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白鹤

情绪、理性以及国际政治世界


作者：尹继武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

内容提要：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与因素的作用往往受到忽视的。由此，本文试图回答情绪在国际政治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亦即情绪分析的路径，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情绪与理性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情绪理性研究既有认知神经科学的微观实验基础支持，又得到了国际政治世界以及跨文化群体研究的经验证实。探讨情绪理性及战略功能，已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情绪理性研究路径的展开与深入，有助于重构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诸如认同、信任、威慑以及声誉等。

关 键 词：情绪 理性 国际政治 群体政治


冷战结束伊始，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已让位于全球层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1]冷战后不断凸显的民族主义国际冲突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假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又为“文明冲突论”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注脚，尽管亨廷顿本人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2]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表现之一为伊斯兰世界针对西方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彰显了仇恨、恐惧等消极情绪的国际政治消极效应。正是这些仇恨、恐惧以及复仇等情绪构成“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微观心理根源。基于此，FaGuo国际关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提出当今世界已进入“情绪冲突”的世界：

……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恐惧(fear)的文化，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已深陷一种羞辱(humiliation)的文化，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展现了一种希望(hope)的文化。

美欧西方世界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更加团结，更多的是，他们因之更为***——换言之，在如何面对和超越恐惧问题上，他们更为***了。相反，羞辱的文化使穆斯林世界更加紧密地团结于激进势力的周围，并且产生了一种仇恨的文化。恐惧力量与羞辱力量的致命对抗，其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处于希望文化之中的旁观者——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为自己创造一种更为精彩的未来。[3]

“情绪冲突论”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涵义。首先，在国际体系层次，情绪是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恐惧与羞辱情绪之间的对抗，成为两个世界直接冲突的导火线。由此观之，情绪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国际政治意义，它成为群际竞争、冲突的根源之一。其次，情绪又是群体维持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就如羞辱情绪使得穆斯林世界更为团结一样。如此，情绪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维系群体内的认同与团结，即使消极情绪也具有这种战略作用。第三，对于亚洲地区而言，一种希望的激情又是亚洲及其地区大国崛起的动力来源。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希望是亚洲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一种理性作用。

以上分析清晰地展现了情绪分析的两种基本路径，即作为一种消极因素的情绪以及作为一种积极因素的情绪。[4]在个体、群体等不同分析层次，情绪的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本文的研究正是遵循这一分析路径，系统整理情绪分析的不同路径，之后再具体分析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以及这一探讨对于国际政治世界的意义。



一 情绪分析的可能与路径



情绪分析具有不同的“学科印记”。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学科发展史或学科分析议程内，情绪分析的具体内容与地位大相径庭。在心理学理论史中，情绪在哲学心理学家的思考议题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爱的本能（一种情绪）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之一。到行为主义以及认知心理学初期，情绪又受到相对的忽视，直至1980年代以来，情绪重新成为实验心理学的热点讨论话题之一。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情绪的关注，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学科路径，如经济学家研究理性行为，而社会学家研究习俗、规范以及情绪等其他非理性行为。在传统观点看来，情绪与理性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过程，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二者具有共同的行为过程。具体来说，关于情绪与理性行为的整合模型能够在以下三种路径建构而成：理性行为能够产生情绪；理性来源于情绪；以及情绪与理性能够相系于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5]

情绪分析的框架中，首要的两项工作为分析层次问题、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问题。首先，就层次分析而言，传统政治学或国际政治理论一致认为情绪分析是政治学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6]换言之，作为一种心理因素，情绪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体层次而展开。如果在单位国家、国际体系层次探讨情绪因素的作用，我们会陷入一种方法论的困境，最为直接的就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批评，以及还原论的批评（对于个体主义、还原论的理解存在分歧[7]）。所以，新现实主义学者华尔兹极力反对在建构国际体系理论时分析心理因素的作用。[8]其次，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探讨情绪在政治世界与国际政治世界中的作用的重要内容。受心理学基本理论路径的影响，以往的政治科学与国际政治理论往往把情绪作为非理性行为的一种来源，但现有的神经科学研究进展表明，情绪其实是理性的必要条件，尽管情绪往往会干扰人的理性决策。

（一）情绪分析的层次问题

在政治科学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情绪分析首要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度量(measurement)问题。这也是情绪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所言：“情绪的度量问题仍然是一个喧闹的研究领域。情绪中的社会、认知与生物过程的相互影响，现在越来越容易控制和处理了。情绪现象在一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得到大量的研究。这些理论与方法需要社会、认知、发展、临床以及神经科学家的相互合作。”[9]情绪心理学关于情绪度量技术的发展，为政治科学领域的情绪分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政治世界中情绪度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公众情绪可以通过研究技术获得，但历史事件当中的情绪度量则无法直接进行。正是基于此，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政治科学研究中情绪分析的科学化很难操作和进行。[10]

情绪分析的层次适当性，是与情绪分析的技术方法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正如前文所言，大部分分析家一般把情绪看作是政治学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因此，情绪分析只适合在个体/决策者层次展开。多数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遵循这一认识而展开，如分析个体决策过程中动机/情绪偏见的作用。但是，美国学者默瑟(Jonathan Mercer)认为情绪分析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应用，即在第一意象、第二意象以及第三意象层次，情绪都可以应用。[11]如在第一意象分析层次，情绪或心境等直接作用于我们如何去框架(frame)信息、形成偏好以及直接行动。在第二意象层次，情绪构成了认同或身份的核心要素，换言之，认同也是一种情感。正如50年前，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等就指出“我们的”感情(We-ness Feelings)是维系跨大西洋共同体认同的基础。[12]在第三意象层次，规范依赖于情绪。规范成为一种情绪信念，情绪建构规范并加强规范的力量。综上所述，情绪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次加以应用。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观察到情绪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

在第二意象分析层次，我们主要阐述两种群体情绪分析：联盟与公众情绪。联盟作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种组织/制度形式，其分析层次已不是单位国家层面，而是国家间层次。所以，我们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联盟问题时，必然会遇到一个层次分析的转移问题。如果认为国家为一种“个体”的话，那么国家的心理因素只能通过领导人/决策精英个体表现出来。但是，联盟已不是一种个体属性概念，而是一种关系概念。为解决这个层次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将联盟关系类比为一种群际关系，包括群体间与群体内关系。[13]由此，我们对联盟（形成）的分析层次已上升为群体及群际层次。我们做出这种类比之后，可以进一步运用社会心理学（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同理论或者团体动力学等）解释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诸如联盟信任形成问题，即在这一过程当中情绪具有哪些影响与作用。

公众情绪的分析层次则直接为群体层次，现有关于公众情绪分析的议题主要集中于选举投票行为、公众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就分析层次和研究技术而言，公众情绪分析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马库斯对此问题已有一些研究，如情绪对于公众选举行为的影响。第二意象分析路径的分析单位为单位国家，所以我们还须将第二意象层次与群际层次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第二意象路径运用心理学分析/群体情绪分析，默瑟认为：



将群体认同作为一种第二意象解释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时，随即面临着一个层次分析法的问题。除非我们把群体具体化为一个群体的心灵，或者将群体还原为个体的心灵，否则如何将心理学用作群体层次解释的部分，并不总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理解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人们拥有多种认同，那么上述层次分析法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同的转化——当以群体的利益来定义个体的利益时——解决了还原主义的困境，即为什么群体的行为并不总是基于个体的最佳利益。分析者可以运用心理学去理解起源于群体认同并且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的行为。[14]



（二）情绪与理性的关系

理性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对理性的定义达成共识。[15]美国认知科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理性的定义进行了区分，提出两种学科的划分标准，即程序理性与实体理性，进而提出了认知科学研究的有限理性假定说。[16]“有限理性假定行为者是目标导向的，但是，有限理性又考虑到决策者达到这些目标时的认知局限。”[17]我们将情绪与理性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组：情绪对理性的影响（包括非理性、有限理性）；理性对情绪的影响。

就第一组研究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情绪是非理性的一种来源。这种观点具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即西方哲学研究中关于情绪（激情）与理智（认知）的二分法。情绪是作为理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控制情绪与激情成为一种美德。默瑟对这一哲学传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当代关于情绪的观点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血统。柏拉图、笛卡儿以及康德都认为情绪与理智是相抵触的。例如，笛卡儿区分了身体状态（情绪）和心灵状态（理智）；思维独立于身体而存在。激情必须得到控制，然而如何控制却并不清楚。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利维坦(Leviathan)，培根和斯宾诺莎建议让情绪互相竞争以控制情绪。……斯密将人类纷杂的情绪简化为一种——对经济财富的追求。斯密用利益和好处替代了情绪和恶习。由此，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实质上它定义了当代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源于用个人的激情（贪婪和贪欲）驯服所有其他激情。[18]



在认知科学提出“有限理性”这一概念之前，理性与非理性一直是一种竞争对立的关系。然而，决策科学中的认知研究兴起后，有限理性已取代非理性假定成为心理学路径的研究起点。决策者有限理性的来源机制可分为两种：外在情境与环境因素、决策者内在的心理属性因素。在内部心理属性来源机制当中，个性、认知与动机（情绪）三种因素各占有一席之地。[19]从这个角度分析，情绪成为决策者（包括个体与团体）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情绪也能成为理性的本质要素。这一论点建立于1980年代以来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结果之上。根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人在缺少情绪的情况下，便无法进行“有效”的理性选择与行为。单纯的认知能力与发展，并不能构成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所以，情绪也是理性选择与行为的必要要素。认知神经与情绪生理学的这一重要发现，为我们重构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以及探求这一关系对于政治世界分析的意义提供了新的启发。



二 情绪与非理性行为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经历了从认知相符理论向社会认知理论的演进。这种理论路径的发展也是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特性直接相关，即借鉴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范式进行国际政治研究，从而为理解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一种更有解释力的视角。正因为如此，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情绪因素的作用尚未受到分析家的充分重视。这一点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作为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杰维斯在1970年代中期推出了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20]这是心理学认知革命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反应。杰维斯及时汲取心理学元理论中认知革命的成果，大量借鉴心理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工具，如认知相符理论、知觉理论、学习理论等，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微观心理基础。首先，他集中探讨决策者个体层次的重要性。他将国际政治的分析层次回落到基本的决策者层次，这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或者说是为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基础。其次，杰维斯大量借鉴心理学的成果，强调知觉、预期、学习与类比等心理变量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系统梳理了心理学理论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与正当性、基本理论范式与路径以及政策寓意等。

但是，受当时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影响，杰维斯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仍停留于认知相符理论，而且，这是一种纯认知的研究，仅仅探讨认知因素对决策者错误知觉的影响。杰维斯在对自己学术生涯进行自我回顾与评估时，也承认当时研究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情绪的作用：



杰维斯：你说得很对：知觉与错误知觉完全将情绪搁置一边；的确，其中一章否认了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理论仍然是纯认知的；另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个人的愿望，即试图推断赫伯特·西蒙所称的有限理性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要是我年龄稍长点并且更为成熟点，或许我就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理解个体与集体的愚蠢方式。[21]



情绪的非理性后果其实是对传统决策理论——理性选择论的一种“学术反动”。在国际政治分析领域，这种学术努力在1970年代初已有部分论述。早期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高度压力(stress)的情境中，如危机决策中环境所引诱的紧张情绪对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包括个体决策与组织/团体决策。[22]奥利·霍尔斯蒂(Ole R. Holsti)认为，适度的压力与紧张情绪是个体或组织问题解决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高度的压力可能导致更具侵略性的政策选择。当然，“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危机诱致的压力会产生一些变化，诸如时间知觉、其他可供政策选择选择的定义以及沟通方式的变化。”[23]一些诸如高度压力的情绪会干扰我们的理性决策，而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紧张情绪在何种条件下，会产生侵略性、绥靖以及投降，或者逃避现实等反应。首先，当危机之中面临着高度紧张压力下时，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时可能会寻求历史相似性的类比。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将纳塞尔(Nasser)类比为希特勒。杜鲁门总统也将朝鲜战争的形势与1930年代德国的纳粹行动相类比。其次，在高度紧张与压力下，决策者往往倾向于保持现有的政策，而拒绝做出改变。[24]这也是认知相符理论的基本假设，即决策者在危机决策中，为了维持既有的认知而拒绝新的信息。

以上分析了压力与紧张情绪对个体与组织决策的影响，那么决策过程中的紧张情绪又是从何而来呢？这就是压力情绪的来源机制问题。决策者个体的角色、小集团动力以及官僚政治因素等都可以成为来源因素之一。具体言之，压力情绪可能来源于决策时的情境，这种情境往往具有相当的紧迫性，要求及时做出决策；也可能来源于定义和执行任务所需要的活动；或者，决策者涉身于实际操作的个人需要；以及上述三种来源的混合。[25]当然，如果要科学化研究情绪作用于决策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一项议程为概念的操作化，亦即压力情绪的概念化及操作化，我们可以通过设定哪些指标来度量决策中的情绪。正如前文所述，在国际政治分析中，这是一个很难精确化的研究目标。因为我们很容易知道并且理解，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对具体决策产生影响，但是问题是进一步如何判断紧张情绪已经对我们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呢？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G. Hermann)将危机决策中紧张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过程细化为：“外交政策危机→威胁的内化→内部处理过程→紧张反映→决策的外部显现”[26]。

对于如何观测情绪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至少以下两方面：决策者何时内化外交政策威胁，由此体验到消极情绪以及何时处理这些威胁。赫尔曼建构了一种消极情绪的语言与非语言的指标体系，具体为讲话变得激动和慌乱、并且经常语速加快；音质也随之改变，身体也显现出紧张的姿态；决策者变得甚为敏感和警惕，以及神色紧张的面部表情显露无疑等。[27]赫尔曼建立的这套语言与非语言指标体系，能够很好的观察出决策者是否处于紧张的情绪状态之中。但是，这种定性观察并没有反映出决策个体的紧张情绪的程度差别。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比较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呢？或者说，紧张等情绪的程度不同，是否对决策者的政策选择与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情绪度量工作不能仅仅停留于定性度量的层面，还须进一步走向定序度量，反映出情绪程度的不同及其影响。

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的成果，指出传统理性假定对于外交政策分析的有限性，因为决策者的理性往往是有限的，而这种有限理性的来源之一便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如错误知觉因素等。1980年代这种纯认知的解释继续得到运用和发展，如德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综合决策者的认知、组织因素以及体系因素，对冷战起源进行社会心理学解释。[28]但是，在她的分析框架中，情绪因素并没有占据一席之地，拉森仍坚持纯认知的解释路径。两位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与利昂·曼(Leon Mann)在继承杰维斯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有限理性的来源。他们认为，对于为什么以及何时人们会寻求一些会导致误算与后悔的策略的问题，已经有两种较为成熟的解释模式。第一种以杰维斯的研究为代表，这种解释基于实验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强调人类信息加工与知觉的有限性作用；第二种为官僚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组织与个体决策中官僚政治的环境因素的作用。然而，他们所要提供的是第三种选择，认为制约有效决策的因素中，还须考虑到心理压力（情绪）的作用。[29]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贾尼斯和曼第一次提出了决策分析中的“热认知”(Hot Cognition)研究议程，并系统阐述了情绪因素如何、何时作用于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如前所述，三种因素干扰着我们的有效或理性决策，即认知制约、组织制约以及情绪制约。这三种路径的解释是一种竞争、异质的关系，还是可以走向一种融合与合成？对于这一问题，欧文·贾尼斯试图提供一种综合的解释框架。所以，贾尼斯力图回答大型组织决策中的决策者为什么以及何时做出本可避免的错误决策？我们又如何将这种错误降到最低水平？不同领导者的个性对决策效果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30]综上，关于有限理性来源的机制研究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在一种新的解释模型中分析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对不同作用的进行比较。

对于认知视角与动机（情绪）视角两种路径的比较，美国学者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认为这是两种关于偏离理性决策的原因的竞争性解释，而他综合认知和动机的因素，解释国际危机中错误知觉的来源。他指出：



对于杰维斯来说，研究的起点为，为了弄清非常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人们需要发展一种信息加工的简要规则。贾尼斯和曼的基本假定为，人们希望逃避恐惧、羞耻和内疚。杰维斯认为认知相符是最为重要的认知组织原则。贾尼斯和曼主张心理压力的规避是影响认知的最重要推动力。尽管杰维斯推论期望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以及对信息的接收，贾尼斯和曼却强调偏好的重要性。于杰维斯而言，我们所见即我们期望(expect)见到的东西，于贾尼斯和曼来说，我们所见却是我们需要(want)见到的东西。[31]



认知和情绪因素都能成为错误知觉与误算的来源。正如勒博关于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马岛之战起源的研究表明，战争起源于双方不断升级的错误判断。[32]双方都错误估计了对方的意图，伦敦认为阿根廷人不会入侵到这一有争议的小岛，而阿根廷总统预期英国不会违背自己的军事原则而出兵。这种错误判断当中，认知与动机的偏见共同发挥作用。认知与动机路径尽管基本假定不同，但它们一个基本的相同之处为：认知偏见是有限理性的来源，如判断形成前的不充分信息，有偏见的评估以及对于再评估的DIZHI等。认知偏见一般在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动机偏见则只在特殊情境中才发挥作用，具体如涉及不同的价值平衡以及其他选择时。[33]

综上，我们可以对非理性行为的情绪解释路径进行基本的评估。情绪分析的这一路径直接受早期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情绪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换言之，情绪与理性/理智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所以，情绪成为我们解释有限理性决策与行为的一种来源。情绪能否解释或有助于理性行为，这种路径要么给予否认，要么排除在它们的假定之外。所以，我们同样可以推知，对于政治世界而言，情绪只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其次，情绪分析只是认知路径的一种竞争性的解释模式。对于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模式的综合等问题，现有分析并未取得太多的进展。此外，认知分析与情绪分析往往各司其职，国际政治世界中认知与情绪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基于上述分析，情绪是否能够成为理性行为的必要或充分要素呢？在国际政治世界中，我们又如何进一步去分析情绪的理性特征呢，等等。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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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情绪与理性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理性行为可以产生情绪，情绪也可以促进理性行为，二者是一种相互联系与互动的关系。就情绪促进理性行为而言，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杰克·赫希莱菲(Jack Hirshleifer)认为，诸如愤怒那样的消极情绪，起着确保威胁可信的作用；诸如爱与情感之类的积极情绪，起着确保合作可信的作用。[34]在这里，情绪同样发挥着战略的作用。比如某种程度上，情绪发挥着进化调整的作用；在情绪的指导下，我们的行为虽然不利于短期利益，却体现了长远的利益。弗兰克同样把情绪看作是一种战略工具，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它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矛盾，如片面追求自我私利，结果却未尽人意。情绪有助于人们调和自我私利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张力，因此人们会做出一些损害短期自我利益，但体现了长远根本利益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会做出可信的承诺。[35]情绪对于承诺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生活中信任、声誉等的产生及作用。情绪分析的战略路径，体现了情绪的理性特征。[36]

情绪既成为非理性与有限理性行为的一种来源，同时，情绪又有助于我们的理性行为。我们的认知判断正确性，也依赖于某些情绪的存在。我们应如何看待情绪的非理性与理性特征呢？我们处于情绪兴奋状态时，特别是一些消极情绪，会诱发非理性的行为。这种逻辑表明情绪产生非理性与有限理性行为，这仅仅是一种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37]针对情绪的理性功能问题，近期的研究表明我们必须区分情绪的近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从根本上，情绪有助于人类的认知与进化，构成人类理性的必要与本质要素，但是它经常又导致错误的结果。如果我们只关注于情绪的偏见功能，那也只是一种只见眼前短期利益的研究。所以，建立于1980年代以来认知神经与情绪神经科学的实验结果之上，情绪的“生态理性”研究已是未来研究的关注所在。我们对情绪与理性关系的讨论，以及分析情绪对于政治世界的积极意义也是遵循这一研究转向。“生态理性”强调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强调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获得的功能作用。情绪具有“生态理性”，这是因为情绪是环境自然塑造的结果，携带着丰富的环境信息；情绪的功能反映环境结构，自动调节人类行为：



……情绪的近期效应与它的终极功能之间可能存在分离，一种机制能做什么与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并不相同。近十年来的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情绪近期效应的研究上，事实上，当我们寻找情绪对行为的根本影响时，应当从情绪的终极功能和近期效应两个方面去考察，甚至尝试寻找塑造情绪的环境。寻找偏见，在今天看来，只能限制对情绪研究的进程。[38]



沿着情绪是理性的、情绪有助于理性的基本线索，政治科学分析者大量借鉴进化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关于情绪的研究结果，[39]提出了“情绪理性”(emotional rationality)的概念[40]，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分析情绪的理性特征。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情绪是理性的。这是因为情绪所具有的功能，是情绪得以进化发展并对认知产生影响的缘由。正如心理学家迪伦·埃文斯(Dylan Evans)所言：“如果拥有情绪的‘益’总是小于‘弊’的话，那么感情类动物就永远不会处在进化阶梯的顶端。情绪是一个复杂系统，如果这个复杂系统没有优点的话，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进化。因此，我们拥有情感的事实是，至少在进化的某些时期情绪帮助我们的祖先进行生存和繁衍。”[41]情绪不仅在进化功能上是理性的，而且具有神经科学上的支持。

自哲学家笛卡儿提出了身心二元论，即激情与理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过程后，认知与情绪相互独立并且情绪是理智的对立之物主导着我们关于情绪的看法。但是，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通过临床研究，发现情绪是认知与理性的必要成分。换言之，单纯的认知能力并不能构成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如果大脑特定部位受损后，后果之一便为患者失去感情能力与认知能力受挫相伴而生，这种相关性表明感情是认知机器完整的必要成分。[42]这一结论来自于对一位名叫埃利奥特(Elliot)的病人的临床观察与实验。[43]情绪鼓舞我们行动，建构我们的身份与利益，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认知神经科学上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认知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路径。情绪与理性关系重构后，传统政治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假定，如利己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理性假定，也面临着假定重新调整与放宽的要求。传统理性假定并没有考虑情绪的因素，或者是把情绪看作是理性的对立物。所以，我们的理性选择是理智的产物，而情绪无益于我们的理性行为。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关于收益与成本的概念是建立在情绪的基础之上呢？[44]因为情绪影响着我们的认知，由此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情绪也能成为理性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在国内政治研究层次，马库斯借鉴认知神经科学的发现，提出要重新思考情绪的概念以及民主的概念。他认为，“尽管情绪是人性不可否认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情绪对于代议制政府而言，对于我们的政策平衡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情绪仍被看作是应加以限制的因素，并应从我们的公共政策决策中排除出去。”[45]情绪是麻烦的制造者，这种传统情绪的观点很少给予重新考虑，但现在应该是重新思考情绪与认知的关系了。他提出人们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他们是情绪性的；情绪增强了我们的理性。[46]

从个体分析层次而言，情绪为我们理解偏好的形成和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提供了一种微观基础。[47]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偏好是固定的，并且是先验给定的。对于偏好从何而来，以及偏好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等问题，理性选择理论并不能提供很好的回答。而情绪变量的引入，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情绪刺激成为某些偏好形成的原因，并且偏好变化也往往是对情绪环境的反应。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第一意象理论。针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48]，作为另一种替代行为选择理论。这两位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发现，当人们面临的问题框架不同时，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即使他们面对相同的问题。具体而言，在损失的领域时，人们倾向于接受风险；在获益的领域时，人们又倾向于规避风险。为何人们面对同一问题，会形成不同的信息框架？由此导致了不同的行为选择？情绪在当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我们的情绪、情感以及心境会影响我们的偏好，甚至偏好由此而改变。综上，认知神经科学关于情绪功能的新发现，为我们重新定义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可能。

认知与情绪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从理论上为我们重新探讨理性假定成为可能。随着情绪理性研究的逐步开展及深入，或许我们能够重新反思目前占主流地位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提供另外一种更为系统的行为选择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我们能够为情绪与理性决策的融合架起一座桥梁。由此表明，我们关于情绪理性的研究，并不是简单的排斥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而是神经科学的发现能够为理性与心理学导向的模型提供一种“合成”中间道路。[49]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关于情绪与战争决策行为的研究正是沿着这种思路前行。[50]罗森认为情绪能够影响认知，决策者的情绪记忆会影响到理性决策。但是，他不是主张一种生物学决定论，而是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一种微观心理学或生物学基础。

至群体层次，情绪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群际关系，包括群体内与群体外关系。情绪不仅仅是错误判断的来源，而且成为正确判断的基础。正如美国学者默瑟认为：“神经科学的最近著作表明，情绪不仅仅是理性的一种工具，相反它成为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视角鼓励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国际关系概念。我将讨论情绪如何产生‘信任’，‘认同’，并且可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51]国际关系中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根源在于行为体之间相互信任的缺失。默瑟认为，信任对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他认为情绪是信任的基础。从这种解释逻辑可以看出，默瑟将（积极）情绪看作是信任的基石。他认为情绪产生信任（情绪性信任），如此集体行动问题得以解决。我认同默瑟教授的分析逻辑，并且坚持诸如认同、信任与情绪对于群体关系（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如理性主义者排除心理学的解释那样。但是，我在两个方面需要对默瑟的解释加以补充。首先，在默瑟的解释链条：“情绪→认同→信任”中，其实可以转化为一个问题，亦即情绪如何产生认同，以及认同又如何产生情绪，因为信任就是一种情绪。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某一群体的一个部分，自然我们将以集体身份或利益行事，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集体的利益之下。如此集体行动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事实上，这里问题的一个关键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认同会产生？为什么不同的个体会形成一种集体的认同或共同体？为什么认同这一群体，而不是那一群体？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作为自变量的认同与作为因变量的认同。其次，我对信任的概念化与默瑟不同。信任可以是情绪性的，也可以是非情绪性的。[52]由此，我认为在解释群际关系时，基本的解释逻辑为：认同产生情绪性信任，将有助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这种解释逻辑对于我们理解群际关系，诸如联盟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文已经分析认同产生情绪性的信任，这说明情绪是认同的核心要素。或者我们可以说认同也是一种情感。当然，正如默瑟所指出的，“情绪驱动内群体合作和外群体歧视”。[53]所以，情绪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又是群体间冲突的来源之一。群体内的积极情绪维系着群体的团结与凝聚，同样，群际情绪也具有这种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黛安娜·麦凯(Diane M. Mackie)等提出了一种群体间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IET)：



群体间情绪理论提出，对社会群体的显著（心理和行为的）反应，是由对这些群体的不同情绪反应决定的，这种反应是基于内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比较评价。群体间情绪理论同时也假定，正如个体情绪是自我调整系统的核心成分一样，社会和群体间控制是群体间情绪的主要功能。如此而言，群体间情绪具有采取行动达到以下目标的冲动、欲望和倾向，这些目标诸如使群体间更为紧密团结，或进一步分离，改变或证实一种身份的等级制，消除一个竞争对手或培育一个盟友——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维持内群体。[54]



情绪对于理解群体关系很重要，这是第二意象路径中情绪应用。在第三意象的分析中，默瑟提出情绪能解释人们为何会遵守规范，那些丧失情感能力但保留基本的认知技能的病人，就不再遵守社会规范了。情绪建构并加强规范的力量，所以情绪也能成为国际政治第三意象路径分析的一部分。[55]在这里，情绪也是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乔恩·埃尔斯托(Jon Elster)认为情绪在社会规范的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赋予搭便车者一种耻辱，那么在集体行动问题中，羞耻就能够引导人们合作。[56]同理，国际规范的维持与遵循也可以借助于情绪的力量。如果违反国际规范会引发情绪反应，那么情绪就能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情绪反映的存在，也可以促使国家做出遵循国际规范的承诺。长远观之，建立于情绪基础之上的国际规范具有内在的稳定性，而基于理性或战略考虑的国际规范并不能确保国家合作的长期维持。



四 小结



情绪对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不仅具有非理性的特性，这也是情绪的近期效应，而且从进化论和神经生理学来说，情绪是理性的核心要素。情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否定理性选择的功效。不管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还是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关于情绪与理性关系的研究以及情绪理性的现实寓意，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57]正如默瑟所指出的：“分析者着手分析情绪时应格外小心，避免陷入一些陷阱，如把情绪看作只是导致非理性的东西、只是结果而非原因，或者认为情绪只适合第一意象的分析路径。情绪既可以是异质的(idiosyncratic)，也可以是系统的；它既能损害理性，但甚至同时是理性的必需；情绪可以成为第一意象路径的一部分，但第二或第三意象的路径也可以运用情绪来解释行为或解决问题。……在国际关系学中，分析者运用情绪分析重要的经验和理论问题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成功，这一问题因时间太早而无法评述，但已有足够的事实表明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58]

注释：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22-49.

[2] 我们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论说具有它的学理价值，但是它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论述局限，以及与经验事实的相悖。我国学者也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很多批判，具体可参阅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Dominique Moïsi, “The Clash of Emo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1, January/February 2007, p.8.

[4] 默瑟在分析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理学与理性关系时指出，我们必须纠正原来的“错误知觉”，亦即将心理学分析、心理变量仅仅看作是产生非理性结果，而现有的研究越来越集中于将心理学分析、心理变量作为一种有助于理性的路径和因素。这也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性转向。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winter 2005, pp.77-106.

[5] Douglas D. Heckathorn, “Emotions and Rational Choice: Introdu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April 1993, p.157.

[6]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9, No.3, 2006, pp.288-303.

[7] 关于这些分歧的详细分析，请参阅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0页。其实，这需要看需要解释的因变量是什么了。如果我们把因变量设定为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那么由个体层次的情绪来解释体系的变迁，或许会面临方法论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解释领导决策者的对外行为，或许心理因素所起到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这要视具体问题领域及分析层次而定。

[8]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 John T. Cacioppo and Wendi L. Gardner, “Emo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0, 1999, p.192.

[10] 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2000, pp.221-250. 美国学者默瑟在与笔者的交流过程中，也提及目前仍无法将实验室的情绪度量技术应用于社会事务领域，或许我们可以以归因方式来判定情绪是否存在。而郝拓德(Todd Hall)对此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应探究作为自变量的情绪，即如果情绪存在，那么会出现某种结果；如果情绪不存在，则反之。所以由果溯因，推断情绪的存在（作用）。我认为不仅仅判断情绪存在，更需要度量情绪的程度问题，或许就目前的研究深度而言，这一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11]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6-300.

[12] 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3] 尽管我们认为联盟形成是一种群体的形成，但联盟形成时的认同形成仍具有可变性。

[14]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97.

[15] Eldar Shafir and Robyn A. LeBoeuf,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3, 2002, pp.491-517.

[16]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 1985, pp.293-304.

[17] Bryan D. Jones, “Bounded Rati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 1999, p.299.

[18]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290. 对哲学传统中关于情绪与理智的关系的研究综述，请参阅William Lyons, “The Philosophy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Tim Dalgleish and Mick J. Power eds., Handbook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9, pp.21-45.

[19] 认知、动机/情绪不仅对判断与决策的偏见产生影响，而且归因偏见(attribution bias)的来源主要为认知与动机/情绪的理论之争，对这一争论的精彩评述，请参阅Philip E. Tetlock and Ariel Levi, “Attribution Bias: On the Inconclusiveness of the Cognition-Motivation Debat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8, 1982, pp.68-88.

[20]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中译本请参阅[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1] Thierry Balzacq and Robert Jervis,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p.564-565.

[22] 心理压力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对二者关系及变迁的研究总结，请参阅拉扎勒斯的论述：R. S. Lazarus, “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3, Vol.44, pp.1-21.

[23] 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and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1, 22.

[24] Ibid., pp.22-23.

[25] Ole R. Holsti and Alexander L. George, “The Effects of Stres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Policy-Makers”, in Cornelius P. Cotter ed. ,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Vol.6,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5, p.260.

[26] Margaret G. Hermann, “Indicators of Stress in Policymaking During Foreign Policy Cris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No.1, Spring 1979, p.28.

[27] Ibid. , pp.30-34.

[28] Debora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9] 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p.41.

[30] Irving Janis, Crucial Decisions: Leadership in Policymak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31]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11.

[32] Richard Ned Lebow, “Miscalcula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 The Origins of the Falklands War”, in Robert Jervis et al.,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89-124.

[33] Chaim D. Kaufmann, “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8, No.4, 1994, p.559.

[34] Robert Frank,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Reconciling Over- and Undersocialized Accounts of Behavio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160-184. Jack Hirshleifer, “The Affections and the Passions: Theirs Economics Logic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5, No.2, 1993, pp.185-202.

[35] 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36] 默瑟将情绪分析路径分解为四种：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一种了解战略行动者的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关于战略分析路径的具体内容，请参阅：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3-294.

[37] Jon Elster,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6, No.438, 1996, p.1394.

[38] 庄锦英：“论情绪的生态理性”，《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第815页。

[39] Linnda R. Caporae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and a Hybrid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2, 2001, pp.607-628. Joseph E. LeDoux, “Emotion: Clues form the Bra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46, 1995, pp.209-235. 关于进化心理学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的相关评介，请参阅：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p.177-183.

[40]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699-701.

[41] Dylan Evans, Emotions: The Science of Senti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转引自：庄锦英：“论情绪的生态理性”，第812页。

[42]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p.vii.

[43] 具体实验可参阅：Ibid., pp.44-51, 192-195.

[44]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698.

[45] George E. Marcus, The Sentimental Citizen: 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46] Ibid. , p.7.

[47]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699.

[48]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pp.263-291. 前景理论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基本的研究综述参阅：Jonathan Mercer, “Prospect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8, 2005, pp.1-21. Rose Mcdermott, “Prospect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First Decad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2, 2004, pp.289-312. 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62-68页。

[49]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86-187.

[50]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51]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93.

[52] 关于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的类型学划分，可参阅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默瑟和郝拓德都坚持将情绪作为自变量的研究路径，如情绪如何产生认同，然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在我的研究中，我是将情绪作为因变量，具体而言，即作为一种情绪的信任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我提供了两种解释模式，即弱式理性主义和社会归因理论的解释。

[53] 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97.

[54] Diane M. Mackie, Lisa A. Silver, and Eliot R. Smith, “Intergroup Emotions: Emotion as an Intergroup Phenomenon”, in Larissa Z. Tiedens and Colin Wayne Leach eds. , The Social Lif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28.

[55]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8-299.

[56] Jon Elster,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p.1390.

[57] G. E. Marcus, “Emotions in Politics”;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The Psychologies Underlying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David O. Sears,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 eds. ,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8.

[58]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299-300. 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情绪分析的著述可参阅：Jonathan Mercer,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nathan Mercer, “Human Nature and the First Image: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nathan Mercer, “Deterrence and Emotional Beliefs”, manuscript.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Spring 2000.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Stephen Rosen, War and Human Nature. Todd Hall, Emotional States? Emotional Idio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sertation manuscript, Chicago University, forthcom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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