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一文的说明——答沈登苗先生

阿让

2003年6月2日，学术批评网上刊登了沈登苗先生《论学术抄袭与当前的浮躁学风问题——兼谈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一文，对本人发表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上《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一文进行了严肃批评，有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关于科举人口计算公式”问题，对此表示诚恳接受。但沈文认为我的文章是用了“伪注”，是属于“疑似抄袭”，则似是推论所致，事实并非如此。兹特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首先，关于引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书的问题。

《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是本人将硕士论文《清代浙江进士研究》中的“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部分修改而成。由于当年在撰写硕士论文时，对学术规范遵守不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二是“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即“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但是，本人在引文中，对该书的这两部分的称呼上，出现混乱现象，甚至两者混用，用后者替代前者。如毕业论文的第1、7、8、9页都称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而第28页却用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最后，文末“引用书目”一栏中也错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为书名（第29页）。这一问题的存在，是拙文中出现引文错误的主要原因。2001年2月，本人将硕士论文中的“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部分进行修改，改正了原文中的一些错误，定名为《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寄给《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但当时仍未发现上述错误，文中也未注明此书的版本。由此，造成沈文认为是“伪注”的误解。但不可否认，这个误解是由本人的错误引起的。

其次，关于三个表格的数据问题。

在原硕士论文中，对清代浙江及各府县进士数量统计分“鸦片战争前”及“鸦片战争后”两个时期，全省和各府县累计数目是相符的。如上所述，拙文寄出后，同年4月收到用稿通知，并提出了几点关于注释格式的修改意见，但却没有寄回原稿。由于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的收发员没有按时去取信，又恰逢“五一”长假，等本人看到信时，离要求寄回修改稿的日期不到三天，扣除路上邮寄的时间，事实上只有一个晚上。更不巧的是，《“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一文的修改稿本人也不慎丢失。情急之下，只好对原稿进行修改。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对文中的“表格一”的数据没有进行细致核对，以致将浙江省在“太平天国运动”后考中的进士人数没有合并进去。这样，就产生了沈登苗先生所指出的，文中表格2“比原表多出20%”的现象。但是，三个表格的数字都是我经过《明清进士碑录索引》统计得来的（虽然个别数据上可能有出入），绝不存在有意造假、更不存在“疑似抄袭”的问题。


再次，沈登苗先生认为拙文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是“全方位倒退”，本人不敢苟同。如沈文指责本人没有看过《重修浙江通志稿》及《清代科举人口研究》，这未免武断。拙文不用《重修浙江通志稿》材料，主要是考虑到其史料的可靠性不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因为方志为了为当地增色，在对进士籍贯的记载上往往出现很多错误（主要是把一些非浙江籍进士也统计在内。这一点，作为研究科举制度史专家的沈先生，想必是不会不清楚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取材于明清时期的题名碑，反映的进士人数、及第时间、籍贯、名次均较为正确。通过对它的研究，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本人采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而不用《重修浙江通志稿》的原因。

最后，本人非常感谢沈登苗所提供的意见，本人很乐意接受其批评指正，也很愿意今后与其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对中国科举制度史的研究。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