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哲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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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坛得势                             

    下面的两个事例清楚地显示，新保守主义已经在美国政坛得势。其一，今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讲话中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些大脑”，“我的政府录用了你们当中的二十来个人”；其二，美国一首流行歌曲《你有没有忘记》唱道：你们总说美国人爱到处找岔儿打架，九一一之后我要说，哥儿们，就应该这样……前者表明，新保守主义已经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后者表明，美国公众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跟着新保守主义的思路走。

    提到保守主义，人们会立刻联想起守成守旧、安于现状等特点，而新保守主义则大异其趣，它不反对堕胎，也不主张学校里做弥撒，尤其是一点也不想维护现存秩序，而公开主张打破它。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旗帜周刊》社长比尔·克里斯托说，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这样为新保守主义者画了像：“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产主义者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几十个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主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世界报》概括了新保守主义的4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味浓，最早的一些来自左派，有些人至今仍自称是民主党人，如曾任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咨询会主任的里查德·珀尔，但绝大多数属于共和党。他们的思想库有哈德逊研究所、遗产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舆论阵地有影响极大的电台时事“脱口秀”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栏、《旗帜周刊》、《新共和》、《国民视点》以及跟CN*对垒的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等，传媒大亨默多克是财政支柱之一。他们者人数不多，能量颇大。《纽约时报》社论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这样写到：“如果一年半之前把我所知道姓名的那25个人流放到一个荒岛，就不会有伊拉克战争。”

    据称，新保守主义者主要是通过在政府里的朋友（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发挥影响力的。他们经常就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崭新的主意，激起讨论，争取舆论。且以 “新美国世纪计划”（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缩写PNAC）为例。它是一个院外活动机构，是比尔·克里斯托和罗伯特·卡根于1997年创建的。它的执行主任加里·施密特介绍说，他们人数很少，不搞洋洋洒洒大本大本的报告书，而是就热点问题综合他们圈子里的意见，散发一种备忘录，每期只有一页纸长，分寄给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两千个人，这种做法颇有效果。此外，他们还以致总统公开信的形式表达政见，公开信同样不贪图联署的人数多，而追求质量高（联署人的声望）。推翻萨达姆政权就是他们在1998年1月26日致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中首次公开提出的。
               
    新保守主义思潮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里根任内初露锋芒，一些信奉它的人得以进入政府的决策层。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新保守主义趋于式微，到九十年代中期几乎奄奄一息。但是，它从九一一事件中获得了新生。比尔·克里斯托说，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发疯似地要寻找一种新的对外政策，而我们老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政策的原始教义”。默拉齐克承认： “如果没有九一一，我们永远不会获得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力。”

    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所力主的强硬路线的胜利，九一一事件证明了它关于民主政体具有脆弱性的重要论断，所以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乃顺理成章。而今，伊拉克战争的速胜又把它的另一个论断变成了事实：推翻一个“坏政权”是办得到的。

                                               两个信条

    新保守主义者的抱负主要在国际政治方面。不过，他们既反对老共和党人的“现实政治”，抱怨他们对外结盟时不问政权性质；又反对民主党人的传统国际主义，认为他们想依靠国际组织和经济发展去推动民主是“天真”，他们看重的是“强力”。 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新保守主义认为，政权性质比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都重要得多，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价值观的国家，过去来自以苏联为代表的极权体制，今天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新保守主义觉得“恐怖主义”的概念模糊，而更喜欢称“激进的伊斯兰”） 。新保守主义者在冷战时期之所以反对跟苏联搞缓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专制主义的软弱和对“反文化”的宽容。九一一事件之后，他们又一再强调，民主国家面对的暴政是各式各样的，所以“要有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回击恶势力的挑战。由此可见，布什的“善与恶的战争”和布莱尔的“传播自由才是对安全最好的保证”，正是新保守主义在最高政治层面的反映。

    “历史的终结”一文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是新保守主义者，他说：“新保守主义者丝毫不想维护现存事物的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是建立在等级、传统和对人类天性的悲观看法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厌烦国际政治中“不死不活的共识”， 认为捍卫和平与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改变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推进****的传播。在传播****价值观这个大目标上，美欧是一致的，但欧洲人倾向于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去促进，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借助武力去移植。


    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例如人们通常说，联合国实行的是国际民主，而按照新保守主义的逻辑，迄今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民主”，因为专制国家的那一票是不能代表其人民的意愿的。基于这种认识，新保守主义者对联合国内的投票历来不以为然。如果有谁批评美国一方面为国内政治中的制衡而骄傲，另一方面却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制衡，他们就会以同样的逻辑断然反驳：让谁制衡？让专制统治者吗？有的新保守主义者还指责欧洲国家姑息专制政权，正在重犯“綏靖” 的错误。

    谈起美国及其价值观，新保守主义者毫不吞吞吐吐。诺曼·波多拉兹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但跟其他大国相比，美国总的来说一向是副好心肠。”汤娒·多纳利声称：“美国的价值观适用于全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世俗宗教。美国是运用其力量造福全球的。”他们举例说，二战之后的西欧复兴、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近年来平息巴尔干的战乱、铲除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政，无一不是在美国主导下完成的，而今天如果没有美国，谁去处理巴以冲突这个肿瘤，谁去解决朝鲜半岛的核武危机呢？一副舍我其谁的口气。

    克里斯托认为，“靠国际的标准、法律和谈判构筑美妙的多边世界”是极端危险的，美国应当把自己的力量与其世界使命联系起来，“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际事务），否则，世界的形势就会恶化，而且很快。”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负有“特别的使命”，所以应当增强军力，铲除那些“邪恶政权”，并且警惕任何国家出来与之作对。

    新保守主义痛恨专制，但并不是主张遇有专制就动枪动炮，它主张“选择”。其标准用劳伦斯·卡皮兰的话来说是两条：第一，这个专制政权的****能够引起地区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第二，有利于推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于不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其他专制政权呢？他们准备把道德大旗暂时卷起来，而祭起自己所不屑的“现实政治”：可能的话“遏制”它们，必要的话拉为盟友。美国在里根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今天则可以很方便地用反恐需要去解释。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爽快地表示：“我并不一味反对国家利益。”

    据报道，《洛杉矶时报》一位记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新保守主义的书，他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犹太裔，所以“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对大屠杀的记忆”，他们最担心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某一天遭到攻击而无从还手，从而带来“文明”世界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