增加两岸理解,重塑两岸认同的和平途径,对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战术作为,所以是今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长期重点工作。

  政治接触是困扰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核心课题,而且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文教关系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故而两岸政治关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两岸关系就一日不能正常发展;当两岸经贸关系逐步正常化之后,北京当局就很期待两岸可以早日进行政治接触,以固定两岸关系的法理状态。

  所以“胡六点”中最为重要的信号,就是建议两岸“双方要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准备、创造条件。双方可以先由初级形式开始接触,积累经验,以逐步破解难题。”这可以说**在完成两岸“三通”之后,另一个重大的目标。

  正因为北京方面十分清楚政治谈判的难度和急迫性,是以北京当局务实地提出“由初级形式开始接触”作为启动的第一步。对此,台湾由于内部的复杂因素的牵绊,对两岸政治议题比较敏感,故而对政治议题的“初级形式开始接触”都不敢回应。更不论启动实际的行动了。

  因此,从今年的两岸关系走势来看,总体而言,比2008年下半年的两岸关系增加了曲折和变化,同时也突显了当前两岸关系的潜在危机——缺少政治接触和沟通。
 大事回眸

  2009年两岸关系从大半年来看,基本上是持续升温:这包括了以下的主要事件:

  1月26日大熊猫团团圆圆与台湾民众见面。

  2月25日大陆观光总局长邵琪伟率大陆旅游业代表团抵台,参加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旅游业联谊会,议应赴台旅游对策。

  上海涉台仲裁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仲裁涉台案件的地方性仲裁专业机构,是上海为维护在沪台胞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举措。

  3月19日应台湾“中国新闻学会”邀请,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为团长的大陆媒体负责人访问团一行20人,抵台访问,这是两岸交流开展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大陆媒体参访团。

  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南京举行会谈。会谈签署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等3项协议。

  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已于2009年3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5次会议通过,自2009年5月14日起施行。

  5月25日胡Jintao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又提出新的“胡六点”强调坚持“一中”原则为两岸政治互信的根本。

  台湾首度出席WHO的年会,这是1971年以来“+++国”首次参加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的活动。

  6月1日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组织大陆9家主要彩电企业,赴台落实对台近22亿美元面板采购计划并进行技术交流。

  6月12日金门供水议题现已达成“五个共识”:借鉴“粤港供水”投资管理模式“引晋(晋江)入金(金门)”方案开始运作。

  7月1日台湾当局“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为配合开放陆资来台投资政策,两岸民众汇出入款项全面开放,取消过去须“符合如捐赠、出口押汇、保险给付额度”等15项限制性条款。
  
  胡Jintao电贺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7月底的“世运”在高雄举行大陆也派队参加。

  8月18日台当局称截至今日大陆各界,累计对台湾“8.8水灾”捐款约新台币11亿2100多万元。

  到8月中旬为止,基本上在两岸关系上是顺境、上升的趋势。8、9月之交,两岸关系因为**来台,双方关系出现了互信层次的考验;所幸双方的克制得宜,而且也迅速派人沟通,终未酿成重大冲突。

  9月中的台北“听障奥运”,大陆队依然派队参加,其后台湾的在野党又想故伎重施,邀请维独分子热比娅等,均经政府速迅果断地处置,以至未曾酿成风波。

  10月7日两岸“故宫”破冰合作,“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这是两岸故宫相隔60年后,实现首度合作,意义非凡。

  11月3日“陆委会”新闻稿表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双方相互提出的请求案件共2299件。此外,大陆在今年4月及6月,遣返台湾重大刑事要犯2人;两岸已合作侦破3起电信诈欺案。

  11月9日~14日**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在台北,对台采购达41.3亿美元。

  11月12~13日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举行“两岸一甲子”研讨会,北京派出以郑必坚为团长,成员包括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国国防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潘振强、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振民、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黄文涛,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克礼、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等庞大的代表团赴会。

  11月中旬胡连在星会晤。

  11月16日两岸签署金融MOU。

  12月两岸两会在台中进行第四次江陈会。

  我们从2009年的两岸关系回顾,可以发现双方幸有“九二共识”的互信基础,同时也瞭解了在野党的心态和伎俩,故而事态没有扩大。然而面对未来我们相信仅以“九二共识”为互信的两岸关系必然会遭遇更多的挑战,而且未必都能如此顺利的解决,两岸关系存在着脆弱性,存在着风险,从现实来看,政治接触是困扰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核心课题,而且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文教关系具有主导性的作用,故而两岸政治关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两岸关系就一日不能正常发展因此为了两岸关系的和平,两岸的政治接触、对话是有必要的。   
“中国机会论”是建立两岸全面交往主体论述的基石。
  
  政治接触势在必行

  两岸之间的政治接触确实是台海地区的重大变局,对台湾而言,是巨大的政治冲击,肯定会引起极大的争议,所以在事前两岸当局都必须作好若干的准备。

  在**方面必须先思考在法理“一中”下,两岸的政治定位,其次是启动多轨对话,之后展开协商两岸政权的法理关系。

  “胡六点”中曾提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胡的说法,确实比以“十六大”所谓的“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的提法有意义得多。但是“十六大”的用辞的本身就避开“+++国”的说法,自然也就否定了两岸政权平等的可能性,因为从法理上说不论是在P.R.C. 或是R.O.C.的体制下台湾当局都是地方,其政治定位定是明确的。

  而且只谈台湾当局,不谈大陆当局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的谈判;如今的提法比较客观,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比以前为合理,但是在探讨两岸政治关系前必须先有政治定位的设想,按“+++国”现行设想北京当局是“我宪法辖下有效治理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那么在北京当局的法理下是如何定位,一直存在而且有效管辖台、澎、金、马及南沙太平岛的“+++国”政府呢?两岸当局在讨论两岸政治关系之前,先必须有一个对位对方的方案,然后才能讨论彼比的政治关系。

  有了定位的预案就必须极积进行有效的对话、沟通,修正或调整自己的预案,寻找可能的解答,纵使一时之间没有解决的方案,至少双方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构想和逻辑;在此情况下,只要双方有真诚解决问题的意愿,沟通就会持续,总能找到若干解决方案。当然所谓的有效沟通,主要是指授权对话的第二轨机制以及双方当局真正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缺乏此一先决条件,则不但是无效的对话而且容易被对方认为是刺探底线,最终反而彻底摧毁互信,破坏两岸关系,可谓兹事体大。所以在双方启动之初,必须慎之又慎,谋定而后动。

  做好“二轨”的对话是顺利开展协商的前题,当然两岸政治定位议题的谈判是两岸的事务,由两岸自行协商;但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是纯两岸的事务,是涉关台海形势的事务,为了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两岸当局都有必要对外清楚说明,以减少阻力,增加助力,进一步体现两岸关系的良性变化更有助地区的稳定和各方利益的保护。

  马政府必须建立两岸全面交往的主体论述

  在台湾方面必须建立两岸全面交往的主体论述,其次是宣传此一论述下两岸政治对话的必要性,之后规划政治协商的路径图,逐步有序地推动。

  自从马英九上台之后,一直在大陆政策的走向上,使得北京当局多所顾虑,他们认为马的言行无法令人真正理解他的方向和意图。因此有些地方北京确实有后顾之忧。

  事实上在台湾不论“蓝、绿”民众也常常不理解其政策的意义何在;其实马上台之后确实执行一条和李登辉,和民进党不一样的大陆政策,而且是成功地稳定了两岸关系,也逐渐地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于李登辉和民进党的政策虽然错误,但是支持其错误政策的背后逻辑十分清楚,是为了“台独”,之所以台湾必须和大陆***。因为李登辉迷信的是“中国崩溃论”,所以他会认为阻止台商赴大陆是“良心地建议”,是“道德地建议”,是为台湾好。所以虽然错的离谱,他也亳无愧色地继续大放厥辞,固执地迷信自己的错误。

  而民进党要推动“台独”,则正好采取了“中国威胁论”,而且一方面以“台独”裹胁台湾;一方面倒因为果,因为**处处威胁台湾,打压台湾,所以台湾不能和大陆往来,必须***,追求独立。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论述之下,不与大陆交流、交往,才能证明台湾的“主体性”,于是反中证明自己的“主体性”变成台湾流行的观点。

  此一世俗流行观点在面对马英九上台之后的交往、交流必然产生迷惘和不安,当心台湾被大陆并吞,当心台湾丧失好不容易建立的主体性。恰好马英九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除了空口保证不会卖台之外,只能以可能的“新台湾悲情论”,如台湾被边缘化,台湾丧失竞争力等等;然而在“反中主体性”者的面前,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来自大陆,所以我们更应该以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实行“脱中入美、日”来对抗大陆,他们认为与大陆交往是与虎谋皮,最终台湾只会被消解。

马英九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并没有一套可以和“反中主体性”对话的政策论述,因而令各方都不明白台湾和大陆交流、交往的目标与意义。

  事实上,“反中主体性”论述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当代的国际视野。所谓当代是指后冷战以来的世局变化,其中最严肃的两大变局:一是非传统的威胁取代传统的威胁,另一是非线性国际关系取代线性国际关系。前者意谓着威胁的不确定性,因此简单“反中”解决不了台湾的问题和困境,而民主也不必然带给台湾真正的朋友;后者意谓着国际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国与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敌友关系,也没有简单的利害关系,因此两方或多方在一个领域的合作友好,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存在着竞争,甚至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彼此可以并存并行而不相悖。

  后者意谓着“反中主体性”欠缺从国际视野来理解和布局两岸关系,从国际的视野来看,确实在上一世纪的国际间存在着历史终结的乐观氛围,于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嚣尘上。然而新的世纪以来,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沦为被批判的对象,而纽约时报也为自己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误判而认错,国际间开始讨论的是“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的论调,特别在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的国际政经角色,中国责任论等已经成为新的议题。所以“反中主体性”论述无法提供台湾的未来性,最终是没有“主体性”的假论述。

  从国际来看待两岸关系时,国民党更有责任提出“中国机会论”,作为建立台湾与大陆的“交往主体论”的基础,所以“中国机会论”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视野来看待大陆,“中国机会论”体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面向表现为“中国市场论”,金融风暴以来,中国大陆开启了自身从出口导向转为扩大内需的成长调整,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国际间,大家可以而且必需采购的卖方市场,同时以大陆当前的经济实力,她也是最有能力进口的买方市场。台湾寻求最佳条件进入大陆市场,这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与世界同步的;台北进入大陆市场,不论作为买方或是卖方都不会也不可能损害到自己的“主体性”。

  其次在政治面向表现为“中国特色论”,自从**“十六大”以来,**的政治改革已经明显从行政改革,转移到政治改革的层面,特别是有关民主的改革不论在理论层次,在操作层次,推扩层次都显示出比以往更大的空间,当然她的民主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但这不代表中国大陆没有自己的可能性,台湾方面如果相信“民主和平论”的论点的话,面对大陆的中国特色民主改革,就必须抱持参与的态度,以便双方有更多的共通性,从而稳定两岸关系和平的政治基础,这样的参与本质上就是增加台北的“主体性”。

  其三在国际面向表现为“中国崛起论”,特别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提出,代表中国大陆的崛起,不仅仅是一般专家所强调的中国的硬实力,特别是中国发展道路所代表的软实力。台北方面基于文化的同质性,以及长期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参与,故而对“中国模式”的内涵,应也具有发言诠释的能力,则台北如果希望扩大自己的国际空间,借由对中国模式的论析,扩大与大陆的交流,拓展自身的国际空间,应该是展现“主体性”的方式之一。

  综合以上的论述,中国国民党就可以向台湾民众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西进政策,正定建立在“交往主体论”的基础之上,是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和壮大,是维护台海的和平,是可以永续经营,强大台湾的道路。

  其次在此论述的基础上,两岸的政治接触、对话正是强化、理性化“台湾主体性”的必由之途。因为中国国民党的“主体性”论述,不是排他的,不是悲情的,是理智而且理性的;在与大陆的交往、交流之中呈现出台湾的价值和对大陆的意义,台海的贡献,而两岸的政治接触、对话正是为了肯定“台湾主体性”的正面意义和主要功能。

  当大陆也能认识和理解到中国国民党的“台湾主体性”,是友好的、开放的,是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的论述与作为,则双方的政治协商就具备了更大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解决政治难题的氛围。则不论是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两岸和平框架协议的协商都有理性沟通的空间。

  总之,两岸的政治协商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北京当局从2009年以来就着力于两岸初步的政治接触,台湾方面则以先经后政,国际理解和人民共识三个前题,作为托词;个人以为台北方面绝不能因此而消极等待,必须努力引导台湾的民意,积极建构两岸政治接触和对话的气氛,主动说服国际理解,才能使国民党对台湾的贡献被肯定和彰显。否则国民党仍难解除某些台湾人民心中“外来政权”的阴影,则当前在两岸关系的作为和努力,只要再出现政党轮替,一切都将徒劳无功,不但对两岸和平不利,对台湾也有害。

  结 论

  2009年的两岸关系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两岸关系靠片面施惠,模糊的“九二共识”所建构的和平稳定是脆弱的、是不能持久的。因此,两岸当局有必要认真思考将政治对话、协商的议题提上日程表,而且各自作出有意义的、积极的努力,以便两岸的和平框架早日搭建,和平发展的稳定关系早日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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