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三十年: 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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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三十年: 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 Ⅱ

作者：王逸舟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首先讨论一下“和谐世界”问题。面对这一概念, 国内各方面的热议与外界的不熟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看, 国外除开少数中国问题专家多少对此有所研究, 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它, 更谈不上呼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一概念。究其原因, 不只是因为这一范畴下的具体政策内容尚不明确, 更因为现实世界强权政治的逻辑仍然在残酷地左右大众媒体和国家政府当下实际的考虑和追求, 因而“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所以, 真正要落实和推动“和谐世界”倡议, 第一位的要素还是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去做。在国外某些变形的画面里, 中国人不仅没有帮助改善某些地区的贫困和冲突局面, 反而是在助长、加剧已有的矛盾。比如, 不少外国舆论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 以满足自身庞大经济机器的贪婪需求, 却不去顾及原料和能源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中国的个别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把国内原有的一些坏毛病带到国外, 如制造过程中掺假、仿造, 或压低当地雇佣者的待遇, 或不遵守当事国的某些法律, 等等。一方面中国占有的市场份额迅速提高, 另一方面解释工作和互惠方式没有及时跟上, 从而使国外不少地方的主流印象是, 经济上强势崛起的中国巨人可畏而不可亲。这种比一般经济动物更可怕的扭曲形象, 与我们所期待的“和谐世界”的推动者形象, 是完全相反的, 让人生气和难堪的。这不只是少数与我摩擦甚多的西方国家存在的现象, 也是不少曾经把中国比作兄弟的亚非拉国家越来越多的一种议论。改进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行为有更多的“共赢”成分, 使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能带动对方的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增强环保、医疗、教育、财会、科技方面的投入和人员培养, 不要眼睛只盯着购买人家的石油矿产等原材料, 在“市场等价交换”的名义下心安理得地搞经营, 从不思考可能的漏洞、遗害及应承担的责任) 。由中国外交和商务部门牵头或协调的出国人员各级培训, 以及国内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应当成为未来建设中国软力量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另一个方面涉及更长期的国内体制建设努力: 必须明白, 正如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依法治国一样,和谐世界倡议的深入人心, 也离不开其法理基础的塑造。就是说, 中国必须更加自觉地在国际范围依据国际法办事, 带头遵守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那些进步的和主流的国际制度( 包括那些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加入的一些重大规制, 如国际气候及环保制度、国际劳工及人权标准等) , 使中国国内的法制化实践与我们对外关系上的法制化实践结合起来。恰似我们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景一样, 只有把它与国内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进程结合到一起、同时推进, 中国人的倡议才有真正的信用, 才会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里普遍的行为准则。中国老话“打铁先要本身硬”, 就是这个道理。假使某些企业和个人在国内一向违法乱纪, 却要他们在外国当好公民和模范企业, 肯定“勉为其难”, 即使暂时做到也不可能持续。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看, “和谐世界”之推进和被世人接纳, 应当是中国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形象提升后的“水到渠成”, 必然是一个漫长而不易的过程。由此考虑, 我们的有关外交宣传口径, 必须谨慎、适度, 有分寸感。

必须承认, 中国的外交政策制订过程对于外部世界的敏感度, 虽然较历史上和前一时期有大的增强, 相对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大国来说仍然不算太高。外界一些批评和疑惑( 包括某些不无道理的看法) , 很容易淹没在一个主要关心自身问题和需要的舆论海洋里。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全球化加速时代环境、生态和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与紧迫感受, 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悲惨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 对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四处扩散的危险的紧张情绪,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间愈演愈烈的全球能源竞争的焦虑不安, 以及对于中国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海外扩展活动的不满与抵触, 传递到中国后很快变成了大众媒体的普通话题, 变成了很少留下政策调整痕迹的“城市季风”。

笔者以为, 譬如讲, 在面对有关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气候制度( “京都议定书”及后续安排) 时, 我们不能仅仅算GDP的得失, 还应考虑它对提高国人环保意识和改善能耗结构的影响, 考虑相对简单的拒绝态度对于国际舆论和中国形象的负面作用。就中国外交部门和外交官而言, 如何减少外部信息传递过程的失真和不充分, 如何使国民对各种有益的批评有压力感和改进意识, 如何尽量使我们的外交工作内容适应新的全球进步时代的趋势、促进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 仍然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件事情。我多次指出,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和盲点: [14]大国所以能经历千百年沧桑变合而存续, 势必有其独特的基因( 文化价值、地理区位、政治体系、经济模式、社会方式、语言系统等等) , 有不为其他国家和体系所轻易影响和改变的硬力量和软力量; 与此同时,大国可能不太敏感, 可能忽略、轻视甚至无视中小国家和力量集群的批评或建言, 可能容易凡事不同于他人、遇事不太与人商量。除开这些一般性的特征之外, 中国还有其特殊的禀赋与传统: 是世界大国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联合国安理会和核大国俱乐部里独有的发展中国家, 是拥有当代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东方文明古国, 是受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凌辱并对此有深刻记忆的大国之一, 加上前面分析过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等等色彩,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显得极其纷繁复杂。考虑到这样的背景, 中国对于外部信息的感受度和接受度, 可能很不同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大国,日本和英国这样的海洋大国, 俄罗斯这样的老牌大国以及印度南非巴西这样的欧式民主嫁接过的后发大国。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心知肚明,尤其在面对外界的质疑和信息传播时要有区分、有理性, 恰如其分地应对, 真正既不自卑也不亢奋。真正强大的中国, 应当是一个不受侵犯、享有尊严、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国, 同时是一个敏锐注视世界需要、正视自身问题、富有仁慈感、长于解释和舒缓矛盾的大国。

从大的利害关系着眼, 围绕边界纠纷和主权问题与一些邻国的摩擦不断、谈判艰难, 证明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严峻和复杂。不可忘记,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接壤邻国和非接壤的邻国总数近三十个, 其中有近一半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同我国围绕领土、边界、海域和大陆架等问题出现过和还将继续出现纠纷, 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麻烦甚至冲突, 危及中国自身的建设和周边地区的稳定。过去这些年处理这些纠纷的外交方针基本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同时也存在值得思考和改进之处。2005年全国各地大城市乃至港澳地区发生的一连串声势浩大的反日示*游*纪念, 对党和政府的对日方针造成严重的压力; 形成当时部分社会公众反日情绪的原因, 不光有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和少数日本人在华行为的不轨, 还应看到多年我对日外交方针效果有限给国内部分民众的负面感受,看到中国国力强盛的同时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影响, 看到主权问题( 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划界问题) 在中日关系互动方面的特殊敏感性, 看到我们现有外交机制内预警功能和危机处理功能的缺失( 我个人觉得, 后者尤其值得有关部门反省) 。鉴于主权问题不光存在于中日之间, 同时也涉及我与东北亚其他国家( 如韩国、朝鲜) 、东南亚一些国家( 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 和南亚个别国家( 印度、不丹) , 外交部门很难有单一的方案和简单的模式应对之, 因此, 特别有必要尽早组织各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 包括国际法专家和地区问题专家) , 召开综合性的涉我主权解决思路研讨会, 使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智慧落实到具体领域和问题上。处理好这一大的挑战, 能够使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在新时期获得新的动力并跨上更高一个台阶。类似分析亦适用于台湾问题:虽然台湾事务不属外交部职责范围, 但它的特殊性质早已超越了中国版图内处置纯粹内政事务的范畴, 牵涉到国家对外军事、安全、外交、商务和国际组织等等涉外领域, 牵涉到我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等。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多次制造的台海紧张形势, 干扰了中国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 从而对相关外交和**部门预警、危机管理方面的漏洞一再发出严厉的提示, 在深层次上迫使中央反思既往涉台政策的有效性部分和须调整部分。在笔者看来, 这方面的重大隐患并没有完全根除。撇开台湾岛内的复杂因素和美日等外部大国的干涉企图不谈, 从内部反思, 涉台部门与外交部门、军事部门在沟通协调方面存在的毛病,我对外涉台斗争中商务、卫生、渔业、体育及地方省市各种利益与需求之统筹兼顾上存在的不足, 以及相关政策咨询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全和研究部门的“缩手缩脚”现象, 都使台湾问题这一关乎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问题遇到麻烦。实践证明, 如果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改进现状的迫切性, 我们的预测工作就可能误判, 外交政策将会一而再地遭受麻烦。顺便指出一点, 从外交研究和教学工作角度看,中国外交学界对建国以来( 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间) 有关涉我主权冲突的研究和说明, 也相当缺乏和简单化; 比如讲, 在现有各种版本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教科书里, 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讨论, 更谈不上深入细致的分析; 外交专业的学生们, 从课堂上和教材里很难学到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中越边境战争和西沙冲突、中国与朝鲜半岛两个国家对于高句丽问题的不同理解、中日海洋权益归属争端以及1996年台海危机等涉我重大事态的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缺憾。我们应该改进中国的外交史教材和教学工作, 使年轻一代未来处理类似难题时能做得更好。

这里涉及到转型时期中国外交使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对于中国外交决策部门而言, 处理好不同重大需求的关系, 找到其中的均衡点, 不是一件易事, 但非常必要。理论上, 当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 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营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但在现实里, 外交服务经济的目标趋于多元、变量逐渐增多, 尤其以涉我主权问题和国际责任问题日显突出, 形成对单一经济中心目标的不同制掣, 也使得在三大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思路变得要紧。不必同久远的过去相比, 即便观察最近三十年的进程, 也可以看出均衡点的微妙动向: 在邓小平当政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 , 经济建设和发展需求的主导性影响特别醒目, 主权争议( 及其需求) 虽未消解, 却保持在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状态, 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需求( 和压力) 基本上没有出现; 在那一时期, 军队刚刚从“**”后期的创痛中走出来, 看到国家经济建设百废待举的大局, 加之没有太大的外部主权争议, 因而大大减少了军费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比重, 总体上是一种“忍耐”的低姿态。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需求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 其他可以暂且不计, 起码争议不大。在最近的十年多间, 发展需求虽仍是外交工作保障的主要内容, 却受到其他需求日益增多的挑战; 中日之间的主权纠纷和台湾问题凸显, 大国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加速, 中国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建设具备了更好的内部条件, 从而大大加快了步伐。在这十年,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消解为起点, 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和承担的国际义务迅速增加, 在海外实现的利益与日俱增, 同时, 国外对于中国强大起来后的追求也有了新的疑惑与猜想, 遂有了类似“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者”的各种说法。寻求新阶段均衡点的努力, 不能不包含了“经济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权利与责任”、“国内和国际”的对比, 远比冷战结束前的状态复杂。从研究者角度观察, 比如讲, 下述问题就需要仔细评估: 未来一段时间, 在所谓的“战略机遇期”, 到底哪种需求占有更大的优先性和资源配置权利? 在世界史上一些大国强国崛起过程适用的“大炮与黄油难以兼得”的逻辑, 是否像国内外某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同样适用中国情形? 在中国日益强盛和崛起的背景下, 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和诉求, 世界上和周边的各种刺激性因素及不测事件, 会不会导致主导20世纪80- 90年代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褪色失效? 我们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避免( 还是说不可避免) 与其他大国和周边邻国安全利益产生摩擦碰撞? 中国已经和将要承担的国际义务, 究竟是对主要大国及其主导的规则负责, 还是对国际社会和人类的一般利益负责,后两者之间的异同如何判断? 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 中国是否同时负有批评、修正和改造其中不合理、不公正部分的使命? 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为定为此类“不合理、不公正”的内容, 怎样认定它们? 需要的话,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列出许多, 它们从不同侧面证明了中国面对难题的性质, 以及中国外交主要服务目标在新时期次序排列的困难。坦率地讲, 笔者感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 外交办案的繁忙经常掩盖住对深层矛盾的探究。假使说过去“摸着石子过河”的策略是基本可行的话, 今天和未来更多要趟过的是深不可测的水域, 不能不有更多的推理、反问和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