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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常识和理性——关于学术腐败及相关论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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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9:47: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新  新:《工人日报》记者
杨玉圣:1963年生,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自1988年7月以来,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美国历史与文化、美国早期史、史学评论的教学与研究。2001年3月,创办并主持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曾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赴美访学(1998-1999)。目前主持编纂国家十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承担教育部十五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史学评论研究”。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



“王铭铭剽窃事件”只是当前学术腐败现象的一个缩影,如何从中吸取教训,更好地促进问题解决,才是我们讨论这一话题的理性起点,也是最终的目的。基于此,本刊特地就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健全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等问题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

记者:王铭铭教授剽窃事件被称为2002年中国学术界遭遇的首次震荡,其实,它只是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中“不幸”被揭露出来的极少数者而已。作为一名致力于史学研究和学术批评的学者,您如何评价我国学术界的道德现状?
杨玉圣:我国学术界的道德现状的令人忧虑的,目前的学术道德滑坡已到了非关注不可的程度了。此次“王铭铭剽窃事件”出来后,不论是报纸还是网上,与正常的学术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都有不少人摆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替丢人现眼的剽窃行为说情辩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一直强调这一点,真正的学术批评首先要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些问题可以讨论,而有些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比如学术剽窃的是与非问题,将别人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古往今来,一向是为人所不齿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一个教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卷铺盖走人的事。但在我国学术界却还在为这样是非明了的常识性问题争论,甚至出现这么多为剽窃抄袭行为辩护的反常现象,这恐怕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学术良知哪里去了?是不是人们对学术腐败已经熟视无睹甚至麻木了?

记者:但是,我们看到,王铭铭事件等学术腐败行为被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的震荡、对人们精神上的冲击,甚至比经济领域的腐败案件还要强烈。对此现象,您怎样看?
杨玉圣:腐败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在其他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但主要是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教育、学术领域即便有,也不那么严重,这与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迥然不同的。教育也好、学术也罢,这些领域都是人们寄以梦想和希望的精神领地和世外桃源。因此,当人们感受着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带来的黑暗和痛苦时,在心灵深处依然期望在教育、学术领域寻求纯洁的精神慰藉和道德的力量。然而有一天,一旦发现连这一方最后的净土也被深深地污染了的时候,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人们心目中仅存的希望和圣洁也被彻底击碎了。


记者:可否这样说,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更深远?
杨玉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学术、文化和教育是延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的命脉所在。从眼前来看,学术腐败也许不像经济腐败、政治腐败那样,能立即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但它对学术创新、学术精神和学术共同体尊严的破坏和危害,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如果对学术腐败放任自流,那么,我们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就没有希望,并最终导致社会良知、伦理底线、学术长城的自我坍塌。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请问,我们该如何向子孙后代交代?

记者:有的媒体将您炒作为学术打假的先锋,但我觉得您自己似乎对“学术打假”这个词不认同,坚持称之为学术批评,能谈谈为什么吗?
杨玉圣:“学术打假”这个命题,我在1998年4月就提出来了,并有感而发,在《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学术腐败、学术打假与学术批评》(《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0期)、《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与罗厚立先生商榷》(《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等文章中作过讨论。“学术打假”尽管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但只是一种特殊现象,不是常态。
如您所知,学术上的作假与商品上的作假是不完全一样的。商品作假主要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可能会直接危害到消费者的利益甚至生命健康。学术作假则不尽然,尤其抄袭剽窃,往往是拿别人最好的学术成果占为己有,不劳而获,它对学术本身的发展、学术环境造成了极大损害。但这种危害,普通消费者是大都是感受不到的。再说,商品打假者有处索赔,学术作假即使被揭露出来,但有关方面如何处理,批评者无法干预。对学术批评者来说,只是停留在批评的层面。

记者:那么,当前的学术批评氛围如何呢?
杨玉圣: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学术批评的良好氛围。学术界之所以出现这些学术剽窃等令人痛心的学术腐败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批评的缺席。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是心平气和、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因为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往往是有多种方法、观点、解释并存的,在角度不一的相互讨论中,大家取长补短,就有可能把一些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然而,由于缺乏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正常机制,缺乏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理想环境,也缺乏正常进行学术批评和反批评的专家学者,其结果是出现这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像北大王铭铭教授这样的学术剽窃事件,耳闻目睹,真是叫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任何关心中国学术、高等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我们不应回避,也不是幸灾乐祸或者落井下石,而应该面对和反思。也许,假如我们有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问题也许不至于演化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记者: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民主和学术争鸣的氛围呢?
杨玉圣: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对学术批评养成平常心态,既允许自己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自己。在学术问题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平等的,如果批评者批评错了(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被批评者完全可以据理力争,进行学术反批评。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真正的学者绝不会惧怕正常的学术批评。那种一见到学术批评就首先联想到对方有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继而找机会报复的说法、作法,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变态心理和行为。
构建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迫切需要更多的学者的关心和参与。学术批评不是某些人的事,也不是跟谁过不去,而是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同时,报纸、刊物等媒体也应对正常的学术批评加以关心和扶植,去浊扬清,让学术批评真正回归到本义。

记者:很多学者把学术腐败归咎于学术环境不理想,但您似乎更强调学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为什么?
杨玉圣:我承认,目前的学术环境确实不理想,但这能成为替学术腐败行为开脱的借口和理由吗?作学问就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抄袭剽窃,这是学术伦理的底线。不然的话,学者如何成其为学者?学术又怎能成其为学术?出了像学术剽窃这样的问题,首先应从自身找原因,而不要总是强调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

记者: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被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事件当事人大都是高校教师,由此也引发人们对教育质量的担忧甚至怀疑。
杨玉圣: 这样的担忧和怀疑很正常,这是由教育的功能、地位和教师的职业特质所决定的。人的一生中投资最大的可能是教育,而教育投资不是单纯的投入产出问题,它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因此,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在这种人力资本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教师处于重要地位。因此,教师的思想观念、学术道德、学术水准,都会直接影响到身边的学生。以高校来说,学生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导师。如果一个老师在学术道德上不能为人师表,那他怎么可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我认为,教师绝不能在学术人格、道德操守上把自己降格为普通人,不能因为周围环境不理想就得过且过,甚至破罐子破摔。尤其是像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名学者,应该倡导“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大环境或许一时改变不了,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逐渐改良小环境。

记者:结合我们一直倡导的师德建设,如何净化教师队伍的科研学术风气?
杨玉圣:作为大学教师或是学者,首先应有坚守学术伦理的自律意识。贵在自律。如果每个教师都能真正做到自律,那么,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伦理整体水准就上来了。当然,在遵守知识产权、恪守学术规范、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同时,应加强学术立法等制度建设,使学术行为和惩罚学术腐败都有章可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学术惩戒机制,在法治的基础上,重建学术批评的空间,净化中国学坛,以保障中国学术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记者:校园被誉为象牙塔,但此次王铭铭的学生们为其师辩护的“理由”却让很多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学子学术良心已受到污染,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刻不容缓。
杨玉圣:诚信教育的缺失,可能是中国教育的最大败笔。我们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片面强调分数,恰恰忽视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如何做一个诚实、健康的人?在学术道德上,维护学术尊严,拒绝抄袭剽窃,这本来都是常识,但我们却往往在常识问题上一再栽跟头。比如,加注释这个最基本的学术训练,在国外是一个大学生学术入门课程,我们的高校却根本没有这一课,甚至许多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连什么是合理借鉴、什么是抄袭剽窃还搞不清楚。我们不是要雄心勃勃地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吗?可是,如同北大常务副校长韩启德院士所强调的,“没有好学风何谈一流学术”?同样的道理,没有一流的学术道德,何谈创办一流大学?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周祥森先生的呼吁:“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加强学术道德教育,除了教师要以身作则、身正为范以外,高校也要转变教育理念,少讲空泛的大道理,强调对学生基本的学术能力和学术素质的培养。学术道德教育倘能从学校抓起,落到实处,那么,必会有助于整个学术界学术道德水准的改善,并使之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痛定思痛,这也正是我们所殷切期望的。

(《中国教工》2002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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