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少些，但要好些——《社会科学报》总编辑许明谈当前学术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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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
  
曾：当前对于学术状况的评价普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体制问题，如学术官僚化现象就涉及学术的管理部门、项目立项、评奖活动、学术评价等方面，还有如大学文科发展中硕博扩招、硕博点的争夺、重点学科等，另一个就是学术伦理问题，如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等。前者算是外因，后者算是内因。但是触及到最根本的一点来说，还应该是学术本身出了问题，否则这些外因、内因是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
  
许：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已有大约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应当说这二十五年间中国的学术发展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能忽视和否认的是，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有学术领导，但没有学术评判，有学术的生产机制，但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就像一场足球赛，有裁判，而且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裁判体系。
  
曾：正如学术腐败问题一样，也有裁判，但不合法。
  
许：不合法。你说出版社的编辑不是裁判吗？是裁判。你说某个评委不是裁判吗？是裁判。但是，裁判和裁判之间缺乏共同遵守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机制，没有彼此的往来，都是自说自话。因此，中国当前的学术发展是在没有评判的体制下、没有评价的状况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存在什么危害呢？真正的学术精品被淹没在大量的庸品、复制品当中，金子被淹埋在沙堆当中，真正的学术要浮出水面，要花费相当大的代价。很多有才华的学人被很多平庸所埋没、所掩盖了。所以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就是死去活来、你死我活，互相牵制、一团乱麻。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谁都想做老大，谁都不服谁。谁都不自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前沿，真正的学术研究。
  
曾：您谈到学术评判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近二十五年来的中国学术发展现状。我们不能不否认的是，在二十五年前，从十七年到**我们的的确确存在过某种学术的评价机制，如由领导人发动的对某个学术问题发动的大批判大讨论等。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对此心存余悸。
  
许：在**以前，学术评价机制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存在大多是外在的原因，而非来自于学术发展的内部。这外在原因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政治的原因，用政治的标准、用社会发展的标准，用外在的强加的标准来评价学术。如孙冶芳的经济学理论、胡风文艺思想问题、《红楼梦》研究问题等，**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术体制是有，但是它是非学术性的，是外加的。新时期，我们强调内因，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行政体制长期没有按照学术规范来做。学术的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是领导体制、是非学术体制，如一些非学术性的领导人在当学术界的领导，它不是按照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管理，这的确妨碍了对于学术的评价。这造成一种什么后果呢？过去的政治性的评判体制失效了，但是学术本身的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如社科院的研究体制基本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社科院，它都被认为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曾：这二十几年来又有一种新的现象出现了，就是学术与经济的关系。谁发表的文章多，谁的暴光率高谁就成为学术名星、学术名流、学术泰斗。
  
许：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学术界所出现的特有的现象。暴光率高、市场需要，都是非学术因素所造成的。在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是学术发展本身的东西，学术的发展遵循的是科学的逻辑，并不是市场的逻辑。一个真正的学术发现肯定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太可能被大众马上认知，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大众认同。市场的逻辑固然需要，因为学术必须要面对大众，但是我们在尊重市场逻辑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学术发展的科学逻辑本身。
  
曾：其实，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在出现一种分化，一方面是偏重于实用性的社会科学越来越贴近现实；而人文学科，如文史哲，则退守书斋，而且很多人文学者都把认为自己的学问“无用之用是谓大用”。
  
许：我认为这是我们人文学者自己造成的一种误区。谁说人文学科无用？它改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学者往往因为创造不出那种具有思维革命、认识革命的东西来，所以被认为是无用的。这是一个误区。由于这种无用，所以我们就退回到传统的学术之路上来，如考据，沉浸于自己在对学问的玩赏之中。由于电脑网络的出现，使我们认识到对于一个问题的资料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说我们通过网络能够找到一万条相关信息的话——虽然这一万条信息仍然只是所有信息中的一小部分，但是相当于我们以前阅读量的许多倍——那么，我们以前所能获得的信息可能只有一千条，而过去我们正是靠着这一千条信息在做学问，还感到自己获得了真理，还在把玩它，这难道不可笑吗？所以，人类一说话，上帝就发笑。认识到这种现象的可笑，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曾：的确，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有自己的逻辑。这里有一个问题，目前评价学术的有一个标准就是：新不新。
  
许：是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二十多年。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在北京的一批朋友常常在一起彻夜长谈，我们人文学科研究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在推进科学的发展，在人文学科，或者推而广之，是否存在一种科学发现、科学推进、学科进步的问题。应当说，在十年前、十几年前，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所存在的大量的重复、大量的抄袭、大量的复制、大量的无用劳动，譬如讲，我个人做了个实验，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我检索了近五十年的学术剪报，在过去五十年间，杜甫研究共发表了800多篇学术论文，但是你将他归类的时候，你发现，真正有创造性的论文是很少很少的，大量的论文是重复的，而且在一个时代重复相同的主题，如杜甫的现实主义，不知有多少文章写这个东西，而且绝大多数大同小异。这种学术描述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也就是说，多少学者、多少教授劳其一身、殚精竭虑，却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它没有推进学术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没有创造新的文化。我们怎样才能反思这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人文研究有没有必要反思自己的研究行为、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研究的前沿性？我们是不是满足于写篇文章、写个心得、满足于评个职称？如果不满足，那又怎么办呢？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评估机制来评判你，最多一个学校的学术评委会，他们凭着感觉来投票。它们并不能做出鉴定说，你的学术研究究竟推进了多少。因此，在没有这样一个权威评价机制的时候，我们只能回到学术本身。我们应该怎么创造？应该怎么研究？怎么写作？应该怎么进入科学状态？
  
人文研究需要范式的转换
  
曾：提及学术发展，这二十多年来有个人被广泛提及，那就是科恩。他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就您来看，我们的人文学科存不存在一个范式的转换问题？
  
许：十多年前，我本人曾密切地关注过科学哲学的成果。当我们许多科学家在研究自然，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批科学家在研究科学行为本身、研究科学发现的过程。研究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什么状态下从事研究，提出新的问题来的。于是就有了科学哲学这门学科。科学哲学描述了二千多年来科学家发现问题从事科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思维过程。他们发现了一个一个模式，一个模式替代一个模式，如他们对传统的归纳法的怀疑。科恩提出科学研究就是一个范式替代另一个范式的过程。新的科学发现肯定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替代旧的范式。这些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在想，科学发展的逻辑能否嫁接到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当中来呢？人文学科并不是文学创作，人文学科是一种研究，是一批人文学者来研究人文现象，如此而已。它与科学家从事的科学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过去，我们长久以来认为，人文学者对人文现象的研究是与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一样东西。以为是形象思维，感性的。在这种方法论的前提下，我们许多人文学者就喜欢开无轨电车，想到哪就说到哪，随心所欲地描述现象。你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现在发表的人文学者的论文，你就可以发现，很多人的文章是没有逻辑的。它的推论是跳跃式的，它凭着一个材料就可以推论出一个大的结论来。现在的人文研究的文章也有逻辑，但它们的逻辑很简单。譬如一般的归纳法，甚至不如培根的归纳法。如举三个例子就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我们在大量的使用这种逻辑方法。可惜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至少为了对目前这种简单的粗浅的研究逻辑进行冲击，我们就有必要关注一下科恩，关注一下科学哲学。
  
曾：我们应该将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人文研究。
  
许：说来很可怜，我们中国当代的人文学者、高校的文科学系，基本上都没有一种前沿的学科方法论的训练。
  
曾：科恩也曾说过，科学的革命重要的是范式的革命，但在人类科学发展历程中，真正的范式的革命是很少的，这就注定了我们大量的学者所从事的都只能是查遗补缺的工作。
  
许：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譬如《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留下多少东西呢？可以算上王国维、胡适、俞平伯，李希凡也算。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红楼梦》研究有多少可以称得上范式研究成果呢？研究红学史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范式意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而其它大量的学者都在从事补缺的工作。在一个范式的体系下修补。在大范式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式的阐释。当然，人文学科的发展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无法说，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有范式当然比没有范式好，提出了范式的，就是大家。

  
  
原创性来自于问题的原创以及对问题的追问
  
曾：下面就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原创性问题，这个问题提出也有段时间了，但是当代中国的学术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如何才能具有原创性？
  
许：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拿我来说，我在社科院系统工作了二十来年，跟教师还不太一样，教师还有传授机制，编辑还要完成它一个编辑任务。纯粹的专业研究员是最痛苦的。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什么？比较理性的人也许会怀疑到自己所从事活动的意义，当然也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有些人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最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他出了五本书、十本书、二十本书。但是放在学术发展史上看，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学术贡献到底有多大？否则，为什么不去做个干部呢？不去当个教师呢？也许从事那些具体的行业，会比做些空头的学问更有意义。那么我们怎么才会觉得有意义呢？科学何为？人文科学何为？研究何为？这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我。应当说我被它折磨了二十来年。我举例子。比如说，我和一批朋友共同写出的《华夏审美风尚史》，得到了国家图书奖。有人认为这就是资料嘛。为什么得奖？这就是我在十多年间尝试的范式的转换。过去的美学史都是美学理论史，都是谁怎么说？美是什么？美感是什么？都是美学思想史。但是把美作为人类的审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历史描述，还没有人做过。我们做了，做成了一个人类审美活动的、实践的、风俗的、风尚的、可见的审美精神发展史。谁怎么说是次要的，怎么做是重要的。于是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范式。我们很荣幸被评委认可。从自我评价来讲，我们做了一点点事情。为科学研究增添了一点点东西。当然我也认识到，我很多文章也许是没有用的、重复的、并不是有所发现的。于是我就想到，怎么才能原创呢？当然有新的范式提出，是原创，但是更重要的创造性的源泉在哪里呢？在于真正意识到问题。我们人文学界很多很多的现象，大量的是对现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的阐释。而往往忽视了对问题的原创和对问题本身的追究。
  
曾：这也正是我下面所想问的问题。中国的人文研究真正缺乏的正是问题意识以及对于问题进行追问的传统。
  
许：所以，我们的人文研究能不能明晰地意识到问题，这是我们的研究能否成功的首要前提。问题的等级不一样，如关于宇宙规律问题、人生观世界观、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重建问题等等，那应该由大哲学家来解决。有些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浦东开发、长三角建设问题等，很现实、政府想推行某个问题，但推行不下去了，怎么办？所以从事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往往能容易获得它的新鲜感。因为他面对的是现实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我们的人文学者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太强烈。
  
曾：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种方式来问：这些问题到底从哪里来？
  
许：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亲身经历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女权主义、黑人批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认为，第一，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理论家在西方文化土壤上产生出来的问题。他们具有原创性，他们是有前沿意识的。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但是西方的土壤与中国的土壤是有区别的，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如女权问题，中国肯定也会有，但现在的女权主义问题是在西方特殊的社会文化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不一定具有立刻的普遍性。所以，我们应该审慎地思考这些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本身具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西方理论家所提出来的问题作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来简单的模仿。这种模仿与五四以来对于西方的模仿有什么不一样呢？二十年间，中国学者提出了问题来吗？提出来了。如人文研究的逻辑问题。它是直接针对中国人文研究中存在的大量的简单重复、大量的浪费人力资源的问题提出来的。但可惜没有展开来。还比如人文精神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物欲主义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人文精神。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最后这个讨论不了了之。这些都是中国问题。还比如，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必然面临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重建和意识形态的反思问题。这也是问题，但我们人文学界都回避了。
  
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西方理论被我们铺天盖地的讨论，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中国自己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许：对。这个现象是很尖锐的。从我自己的切身感觉来看，我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先天的劣根性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氛围应该从我们人文知识分子主体这个角度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如红卫兵一代、比红卫兵更小的一代，普遍的问题是国学的底子不好。对中国传统不甚了了。同时对我们建国以来的革命传统也有拒斥的心理。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无根。根在哪里呢？他们在寻根的过程当中，他们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把大量的西方现成的问题拿过来作为自己的立场。所以在这二十多年间，我们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某个学者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会使用西方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间的观点，同时用康德的、用尼采的、用哈贝马斯的。在一篇文章中把他们全部引用，然后拿它们进行辩论。而且自以为掌握了知识。自以为掌握了真理。
  
曾：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许：所以我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举台湾的新儒家学者为例。他们的国学底子很好，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很深。他们对西方的接受就自觉地形成一种批判的态度。而我们的许多学者因为没有这一传统，就放弃了这一批判性的立场。他割裂了中国的传统。所以，国学传统的断裂造成了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中浮躁的一代、无根的一代。我到现在为止都认为，这还是摧毁的一代，而非建设的一代。
  
  
建设的一代学人需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曾：您理想中的建设的一代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呢？
  
许：中西学养的融合是一个前提，而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我们不敢设想，一个中国的学者只在书房当中，关注书本里的信息。我们说人脑是加工信息的，但是他只接受书本的信息而不接受来自实践的信息。中国的民风问题他不了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他不了解，只在从书本到书本的过程中来研究，我认为这是我们目前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不能获得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点上看，我赞同余秋雨，余秋雨看出了这种弊端，他抛弃了某种生活方式，他行走，他了解这块土地去。毛**讲得很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读书。读书最容易，一张桌子、一杯茶就够了，甚至一张桌子都不要。但最难的是解决问题。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学者都以为读书就是为了读书，读书就是为了填充自己的读书口袋。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许多青年学生读书还是很用功，但是脑袋里没有问题。有知识没问题。但是，我们凭什么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自豪呢？在信息社会，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所占有的知识只是知识总量的千万分之一，甚至更低。我们所看的书是沧海一粟。如果说我们的终生追求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那么，你就去做一台电脑吧。即使你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知识是公共的，现在可以通过电脑通过网络可以随时获取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获得问题意识，获得加工这些信息的方法。

(感谢曾军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