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

langfanyun2001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经过最近2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些成就在近几年来的学术会议和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的总结，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谈一下该学科目前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同行和主管部门的关注，从而收到改进的功效。

总体而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目前的学术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美、英、澳、法等西方学术大国，而且落后于日、韩等师法西方的国家，甚至还拿不出可以媲美香港或新加坡这等弹丸之地最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来。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之众的泱泱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学科划分混乱、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复等多个方面。以下择其要分述之。

关于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对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的清楚界定是这一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发展涵盖整个学科领域的宏理论或体系理论的前提条件。不幸的是，尽管对国际关系学科在国际学界早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但在我国却仍然混沌不清。在我国高校，在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下形成了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分别作为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作法，然而从教育部到设有这些学科的各高校却没有人能说出两者的区别来。两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学科设置的“修改草案”，拟将国际关系单列为政治学以外的一级学科、同时把国际政治保留在政治学内作为二级学科的设想，更是毫无逻辑可言。在执该学科牛耳的美国，“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是两个含义基本相同、经常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在我国出于非学术原因把它们硬行分开，只能造成学科和课程设置上的混乱，为同国际接轨和国际学术交流人为制造障碍。即使一定要强调两者的区别，也只能把国际政治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让国际政治成为从属于国际关系这一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而不能让它们处于并列或分离的状态。

教育如此，科研也同样混乱。在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分类中，国际关系同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军事、国际文化、国际组织等九项科目并列在“国际问题研究”项下。令人费解的是，在把国际关系的所有具体方面都抽出单列后，国际关系本身还剩下什么可以研究？此外，国际政治除了出现在上述序列中外，在“政治学”项下还单列有一门“国际政治学”。要弄明白“国际政治学”同“国际政治”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同“国际关系”的区别恐非易事，其本身似乎就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系统每五年制定一次的“人文社科发展规划”，干脆取消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学科资格，把它们同比较政治、国别与地区研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等内容统统放在一起凑成一个“国际问题研究”的杂类。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总之，名不正言不顺也罢，与其他学科一笔混账也罢，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发育不良的迹象。要发展，就要从正名分做起。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一样都不被看作是一门真正的学问，至少不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从领导干部到刊物编辑，不管有没有专业背景，都有资格告诉那些术有专攻的专家他的文章该怎么写才对。在一些颇有地位的国际关系专门刊物上，常可见到一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通的文人，从搞历史的、搞哲学的、搞经济的一直到搞文学的，都俨然以专家的身份对国际问题高谈阔论，似乎国际关系就是任何人都能随时客串一把的业余嗜好，而不是什么专门学问。这种现象的存在与这一学科本身专业化程度低下、学者的专业意识薄弱是分不开的。不少学者本身就不懂得尊重学科的专业分工，一些所谓“知名学者”也常以全才自居，从国际关系到比较政治到世界经济，从美国到欧盟到中东到台湾问题，到处开会演讲上电视当嘉宾，惟其“博大”而失“精深”，因而其高论比起常看“参考消息”爱发议论的出租车司机来似乎也看不出特别高明之处。这种“杂家”的泛滥，这种“学者文人化”、“学术随笔化”[1]造成的后果便是学科专业性的丧失和学术的日趋浅薄，便是外国学者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扎实的新闻作品而非学术著作”[2]，便是学科的地位低下和学者受人鄙薄。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摆脱业余水准就必须从捍卫自己的专业性做起。

近年来中国学界的某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专业意识已有所萌发，偶尔也能听到专家关于强化专业性的呼吁。然而这微弱的声音却引起了一些文人，或“文学中人”或“文学批评家”们（如他们自称）的极大惊恐和强烈愤慨，以为这是“通过科技与学术体制的霸权…压抑非专家的声音”，甚至把它提到剥夺“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公民权利”的高度，上到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纲上。[3]这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杞人忧天和错置的愤怒。提倡专业化的人们没有剥夺任何人对任何事务发表看法的意图和能力，也完全无意否定“杂家”和“通才”们的才华、学识和成就（如我本人之对邓拓、梁厚甫等“报人”便极为敬佩）；他们所呼吁的不过是业内人士务必术有专攻，务必使他们的“专著”有别于业余随笔，使“专家”和“专业”名符其实。除了专业论坛必须提高学术水准把业余随笔挡在门外（他们应有自己的园地）这一点之外，提高专业化对广大“业余专家”们其实并无大碍。这正如提倡加强专业剧团并不妨碍票友们玩票，但业余剧团却不能取代专业剧团同样的道理。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落后的另一明显标志是学界的研究方法陈旧，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哲学和历史方法上，仍处于“前实证”阶段。经验实证方法的引入，是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分水岭。经验实证方法要求在确立因果规律时必须经过严格的、系统的排伪处理，而且因果规律及其理论解释都必须经受经验证据的实证检验，而做到这一点则要求所有命题中的概念都必须可操作。作为对比，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的（即价值判断）和/或思辨的（即从某些先验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或对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其特点是主观性强而命题无法证伪。大量的规范与思辨研究使我们的学术论坛充满了“我认为”、“你认为”的主观见解和主张的“各自表述”，而鲜有能够经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思辨的分析因各人的角度不同而“见仁见智”，无法形成对话；纵有少量以历史归纳的方法去总结客观规律的研究也受制于传统方法不够严密的局限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因果逻辑的弱点（对此爱因斯坦和容格都早有论及），使我国国际关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著述中充满了大而空因而无法操作的概念、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不可证伪的理论命题（因而是非科学命题）。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以至整个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是引进并推广经验实证方法，以促成学科的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在这方面有两点误解需要澄清。一是以为经验实证方法等同于数量分析方法，这使许多“望数生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事实上，经验实证方法的原理完全可以应用在非数量分析上，完全可以在没有数字出现的情况下使我们的研究更符合科学的严密要求。二是有人提出西方学界已有后行为主义潮流对经验实证主义进行否定，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走老路，不去与最新潮流接轨呢？这种想法完全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所处的发展阶段。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在上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革命后迅速转往经验实证方向，至70年代已成为经验实证方法的一统天下。后行为主义正是为了纠正这种过度倾向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在经验实证方法尚未萌芽的中国提倡后行为主义，就好比在饥民中提倡减肥一样不合时宜。

我国国际关系学水平低下的另一显著标志是，在介绍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本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说这些错误“低级”是因为它们涉及的都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只要治学态度稍微认真一点是不会搞错的。例如，一部美国名著译本的译序就把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恩斯特·哈斯说成是他的对立阵营－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把在破除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新现实主义的沃尔兹说成是“坚持传统主义的学者”，还把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基欧汉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说成是“比较集中体现新现实主义观点的著作”。[4] 有意思的是，以上述译著的主校倪世雄先生为第一作者的另一本著作不仅把沃尔兹与传统主义决裂的名著《人、国家与战争》归在传统主义学派代表著作下，而且杜撰出“新现实主义还主张传统主义学派和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的互相渗透、取长补短、融合为一”的神话（沃尔兹曾明确拒绝和批判过传统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方法论，[5] 而且根据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认为调和与互补是不可能的），还自相矛盾地说“学术界有时也将新现实主义称为后行为主义或后传统主义”。不仅如此，该书介绍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节更是错误百出，把新现实主义反对的许多观点说成是它的主张，如“给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以更多的注意”、“力主把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起来”、“为’低级政治‘正名”等等，还把复合相互依存论、国际机制论，世界体系论等批判传统现实主义并因而建立了不同理论范式的理论说成是“不仅修正而且发展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更不用说把它们与根本无法与之并列的“长波新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宇宙政治经济学”（？！）等不伦不类地堆砌在一起都归到了传统现实主义名下。同样把事实搞颠倒了的，是该书还把标志机制主义（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走向成熟的基欧汉《霸权之后》一书说成是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6]  

如果说上述谬误都发生于十几年前因此还情有可原，那么倪先生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和他新近出版的系列教材《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把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搞错，就令人费解了。对于又称结构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而言，政治结构是一个关键概念。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体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为无政府（或无序、无等级）状态而后者为有序的等级社会，而这一区别决定了国内体系的结构由三个要素决定（即组织原则、单位的功能差异和实力分布）而国际体系却只有两个决定因素（组织原则和实力分布），因为无政府状态使国际体系中的单位不可能形成社会分工和功能差异，而只能是“类似单位”（like units），所以国内体系的第二决定因素在国际体系中便消失了（drop out）。[7] 沃尔兹的话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可是倪先生在上述论文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偏说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取决于单位之间的实力的分配。”[8] 在后来出版的教科书中，倪先生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解错误，但他没有没有把原来说过的国际体系的“三个决定因素”更正为两个，反而越描越黑地把沃尔兹定义国际体系时所用的单位层次上的构成即“国家行为体互动”（与此相对立，在体系层次上的构成即为结构）移来充抵本不存在的“第二要素”。[9] 可是这么一来，国际体系的单位层次构成怎么又成了它的体系层次构成－结构－的要素了呢？公平而论，倪世雄先生主持的译著和著述是80年代以来较早在我国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也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也正因为它们的影响很大，尤其在高校中流传很广，其中的谬误也会造成以讹传讹、“误人子弟”的严重后果。

类似这样的“低级错误”在国内的学术刊物和专著中并不少见，这本身就是学术水平低下的表现。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么浅显而又严重的错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居然从未受到批评和更正，这就不仅是水平低下，更还有学风不正的问题。近一、二十年来，随着迅速致富的经济暴发户的大量涌现，迅速成名成家的浮躁心态也在学界蔓延。其结果，一方面是粗制滥造的著述到处泛滥，另一方面则是同行间的廉价吹捧和相互授奖满天飞，惟独少了扎实的学问和严肃的批评。一种很不健康的风气是把正常的学术批评与个人关系扯在一起，形成批评一种观点就会得罪一批人的不正常状态；而在缺乏客观评价机制的中国学界，个人关系对任何学者的学术生涯，从评职称到评奖、从发表作品到申报项目，都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尽管一些有责任心的学者，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和“学术批评网”等民间网站，一再提倡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而响应者终究寥寥的缘故。没有相互砥砺，学问如何长进？少了实话实说的批评，认识又如何去伪存真？一个缺乏严肃批评的学科是难以改变落后局面的。

我国国际关系研究不断在低水平重复、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引起了所有有责任心的中国学者的焦虑，形成了要求改变落后现状的迫切愿望。知不足而思变是好事，是进步的前提。但恰恰在这时要特别警惕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危险。例如有人不甘中国学界总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以为只要打出旗帜、自成一体便可与西方学说平起平坐，不必再戴落后的帽子。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加上非凡的创造性思维才可能取得突破，而不是凭吹牛皮、放大炮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按照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新学说、新范式的创立无不以对旧理论的批判为基础，即所谓不破不立。要破、要批判，首先就得把旧学说弄懂、弄通，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凭空生造出一个什么学派来。在当前浮躁的学术空气下，不少人不肯踏踏实实做学问，只想抄近路、走捷径，急功近利；有人连什么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连什么是理论都没有闹明白，只凭一些与西方不同的观点就虚张声势地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为“XX学派”，其浮躁之心可见一斑，只能贻笑大方。在西方文化主宰的政治学领域，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路来？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拉美学派为我们提供了最佳典范。

拉美学派的兴起是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第三世界学者及其学说从弱势走向强势、从边缘进入主流的唯一成功范例。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很多，但这里我只想讲两条。第一是不要吹牛要实干。“拉美学派”、“依附理论”等名词的出现，不在这一学说诞生之前，而在它成熟之后。这一学派的学者们事前并未发出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的政治理论”的豪言壮语，而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把学问先做出来，在概念、设定、假设、方法、结论等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创见，又经过不断的批评改进，才使其科学性和独创性得到公认，终于奠定该学说在政治学中的一席之地。只是到了这时，“拉美学派”的美称才瓜熟蒂落地应运而生。简言之，拉美学派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第二，拉美学派的学者们都是在西方主流政治学/经济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未在形式上拒绝传统，也从未在表面上一概而论地与旧学说划清界限，而是在对现成理论的继承和批判中萌发出崭新的思想和方法，继而发展成独树一帜的学说。换言之，拉美学派的成功不是来自对传统学说的恐惧和拒斥，而是来自对它们充满自信的利用和驾驭。

我国国际关系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学术规范。首先是专有名词和专业术语的规范问题。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献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引进了不少人名、书名和术语，但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例如英文institutionalism一词，中文就有“机制主义”、“制度主义”、“机构主义”等不同译名；而regime一语，则有“机制”、“制度”、“体制”、“规制”等多种译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恐怕是到了该由学界同仁在某个权威机构或公共平台（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牵头下制定一些行业标准的时候了。另外，缺乏规范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学术作品质量的评价标准和机制。目前在我国只有极个别的学术刊物实行了部分的专家匿名审稿制（又如《世界经济与政治》），但正因为是“部分”，其意义便大打折扣。由于缺乏大家认可的比较权威的标准，所以只好用数量代替质量作为学术成果的衡量标准，这也是粗制滥造作品泛滥的原因之一。希望《世界经济与政治》在这方面带一个好头，尽快实行全面彻底的双匿名审稿制，为学科创立一个规范。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学科缺乏公共学术园地。“学术乃天下公器”，既为公器，当然要有公开发表的园地。在这方面，我国的公共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全国性的有关国际方面的公开刊物不过十来份。这些刊物在各方面依赖国家的扶持（其最大的无形资产是因国家控制而形成的垄断地位），本应成为全国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公开论坛。可是有些主办单位却滥用特权，把国有资源变成了一己私有的“自留地”、“后花园”，使之成为本单位一些人拿学位、评职称、定级别的捷径，或成为一些不够格的作者的习作园地。据不完全统计，有些刊物每年发表本单位研究人员的文章竟占所发文章总数的一半！另一些则占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在这方面仍然是做得最好的，其比例只有10％左右。）这种占山为王、排除异己的做法对于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繁荣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做个不太贴切的类比，如果说因地方割据、壁垒高筑而无法形成统一的通货和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那么因唯我独尊、划地为牢而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和媒介就是学术进步的大忌。

以上只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种种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希望学界同仁各抒己见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对于存在的问题，三缄其口、讳疾忌医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在于直面现实、励行改革。
   
[1]见宣炳善：“人文学者的五大‘文人病’”，《 社会科学报》，　2002年3月28日。
[2]见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国际政治》，2001年第一期。
[3]见李书磊：“一篇读罢头飞雪”，《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五期。
[4]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倪世雄等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5、8页。
[5]例如在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一文中，见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1990, pp 21-37.
[6]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0、24-29页。
[7]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88-101.
[8]见鲁毅等主编：《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363页。
[9]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发表时略有删改;这里发布的是全文。感谢张睿壮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5月20日