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建斌：让学术回归学术：政治视角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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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术回归学术，就是要让学术摆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羁绊和打压，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但是，从历史上看，不是宗教或意识形态要奴役学术作为它们的奴婢，贵族或资本家要利用学术作为剥削的粉饰和保持特权的护符，就是政治要御用学术作为它的工具。在这当中，最容易而且最经常侵犯学术独立自由的最大力量就是政治。政治这样做的恶果，不但会使学术丧失独立和自由，而且也会使政治陷于专制和反民主的状态。早在六十年前，贺麟先生（1902生于四川金堂，1992年在北京去世。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八大家之一）在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就此指出：“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46页）“通常一个上了轨道、自由独立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因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饮水思源，培植根本。”（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48页）“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不只是学者的责任，而尊重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亦即是政治家的责任了。”（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50页）贺麟先生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学理层面上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政治因素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让学术回归学术，具备政治视角的思考至关重要。

在现实层面上，如何使当前中国学术发展从某些“充斥着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喧嚣。以鼓吹兜售自己，以学谋取利禄，大量灌水制造学术泡沫，批量生产制造学术垃圾，抄袭剽窃盛行，腐败丑闻迭出，熙熙攘攘，俨然一派学术江湖的景观”（王海光：《学术江湖杂谈》，《学习时报》2006年11月13日第6版）中走出来，甩掉会议学术、职称学术、项目学术、媒体学术、关系学术和泡沫学术的肮脏外衣，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最终达到学术回归学术的理想状态，是我们今天应当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对于这个学术课题的解决，要重视政治因素的作用、具备政治视角的思考，就必须以建设性的态度回答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情况是什么？其中政治因素上的原因又是什么？回答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让学术回归学术的。第二，近年来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学术不良行为如何看待？它有哪些方面的主要表现？学者们从政治因素入手，着眼于在体制机制环节上治理学术不良行为的努力都有哪些？回答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我们是在克服什么样困难的努力中让学术回归学术的。第三，当前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的基本途径是什么？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学术界自身各自应该做的最紧要的工作都有哪些？回答好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我们是在用什么样的可行性路子让学术回归学术的。

一、学术发展的主流情况及其原因

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生态环境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得到了改善。就体制内的情况而言，明显的表现就是：第一，各个学科相继摆脱了原先僵硬的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每一门学科基本上都确立起了自身的学科体系、研究理论和知识增长传统。第二，各个学术机构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在其内部从事学术活动的学术工作者基本上都受到过比较系统的专业知识教育，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以及研究的自由度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第三，一些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学术创新、倡导学术争鸣的优秀学术期刊相继出现，它们都比较严格地确立起了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和引文注释规范，构筑起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学术传承的载体和推出学术新人的舞台。第四，各个学术团体（学会或研究会）自身的学术交流、学术推动和学术组织的功能得到全面地恢复和发展，一些规范运行的优秀学术团体已经成为了同行学者相互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完成研究课题、不断推出学术新人的重要平台。从体制外的情况来看，明显的表现就是：方兴未艾的由民间力量兴办的学术机构、编辑的学术刊物和创办的学术网站，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年代“学在民间”的典型代表。


学术生态环境之所以会在上述方面得到改善，从政治发展影响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基本的原因就是：第一，对于意识形态，在内容上，执政党正在不断扩大它的包容性，重点挖掘它的民主价值和自由价值，鼓励和支持学术界用不同学科的学术知识对于它进行阐释和说明；在范围上，执政党正在逐步限制它的运行范围，以局限于思想理论界为宜，鼓励和支持学术界对于学术问题进行独立自由地研究和探讨。这样，就为中国学术发展造就了相对自由和多元的思想环境。第二，执政党通过不断地改善自身进行领导、执政活动的方式和体制，在领导活动中，正在逐步确立起体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要求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在执政活动中，正在逐步确立起体现“科学、民主、依法”目标要求的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政府通过不断地改善自身进行行政活动的方式和体制，在行政活动中，正在逐步确立起体现“法治、服务、责任”伦理要求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体制。执政党和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在解放思想、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互为促进的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国际化和民主化进程，提升了学术界的地位和学术活动的独立性，激发了广大学术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这样，就为中国学术发展造就了相对民主和开放的政治环境。第三，1989年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促使学术界主流知识分子放弃了八十年代的“精英启蒙”志趣，从激QING飞扬的广场转向了清静严谨的学院。他们日益强调学术的“知识增量”，努力构建学术的研究传统，专心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再加上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学术研究的大量投入，中国学术职业化水平开始得到逐步提升。这样，就为中国学术发展造就了相对规范和体面的从业环境。

二、学术不良行为的主要表现及其治理

虽然说，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情况来看，以相对自由和多元的思想环境、相对民主和开放的政治环境、相对规范和体面的从业环境的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生态环境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得到了改善；但是从局部的领域和地区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屡禁不止乃至愈演愈烈的学术不良行为，却又从各个方面不断破坏着初见好转的学术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学术不良行为，一般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术失范行为。主要是指因研究者学术训练和专业知识不足所发生的违反学术研究规范的行为，如：既无新观点也无新材料还无新论证的低水平重复，既无视前人学术积累又无视同行学术创造的自说自话，既无问题意识又无综合能力的堆积拼凑。第二，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是指因研究者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水平低下所发生的违反学术研究伦理的行为，如：对他人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体系、学术资料、学术论证以及学术论述的抄袭剽窃或变相的隐蔽的抄袭剽窃，对引用资料的作伪，对实验所得数据和结论的造假。第三，学术腐败行为。主要是指因权力拥有者滥用权力所发生的违反学术研究管理的行为，如：行政权力完全支配着学术事务所导致的政府官员的学术“寻租”，学术机构的“官本位”意识，以及在职称评定、课题审批以及论著评奖等学术事务上的唯行政权力是瞻；掌握微弱学术权力的学术专业委员会、专业学会（研究会）以及学术期刊因滥用学术权力所导致在学术评审、学术协作以及学术发表上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内外对于学术规范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治理学术不良行为上的认识更加深刻、实践更加务实。

在认识上，学者们的共识是：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虽说是学者个人品质低下的表现，但是在这些行为必然是和一定的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结合的，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性力量的激励。因此，治理学术不良行为必须要看重政府的积极作用，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本着眼点，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规范运行。

在实践上，学者们的努力呈现出了建设性和合作性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第一，民间学术规范建设（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物是杨玉圣和邓正来，阵地为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积极寻求与全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全力合作，通过以倡议（即《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杨玉圣起草并领衔签署，2004年10月18日公开发表）和公开信（即《109名教授发表关于DIZHI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开信》，邓正来起草并领衔签署，2006年3月20日公开发表）等形式的集体呼吁，已经形成了在坚持和改善现行学术体制下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的群体力量。这促使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印发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的意见》，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从而力图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加强学风建设和职业道德修养，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第二，民间学术打假对多起引起全国轰动的论文和履历造假行为的首先披露和持续追讨，使得一些身为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们的学术造假行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正是由于看到了民间学术打假对学术不良行为披露和持续追讨在社会上引起的广泛关注及其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不足，科技部才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宣布将设立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与国家科技计划相关的科研诚信问题，从而力图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把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纳入法治轨道。

三、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的可行性路子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国家，直到今天为止，行政权力仍然支配着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因此，要实现学术独立自由，达到让学术回归学术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在弘扬宪政精神的前提下，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规范运行，为学术发展造就一个更为自由和多元的思想环境、更为民主和开放的政治环境、更为规范和体面的从业环境。

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在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尊重学术界实现学术独立自由发展的基本意愿。这就是：第一，行政权力主导的学术管理活动必须要以尊重、鼓励、扶持和保障学者个人和学术共同体（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学术研究、学术自治和学术发展的自由为根本目的，在弘扬宪政精神的前提下，特别是要把实现学术共同体对于自己内部学术事务管理的独立性作为学术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的目的和任务。为此，应当争取早日把学者自治在广大学术界予以大规模的切实推进。这样，对内民主与对外独立紧密结合的学术共同体，必然会促进学术独立自由的发展进程，推动学术回归学术理想状态的早日达到。第二，行政权力主导的学术管理活动必须要以实现行政权力在学术管理领域的规范化运行为根本目的，在弘扬宪政精神的前提下，特别是要把对于执政党和政府自身所拥有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作为学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保障。为此，应当争取早日把学术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事改革的先锋军，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予以大规模的切实推进。这样，外部约束和自身有为紧密结合的行政权力，必然会促进学术独立自由的发展进程，推动学术回归学术理想状态的早日达到。

“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迄今为止，既没有明确、具体和具有权威性的职业标准，用以训练、录用和评价从事学术研究职业的新一代学者（尽管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已经培养了大批获得高级专业学位的专门人才），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伦理原则，用以制约（必要时则为制裁）学者的职业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学者与社会的关系，更没有独立存在和自主运行的职业协会能够发挥职业文化支撑的作用。”（张斌贤：《从“长江读书风波”看中国的学术职业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中华读书网编，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张斌贤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通过上述论证指出：尽管目前中国已有数百万之多的人以学术为职业，在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着专门的学术研究活动，并按照不同的专业组织起相应的学术团体（学会或研究会）；但是严格按照学术职业化程度的基本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学术职业化的程度实际上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张斌贤先生的这些见解提示我们：学术界自身在推进学术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把提升中国学术职业化水平作为保持学术独立自由进而实现让学术回归学术的重要基石。这就是：学术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微观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弘扬宪政精神的前提下，特别是要对职称评定制度、学术评价制度、学术激励制度、学术出版制度、学术基金制度以及学术结社制度等最为基本的学术研究的微观制度安排，进行大胆改革和重点突破。学术研究微观制度的完善与健全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该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和公正，更重要的还在于可以在学术界形成合理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对于规范学术权力运行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是提升中国学术职业化水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微观制度保障。这样，内部规范运行和外部约束紧密结合的学术权力，必然会促进学术独立自由的发展进程，推动学术回归学术理想状态的早日达到。

（原载《社会观察》（沪）2007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感谢井建斌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7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