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迷五色之后——《乱花渐欲迷人眼》评析

dalilandy

本文作者汤君（“君”字上加“竹”字头）

最近，《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题为《乱花渐欲迷人眼——评译论研究之一隅》的文章。我因为曾经是该文作者主编的《科技英语学习》的热心读者，仰慕之余自然认真阅读了他的文章。读后却忍不住兴奋地失望。就深厚的文字功力、丰沛的才气冲劲而言，作者的文章的确令人气血翻腾、摩拳擦掌。但是，就说理的深入透彻、客观公允而言，我无法偏心地评论。

《乱花》一文题目里将对手的理论研究比为“乱花”，诉说眼睛被“迷”，岂不是自乱方寸？搞不好，还会被人家反唇相讥为花不迷人，人自迷。我所以师从道家始祖老子，将本文定名为“目迷五色之后”，就是准备分析一下，《乱花》一文的作者被迷眼后是否就一定要怪罪“乱花”。

《乱花》一文一上来就搬出《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词语解释，打算以“权威”发言封了想要发表不同意见的众口。其实，词典只是提供某个特定词汇在日常生活语境中的常识意义。不是还有专业词典专门针对术语进行本领域内部的界定吗？就算是要权威发话，也要找本类似Mona Baker编的翻译百科全书那样的专业辞书作依据嘛。此外，词典的注释，在时间上总是要大大滞后于生活实践或理论研究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和研究中已经了解，翻译既可以指译者的实践活动或行为，又可以指代翻译过程或现象，是不是还可以接受这样简单模糊的定义呢？

还有，《乱花》一文说“‘翻译’被人炒作”。据我看，是“翻译研究被炒作”的意思。至于说到一线的译者对玄虚理论的“惊诧”继之以“唾弃”，我倒觉得，“惊诧”于理论的玄虚属于人之常情，“唾弃”似乎不必。我的师爷爷许渊冲先生是译界的实干家，他虽然不怎么明白我搞的理论，可还没有表示过要唾弃，当然也许是他偏心。

《乱花》一文谈到的陆谷孙先生，也是我仰之弥高的大学者。他的话很幽默，也很耐人寻味。陆先生是实干家，所以还是没有参破理论的玄妙，他说的“一种有长短不等之木柄的园艺工具，顶部工作件呈扁平状，一般由化学元素符号位Fe的金属构成”到底仍是太实在。要想申请到立项，他得改说：“我目前打算生产一种头大身小的工具，其实用价值是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地貌，有助于绿化带的扩展；其社会效应也不可小觑，必能增强人民的劳动观念与审美意识”。作者引用陆先生的话，估计是想说翻译研究的“玄虚”化就是某些研究者打算利用“魔幻”手段申请立项了？只是，“翻译”怎么从实践活动变成了“学术活动”？“翻译研究”才是“学术活动”。并且，既然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洞若观火，又何来“自惭形秽”、“自叹弗如”之说?

随后引用的文章我没读过，不知出自何人手笔，无从了然全貌，不敢妄下断语。但说到该标题“文化资本与翻译的话语权力”，窃以为并非如《乱花》一文所坚信的那样“涩”。如果不先入为主地判其死刑，可以查阅社会学领域关于“文化资本”的相关论述，特别是辞世尚不太久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以及辞世多年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和美国文学批评、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层出不穷的关于“权力话语”的相关文字。至于引录的一段，的确在文字功力上与《乱花》一文有云泥之别，但还不至于彻底不通，特转引如下，并在括号内提供解读文字：“任何文化或文学艺术的生产，都是在一个类似于物理学意义的‘场’之中进行的。文化资本争夺的第二种策略来自于对‘命名权’的争夺。通过对事物、对词语乃至学科的命名，来确认自己的文化合法性，并区别于其他的文化，以此获得优势地位提高产品价值、拥有文化资本、对‘他者’实施‘符号暴力’进而实现建构话语权力的可能力”（解读：任何文化或文学艺术的生产，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也可带来利益的得失。比如，某学科领域的专家争夺规定术语、确立学科的权力。如果握有这种“立名”之权，就可言所欲言，并且强迫他人倾听接受）。这段话的意思可以概括为：文化和文学艺术并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学术和专家也是如此。比如，《乱花》一文的作者是教授、博导、主编，就意味着拥有远远多于普通人的文化资本（学术声望），这种无形资本可以使他拥有高于低级别同事的工资和其他收入。更主要的是，他说的话会有人毕恭毕敬地听，写的文章会有人忙不迭地拿去发表。而如果他只是一个博士生，就算他说的话有道理，也未必有人认为值得花时间去听；就算写的文章文理不错，也未必有编辑认为值得把宝贵的版面免费提供给他发表个几千字。这正是“文化资本”与“资本”的相类相通之处，有什么想不通、搞不懂的呢？

至于“符号暴力”，应该是直译硬译“semiotic violence”的结果。作者不去修正翻译的过失，偏偏要扯上“家庭暴力”，不知何意？是否是打算暗示大家，“家庭暴力”不如说成“拿老婆孩子出气”，“打老婆孩子”，抑或文雅一点，“虐待妻儿”；“符号暴力”不如说成“强迫别人看或者听”，抑或简洁一些，“逼听逼看”？作者的意思我也不懂了。为什么“家庭暴力”之后的“符号暴力”就会让人“傻眼”、“昏厥”？是否昏厥了，就必定中风偏瘫？否则，如何谈到“消协”、“被告”？我尤其不懂的是，刚刚还在说不懂“文化资本”，现在又好像很清楚社会学的另一个时髦名词“文化产品”。因为学术期刊是文化产品，所以才扯得上“消协”呀！

《乱花》一文还把“学术”活用为形容词，等同为艰涩，并引用Nida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不是我说，Nida老先生还不太老的时候写的那些关于符号学、转换生成语法的东西，难道就不艰涩，就不是“浅入深处”了吗？由此可见，艰涩难懂必然是未出名和不成熟的表现，等到声望日隆、华发已生的时候，自然可以骄傲地笑那些无名小子们徒劳无功地整那些没用的东西。不过，我当初读硕士时和Nida老先生零距离接触过，知道他不太会情辞激烈到说出“毫无用处”、“空洞的大话，往往是用来掩盖思想认识上的无知”这样的话，所以，忍不住要为他辩解。既然他老人家的原话是“I am sympathetic with those who find little or no help in  
books on translatology. If a person clearly understands  
a process, it can always be described in simple words.  
Too often big words are employed to hide failures in understanding”，那么比较得体的翻译应该是“我同情那些读了有关翻译学的著作却发现没大有或压根儿没帮助的人。设若真懂，必定可以用简明的语言描述某个过程。唬人的词汇所掩盖的往往是理解力的缺陷。”我搞不懂的是，此处若引原文，就不必给出译文了。两下对比，倒叫我这个读者觉得作者似乎在借老先生的话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偏又不明说，凭空害人肚子里猜测的蛔虫蠢蠢欲动。

接下来的一段让我这个搞理论的简直要笑得打跌，引为同道。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奇怪，搞理论的人也很少能像作者这样把理论看得水清见底。“翻译，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或分枝之一，无疑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与制约”，绝对是绝妙好辞！这不仅仅是理论，还是跨越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选题，挖掘一下就可以供博士生拿学位了。而且，这句话恰恰是西方译论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兴起的趋势和方向。《乱花》一文接下来关于西方翻译与译论研究的话也很精辟，正好可以展开与社会学合作的跨学科研究，申请个项目了。

《乱花》一文在批评了目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之后，如数家珍地开列了写过有关翻译文章的中国文学家、翻译家的名单。随后的评论却气势磅礴地含糊，我臆测作者的意思是，只有译家才配搞翻译理论。我觉得这不公平。遥想当初我还没读硕士博士，还在旅行社做英文陪同的时候，也没少干口译、笔译的活，但没有一样可以署名、有著作权，可以拿出来做证明。现在读到博士，所谓的翻译实践也不过是替其他专业的哥儿们姐儿们捉刀翻译博士论文摘要。想成“译家”？门儿都没有！难不成专业翻译饭吃不成，翻译理论的饭碗又要砸了？况且，谁规定不是作家就不配研究文学作品，口才不好就不准搞语言学，不开公司就不许搬弄经济学，不做政客就没资格讲政治学了？


作者还高举史料研究的大旗，说“怀揣……‘金碗’，却要跪拜在西方译论家的脚下，去乞讨所谓高超理论，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乞讨那些别人已经抛弃的货色”。实话实说，翻译史料研究虽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从未被打入“冷宫”。内地不少大学的博士生同仁，甚至在《乱花》一文作者提到的香港研究者中间，史料研究都是很热的。远的不说，我今年毕业的两位师兄，华东理工大的刘全福先生（硕导是郭著章先生）和安徽大学的范祥涛先生（硕导是高健先生）也都在史料研究方面颇有成绩。珍视传统是非常正确的，但珍视自己的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去践踏他人的传统。互相尊重还是必要的。至于说“落后20年的话”，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是谁说的。客观地说，西方译论研究的众声喧哗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译论研究的众声喧哗始于20世纪90年代，应该承认，我们的热闹比他们来得晚，但我们人多，绝对比他们声音大、气势大。说到“愤然离席”，我觉得不理解，为什么不留下来为翻译争一争呢？既然举世皆醉“我”独醒，为什么不能站出来为自己心中的公理一辩呢？来一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那将是何等风光，何等的扬眉吐气？

《乱花》一文还设问，让大家反思，假如严复、戈宝权健在是否读得懂西方译论。我对后者不了解，但是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仰视过家父书架上严复的译书。我想，既然严复能把米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这样得其意义精髓的妙文，必然觉得福柯的权力话语是小菜一碟。至于西方译论从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理论那里搬运来的文字就更难不倒他了。可说到鲁迅先生会不会写“《论‘符号暴力’应当缓行》”，我倒不肯定。我从小学时就读他的书，反反复复读到博士，自以为对他有点了解。按照我的猜测，既然已经是全球化时代了，他必然要首先重写《拿来主义》。而应当“缓行”的，不是“符号暴力”，而是不断制造“符号暴力”的活动。

最后一段，倒显出作者不仅是“明白”，简直是“明彻”。他建议的跨学科研究不就是翻译界一直想做而没做成的事吗？

依我看，《乱花》一文的作者只记得自己当初被“迷眼”的火气，却没想自己被“迷眼”之后看得更清楚了：

第一， 翻译研究的繁琐无非是大家要发表文章评职称，要申请项目拿经费。

第二， 把文化资本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用“权力话语”理论解读一下，就是凭作者的名望，生了气可以写文章泄愤，泄愤的文章还是有人认真地在读。所以，可以消气了，免得影响健康。

第三， 西方理论研究的一大“迷眼”处就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看译者身陷其中的表现，并为其表现作注。既然已经很明白，也就不枉被“迷”一回眼。

第四， 译学研究今后的最新走势是跨学科研究，“合纵连横”，拓宽视野。
第五， 不可忽视史学研究，不能忘记传统，淹没在新生文字的激流里。
     
这回倒轮到我不懂了，作者为什么要“内行”充“外行”，不从正面切入，而偏用曲笔？是不是报复搞理论的人，让你们也被“迷”一回眼，临到末了才发现，原来这次碰到了理论高手？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