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定位：学术性刊物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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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问题是刊物发展的首要问题。


刊物的定位包括读者定位、市场定位、内容定位、风格定位、价位定位等形式。这几种形式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结为一体的。读者定位用简单朴素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刊物为谁办和办给谁看，解决的是谁是“上帝”的问题；具而言之，它包括读者年龄组定位、文化教育层次定位、家庭经济收入档次定位、职业定位和活动范围（活动圈子、活动地等）定位等等特殊形式。读者定位是刊物定位的核心。找准了刊物的读者群，确定了谁是真正的“上帝”，也就等于确定了刊物的消费主体，从而拥有了相应的文化市场。读者定位问题解决了，内容定位、风格定位和价位定位等问题都容易解决：根据读者群体的文化消费性质、特点和需求，决定刊物内容的范围和重点、刊物的风格；根据读者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确定刊物的价位。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刊物定位。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力冲击下，经过市场的洗礼，非学术性刊物大多进行并完成了定位工作。凡是取得成功的非学术性刊物，一般都是经过市场调研而定位准确的刊物。但是，相比之下，学术性刊物却迄今尚未解决或未能解决好定位问题。这是当前制约学术性刊物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学术性刊物定位问题尚未解决，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学术性刊物事实上不存在定位问题。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学术性刊物不需要考虑读者和市场问题，从事学术性刊物编辑工作的人员根本就没有刊物定位意识，而认为定位只是文化娱乐类等非学术性刊物的事。

非学术性刊物一般都是自负盈亏，其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大小取决于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的多寡，因而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为了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开拓市场空间，确保刊物的生存和不断发展，非学术性刊物需要进行准确的定位，找准自己的生存点，确定并根据市场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生长点。所以，非学术性刊物的人员，特别是刊物老总，一般都有自觉的定位意识。

学术性刊物却不然。中国的学术性刊物，大致包括三大部分：（1）高校系统的学报；（2）各级社科院、社联系统的人文和社科类刊物；（3）上述两个系统之外的科研或半科研单位（如地方志办、党史办，等等）办的刊物，以及不属于这两个系统但归其主管的刊物（如高校里的非学报学术性刊物）。无论是哪个系统的学术性刊物，办刊经费一般都由主管单位或政府部门批拨，编辑人员的工资则完全由国家负担，无论是刊物还是办刊人员吃的都是“皇粮”，因此都不必像大多数非学术性刊物那样依靠刊物经营收入来维持生存。刊物有没有读者，即有没有市场，有没有经营收入，与刊物的生存和编辑人员的直接利益根本就不发生直接的关系。目前，尽管绝大多数学术性刊物长期以来始终处于严重亏本状态，但并不存在生存之忧。即便有的刊物有生存之虑，也不是因为失去读者而带来的市场压力，而是因拨付经费的主管单位裁减刊物经费所致。对于绝大多数学术性刊物来说，刊物的发行是一个根本不存在因而也无须考虑的问题。绝大多数学术性刊物期发行量在一千份之内，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印数仅几百份，只是用于刊物之间相互交流之用，根本不是用于发行——因为根本就没有订数。这种情况下，学术性刊物怎么可能会有市场意识？如果说有市场意识，也只是变异的市场意识——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或者是为了获得“赞助”而把一定的版面出卖给赞助单位，不定期地出版作者自费的增刊，以此作为解决编辑人员福利问题的“创收”渠道。学术性刊物不需要考虑市场问题，其实质就是不需要考虑读者问题，刊物定位自然就成了多余。

学术性刊物和非学术性刊物格局的不同变化，最能反映出两者在定位意识方面的霄壤之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每一所高校、每一个科研单位、每个省的社科院以及一些带有一定学术性质的单位，都至少办有一份学术性或半学术性刊物。在高校学报和社科院人文、社科类刊物之外，每一门学科也都有若干种专业刊物，一些民间学术团体也办有自己的刊物。这种庙不分大小，你有我有大家有的学术性刊物布局，很可能是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所有学术性刊物都相安无事地“按既定方针办”，根本就不存在互相竞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逐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市场和竞争被引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但学术性期刊领域则有如铁打的金刚，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学术性刊物只有交流（赠送）而没有竞争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平共处”格局，迄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体来看，学术性刊物综合性，切实地说，百科全书式的千刊一面格局也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学报系统中，几乎不存在有学术特色的学报。高校院系体制结构和学科设置的千篇一律，——如今又一窝蜂似地向大而全、小而全的所谓综合性方向发展，——决定了中国高校学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版块和内容布局。近年来，多少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的，是以学科相区分的专业学术性刊物和个别省市社科院系统的刊物，但这样的刊物其实也近乎寥若晨星。目前，学术性刊物初具特色者，仅仅表现在因刊物所在地区历史文化和学术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栏目设置以及相应的内容上的地方化，这种特色并不是基于读者群体—文化市场而形成的；而且，这种具有区域性（地方性）特色的专题及其内容，在刊物中往往不居于重点栏目地位，也不占据大量篇幅，综合性或百科全书式仍是这些刊物的整体面貌。

与学术性刊物截然相反的是，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学术性刊物却已经历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激烈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经过了市场的大浪淘沙，在各自领域形成了基于读者群体文化消费需求层次和特点的特色鲜明的若干家刊物分撑一片蓝天的稳定有序的良性竞争格局，其中一些刊物发展成为期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品牌期刊。

第二，学术性刊物在职责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现象，人们对学术性刊物的职责和任务的认识因此而陷于矛盾的或模糊不清的思想状态。

学术性刊物的区域性特色或地方化，与其说是刊物的学术特色，毋宁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性刊物自留地性质在刊物的栏目设置和内容规划上的必然的表现形式。

在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讨论过程中，人们普遍反对在职称评审、学术成果评奖等活动中根据办刊单位或主管单位的行政等级而把学术性刊物区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其中又包括省级、市级，等等），并据此评判学术论文质量高低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法。这从理论上和主观愿望上来说，并没有错。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学术性刊物客观上确实存在这种与主管单位行政等级相适的刊物内在质量上的差异。在中国，直至今天，绝大部分学术性刊物还是刊物主管单位或所在地区的自留地。高校学报文章的作者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五是本校教师；非学报学术性刊物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其文章作者也往往以所在单位或地区的学术从业人员为主。在中国学术性刊物里，除极少数外，很少能读到国外学者的科学研究作品。

学术性刊物的自留地性质极大地制约了刊物整体学术水平。自留地土壤肥沃，刊物发展得就好，整体学术水平就高；自留地土壤贫瘠，刊物的经营就比较惨淡，整体学术水平就低。近两年《光明日报》公布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的转载量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土壤”条件对刊物内在质量的影响。所谓“土壤肥沃”，一方面是指主管单位经济实力雄厚，拨给刊物的经费充足，使刊物有能力以高于他刊的稿酬招徕优秀的甚至一流的学者为其撰稿，编辑部也有能力经常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其编辑人员可基本不受限制地经常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从而与学术界知名学者、专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友谊，熟悉本学科或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是指单位科研队伍力量强，实力雄厚，可以从审稿和提供基干作者两方面保证刊物的整体学术水平在稳定的基础上得到不断提高。反之，“土壤贫瘠”之地，不仅刊物本身的生存堪忧，而且刊物整体学术水平也难以有保证；即便通过编辑人员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争取到一些优秀学者为其撰稿，也只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点缀，无补于刊物整体学术质量状况的改善和提高。

这就是说，中国的学术性刊物实际所承担的职责，主要是为本单位或地区的学术从业人员发表文章提供园地，为这些人解决职称等现实问题提供便捷服务。单位出钱养刊物的首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本单位人员发表文章困难的问题，而非真正出于繁荣科学事业、推进科学进步的考虑。这种做法的正面说法很是冠冕堂皇：为本单位或地区培养人才。其结果是，学术性刊物事实上成了所在单位或地区学术从业人员共同优先享有的一项学术福利。

学术性刊物既然姓“学术”，就不能不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学术性职责，这就是：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材料，提供根据新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和过程所做的新的解释，或者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旧的东西所做的新的表述。要而言之，学术性刊物惟一应该承担的和真正的职责，在于向读者提供内容可靠、评价正确，具有严格科学性和高度学术性的东西。同时，它也不应该不肩负起宣传认真、热心的科学工作者辛苦研究获得的成果，使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在科学上永远获得公认，繁荣科学事业，推进科学进步的任务。

这就与学术性刊物实际承担的本单位或地区学术从业人员的学术福利职责发生了矛盾。福利职责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而科学职责则屈居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前者总是挤兑后者。换言之，目前中国的学术性刊物在职责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和非正常的错位现象。

学术性刊物职责错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庸俗化现状而产生的。在职称体制、学术成果评奖制度、职称与个人物质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下，学术从业人员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把“自己的科学作卖淫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科学的几乎一切分支学科都成了一头供给人们牛奶的奶牛，而不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参见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235页。] 学术性刊物正是使科学庸俗化为“奶牛”的一个最重要的中介：它使科学最终完成了“奶牛”化的蜕变过程。

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学术性刊物必须和非学术性刊物一样，进入文化市场，经历并完成自身定位的过程。而解决学术性刊物的定位问题，根据前文所做的分析，具体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减肥。目前，中国的学术性刊物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刊物没有市场，作者与消费者（读者）是合为一体的，除了作者购买和赠送，没有一份市场订数。这类学术性刊物应毫不留情、毫不怜惜地予以裁撤。这样做，既可为国家节约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又能极大地减少学术垃圾，遏制“学术”产品生产过剩的势头。

第二，专门化和特色化。除少数已经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影响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外（一级或二级学科刊物），裁撤后剩下的刊物应该一律向专门化和特色化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劫后余生”的学术性刊物，应该把自己定位在所在学科或专业领域内的某一高度专业化的科学工作者群体，从而形成面向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以读者为本位、而非以区域学术资源和作者为本位的学术特色。

第三，半市场化。学术性刊物承担的是不可能产生即时或短期社会价值的职责，毕竟不同于文化娱乐类刊物，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其生存和发展。因此，学术性刊物的市场定位只能走半市场化的道路。

所谓半市场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学术性刊物只能用一定的版面来满足文化市场上的某种需求，如采取像国外学术性刊物普遍实行的刊登文化、图书类广告，广告性学术著作短评的做法；学术版面严禁市场化。像目前一些刊物为了解决一些学术从业人员发表文章难、解决编辑人员福利问题而采取的收取作者文章版面费，或出版以收取版面费为目的的增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学术性刊物市场化异化的表现，是一种自杀行为，其最终结果将是损害刊物的学术声誉，进而断送刊物的前途。
另一方面，学术性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费只能部分地依靠文化市场来解决，而不能像非学术性刊物那样完全依赖于文化市场（发行收入、广告收入，等等）。这就是说，为了整个民族的和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学术性刊物现行主管单位依然必须承担起一直承担着的从财政上扶持刊物生存和发展的义务。主管单位是代表整个民族和全人类承担这种崇高的义务，所以不能搞本位主义，为了本单位或地区的利益而牺牲整个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利益和科学事业，而要求学术性刊物去完成它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明确责任，科学定位。学术性刊物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前面已有叙述，此不赘言。学术性刊物的科学定位，就是要摆正并确定刊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学术性刊物是培育整个民族的和人类的科学之花的园圃，也是培育学术流派的园地。它只为整个民族的和全人类的科学事业的繁荣和进步而存在，只为那些认真的、热心的国内和国外的科学工作者而存在；它不为本单位或地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存在，更不为任何学术从业者的现实利益而存在。学术性刊物必须牢固树立起这种科学定位的指导思想。

文章一开始，我们就说定位问题是刊物发展的首要问题。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们不仅需要继续重申这一点，而且需要补充一句：学术性刊物也不例外。在新的世纪，中国学术性刊物是否能够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关键就要看刊物的科学定位问题解决得如何。切实而又完满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时代赋予中国学术性刊物界人士和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作者简介] 周祥森（1965— ），男，浙江省江山市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美国史和史学评论理论研究。

(本文将刊于《出版广角》2003年第11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